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16期，原文標題《龜：異寵之困》，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玩家對異寵品相的追求永無止境。在此驅動下，走私外來物種、盜獵本土野生物種的問題，始終與人工養殖相伴相生。若加之對野味的追求，保護野生種群似乎更變成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16期，原文標題《龜：異寵之困》，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玩家對異寵品相的追求永無止境。在此驅動下，走私外來物種、盜獵本土野生物種的問題，始終與人工養殖相伴相生。若加之對野味的追求，保護野生種群似乎更變成“癡人說夢”。

記者/劉暢

實習記者/肖舒妍

曬太陽的東部箱龜

“文玩”

“養熟了之后，它看著你拿吃的，就朝你跑過來。”胡勰的兩只東部箱龜已“年近而立”，它們雙眼橘紅，頭部金黃，從脖頸、四肢到龜殼，黃黑相間的條紋，仿佛遠古人類創作的巖畫。他養了它們十多年，為它們在家中單獨辟出一個龜舍。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有墊土、有花和一個小水池。它們在陸地上生活，隱蔽在花下，只偶爾戲水。早春三月，兩只龜剛剛從冬眠里蘇醒。

胡勰營造的環境與它們的野外生境類似。東部箱龜原產于美國東部，從堪薩斯州東部、俄克拉荷馬州和得克薩斯州到大西洋沿岸的低洼林地里，都有它們的身影。胡勰自上世紀90年代便開始在動物園里照顧箱龜，了解這個物種。雖然原產地在美國，東部箱龜的生存范圍仍主要集中在溫帶地區，與中國北方類似，很適應大洋彼岸的氣候，飼養難度不高。箱龜因為縮殼時腹甲和背甲能閉合，頭和四肢可以完全藏進殼里的特殊結構，以及像陸龜一樣高聳、飽滿的背甲，在2005年左右終于吸引到剛剛興起的中國異寵界的注意，成為龜友最喜愛的一類龜。

而如同北京的花鳥魚蟲市場往往也是售賣奇石、核桃的場所，它們背后有著相似的邏輯。“異寵來到中國，就被開發出‘文玩’式的玩法，要分出個三六九等。”胡勰告訴本刊，國內異寵界的樂趣之一，是像玩核桃一樣，把東部箱龜的顏色和花紋變成攀比、炫耀的標準。他雖然養得早，自家龜的品相并不算上乘，不過四肢和背甲都有花紋而已。他喜歡飼養過程本身，琢磨如何用自己的知識讓箱龜能在異域順利產蛋、孵卵，他身邊的龜友則有許多在追求品相的路上孜孜不倦。“相比守宮（壁虎）之類的異寵玩家追求品相時，只需看看守宮‘父母’的照片，之后就能配出自己想要的后代的成色，剛出生的箱龜渾身是黑色的，身上的花紋需要等到三四年之后才能完全顯現，有更大的隨機性。一只品相一般的公龜在2000塊錢左右，品相好的母龜則要上萬。”胡勰說。

對龜的喜愛，造就了初階玩家，而對品相的追求在有龜的玩家身上，又催生出源源不斷的需求。相同的模式遍及異寵界。胡勰說，雖自2010年，箱龜在國內的玩家手中繁育成功后，大部分需求在國內自己消化，但畢竟是外來物種，國內已有的箱龜難免近親繁殖，需要不斷地補充野外的箱龜，增加基因多樣性。進口和自我繁育組成一個緊密運轉的引擎。

進口箱龜并不容易。包括東部箱龜在內的大部分箱龜列在《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又稱《華盛頓公約》，簡稱CITES）附錄二中，在中國屬于珍貴、瀕危野生動物，隨意買賣會觸犯刑法。俄克拉荷馬大學博士生王剴的研究課題涉及中美野生動物的貿易，他告訴本刊，按照CITES，除了附錄一中的物種禁止商業貿易外，其他物種都可以正規出口，其中附錄二和附錄三中的物種出口，需要美國一方具有出口資質的個人或企業向海關報關，美國魚類野生動物抽檢合格后，開具合法的文件出口到國內，國內海關抽檢后入關。

根據正規流程，買方收到貨后，拿著種源證明、場地證明、公司執照和自己的身份證明到農業部下屬的漁政部門或林業部門辦理繁育許可證。二選一的情況看似有些奇怪。因為從生物學上看，箱龜作為在陸棲脊椎動物分類之下的爬行動物，又不在水中生活，顯然是陸生動物，依照《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七條的規定，“國務院林業、漁業主管部門分別主管全國陸生、水生野生動物保護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業、漁業主管部門分別主管本行政區域內陸生、水生野生動物”，箱龜與本土龜鱉對應，應歸林業部門管理。但在本土的龜鱉里，因烏龜、中華鱉等水中生活的物種又有許多具有經濟價值，龜鱉類又被劃歸農業部下屬的漁政部門管理、利用。

而據胡勰所知，對養龜人來說，沒有人會選擇林業部門發放的繁殖許可證，因為林業部門的許可證需要嚴格的資質審查和行政許可，理論上關于動物的每一次繁育、死亡、買賣的動態都要審查；而漁政部門的許可證則要寬松得多，動物的動態，只需養殖戶每年上報即可。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異寵玩家并沒有個人的養殖場，不具備資質，且王剴看到的貿易記錄顯示，美國對中國內地沒有合法出口箱龜的記錄，“只有香港地區有，出口數量也非常少，一年一個物種的出口量在30只以下”。

“初始種群全是走私來的。”箱龜玩家何以能夠獲得許可證胡勰不得而知，但他告訴本刊，從香港和臺灣經海運私帶是一種方式，但海路漫長，一般需要一個多月，龜的死亡率高，更多的方式是空運。資料顯示，近兩年來，既有美國曾查獲空乘人員在自己的行李里夾帶箱龜的情況，又有中國留學生因用快遞私運箱龜而被判刑的報道。在中國海關，則屢屢發生海關人員查獲走私販子把箱龜與在CITES名錄之外、可以任意出口的龜混在一起運來的情況。箱龜被裝在飯盒大小、蓋上打了孔的塑料盒子里，與其他類似的盒子封在一個大紙箱里。“漏網之魚”便通過龜販交到玩家手中，處于“民不舉，官不究”的狀態。

“洗白”

箱龜的走私沒有給野外種群帶來過多的影響。胡勰說，美國一方管控嚴格，每年野生箱龜出現在異寵市場上的數量不多，在幾十只左右。在野外也仍然隨處可見東部箱龜的野生個體。但同在CITES附錄二中，中國本土的黃緣閉殼龜，卻在養殖場遍地的情況下，野生種群面臨不斷被“洗白”而瀕臨滅絕的境況。

箱龜在異寵界有“美國黃緣”的名號，二者仿佛鏡像一般。龜的頭和四肢能完全藏進殼里的特性，在美洲曰“箱”，在亞洲則名“閉殼”。黃緣閉殼龜的龜殼通體紅棕似紅木，又像小山一樣隆起，還有黃色的邊緣，頭頸也是金黃色，備受國內外養龜人的青睞。“文玩”的玩法也同樣適用，如今市場上一只稚龜的價格在一兩千元之間，而成龜至少在7000元以上，能夠穩定產蛋，滿足玩家繁育樂趣的成龜更是能達到上萬元。

“黃緣閉殼龜廣泛分布在中國南方丘陵山區的林緣、雜草、灌木中，平時藏在樹底下、石縫里。大約在2000年前后，黃緣閉殼龜開始成為異寵界的至寶。”海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研究生丁達爾告訴本刊，黃緣閉殼龜的養殖場在南方有許多，有養殖龜鱉傳統的兩廣地區尤甚。因為它們常年生活在陸地上，水產養殖中最棘手的水質問題對它們沒有影響，又屬于本地龜，能自然冬眠，對食物又不挑剔，只要能安然活到成年，幾乎很難死亡。因為用于觀賞，剛孵出來的稚龜和成龜都能賣，且價格高昂，河南信陽的一些貧困地區將養殖黃緣閉殼龜作為當地扶貧產業。

丁達爾曾見到，養殖戶圍一個院子，地面鋪上泥土，再挖個水坑，把龜放在院子里，喂它們吃瓜皮和面包蟲。但養殖戶為了“催熟”，會減少龜的冬眠時間，導致龜殼的營養不良，不如野生龜一般顏色艷麗，龜骨骼也跟不上肉的增長速度，使龜顯得肥胖，不能完全縮回殼里。因而野外種群仍是玩家追求的對象。

但像國內所有的龜類研究一樣，缺乏具體的科學調查數據，丁達爾為此曾到野外調查黃緣閉殼龜的野外種群數量。“2016年時，安徽皖南地區四個縣一年能抓85只野生的黃緣閉殼龜。”丁達爾曾跟隨獵戶上山尋龜。他告訴本刊，那些獵戶自打獵犬年幼時，就培養它們辨別黃緣閉殼龜的氣味。進山數日，采山珍的同時，依靠獵犬把藏在樹下的黃緣閉殼龜“咬”出來。因而許多野生的黃緣閉殼龜的背上都有獵狗留下的咬痕，那甚至成了以前玩家鑒定時的一個標準。“獵戶可能許多天都一無所獲，但一只就能賣成千上萬元，他們始終樂此不疲。”

獵戶屬于供應鏈的最末端，各個山頭的獵戶把收來的龜賣給龜販子，龜販子再將龜賣給養殖戶或異寵玩家，黃緣閉殼龜在管理上的混亂暴露在這一系列環節中。由林業部門管還是農業部門管的問題，在東部箱龜不過是走私販個人的抉擇，在黃緣閉殼龜卻顯得生死攸關。

因沒有在1988年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時被列為國家一級、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黃緣閉殼龜被林業部門作為“三有”動物（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動物）管理。飼養它們需要林業部門發放“三有”陸生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在2013年被列入CITES附錄二后，根據中國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它們成為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捕捉野生個體將被視為違法，輕則沒收、罰款，重則判刑。

但與此同時，人工養殖的黃緣閉殼龜因其經濟價值，2011年林業部門退出管理，將其交由以利用資源為目的的農業部門負責，并將其列入《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名錄》。理論上來說，農業部門為養殖戶發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水生野生動物繁育許可證，養殖戶能夠依證飼養和售賣；同時，農業部門還需處理偷獵案件。看起來，獵戶捕獵、販賣的行為已經違法，而持有許可證的養殖戶則是合法的。

即便合法的一方，也面臨兩個部門之間的齟齬。“直到如今，在安徽、江蘇等地，同一市、縣的養殖戶，有的持有水生野生動物人工繁殖許可證，有的持有省林業部門的‘三有’陸生野生動物馴養繁殖許可證。”全國龜鱉養殖專業專家技術委員會主任顧博賢向本刊介紹，遇到相關的案件，林業部門按“省三有”管理，漁業部門按照《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名錄》管理，有的公安部門則按照CITES附錄二辦案。“安徽龜農反映，他們跑到林業局辦理科研項目、扶持基金申請時，林業局說：‘我們只負責省三有陸生野生動物馴養證的發放和行政執法工作，你們這些事要歸漁業部門管理。’而漁業部門的答復是：‘你們是林業局發證的，到林業局去辦。’”

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非法與合法之間的界限本身非常模糊。“雖然黃緣閉殼龜在《人工繁育技術成熟名錄》上，但養殖戶曾親口說，他們無法大規模繁育子二代。”海南師范大學副校長史海濤是丁達爾的導師，國內龜類研究的權威，他告訴本刊，很多養殖戶用野生種群補充養殖數量，而大多數執法者不會分辨黃緣閉殼龜的種類和來源，擁有許可證的養殖戶可以隨意將野生個體“洗白”成人工養殖的個體。而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幾乎所有《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名錄》內的龜鱉類動物之中。

史海濤想到在1988年就已列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的四爪陸龜慘痛的前車之鑒。四爪陸龜分布在新疆，在上世紀60年代，保護區龜多的地方達到每平方公里上萬只的種群數量，“比山上的牛糞還多”。80年代銳減到每平方公里60多只，到90年代，他調查時，已降至每平方公里6只，花幾天時間都難找到一只。但保護區里，收購者從當地牧童那里購買一只四爪陸龜僅花5元錢。它們在繁殖季節喜歡聚集，雄龜之間求偶時的爭斗會發出碰撞聲，交配時會有叫聲，當地人開著拖拉機，騎著摩托很容易發現它們，像撿石頭一樣就能把它們全抓走，幾年間種群就消失殆盡。即使罰沒從國外走私的，放到保護區里也無濟于事。

雖然在疫情的重壓之下，對黃緣閉殼龜的管理將移交給漁業部門，史海濤仍建議未來逐步終止黃緣閉殼龜的人工馴養，乃至《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名錄》內龜鱉類動物的貿易。而黃緣閉殼龜已在步四爪陸龜的后塵，近兩年來，丁達爾在異寵交易市場里沒有發現野生個體，說明該物種在野外幾乎絕跡。

野味文化的挑戰

因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龜鱉類只有12種，僅占中國所有龜鱉類的三分之一，中國的大部分龜鱉都處在盜獵與養殖的旋渦中。黃緣閉殼龜因其觀賞價值高而受關注，而烏龜則因為食用過于聞名，成為龜鱉保護的“燈下黑”。史海濤記得十多年前在一次農業部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的會議上，他與其他成員發生激烈爭執。“由于龜鱉類無一例外都處于瀕危狀態，我極力建議把所有龜鱉類物種都納入國家重點保護動物名錄。領導說，中華鱉和烏龜實在養得太多了，能不能退讓一下，這兩個物種就先不要納入重點保護名錄。”

烏龜被養得多，有其天然的根源，它們自古廣泛分布在中國的江河湖泊中，以至于中國老百姓習慣將任何龜都稱為“烏龜”。實際上它們也是異寵界的寵兒，雖然沒有黃緣閉殼龜昂貴，烏龜因特殊的生理特點，有獨特的玩法。因背甲間的金色紋理，烏龜在市場上普遍被稱為“金線龜”，而雄龜在性成熟后會墨化，變得通體烏黑，連眼球也會變成全黑色。這是它們被稱為“烏龜”的原因，也造成雄龜比雌龜貴得多，墨化程度也成為玩家攀比的標準。

不過，史海濤告訴本刊，在烏龜每年的養殖數量中，只有不到一成作為寵物，絕大部分被用來食用、制成保健品，龜殼則用作傳統的中藥藥材。資料顯示，圍繞這些每年近10萬噸的商品產量，在我國南方，尤其是兩廣地區，分布著大大小小總計近千萬畝的養殖基地，形成養殖、購銷、飲食、加工、出口、觀賞、飼料、科研、旅游、制藥、銀行信貸的產業鏈。烏龜也早已在農業部頒布的《國家重點保護經濟水生動植物資源名錄》之中，保護其種質資源，以期更好地為人所利用。

看似源遠流長的傳統、環環相扣的產業，使之發揚光大的規模養殖卻并非古已有之。“1988年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實際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史海濤說，法律就鼓勵馴養繁殖，“馴養、繁殖成功的企業，還能獲得國家獎勵”。

烏龜的大規模養殖和吃龜的宣傳便同時興起于《野生動物保護法》之后。史海濤向本刊介紹，飼養烏龜不難，本土物種天然適應氣候，只要有水塘，放入些小魚小蝦和龜飼料，不僅五六年后收獲成龜指日可待，未來的后代也有望源源不斷。與養魚相比，價值卻不可同日而語。從與烏龜價值等量齊觀的中華鱉的價格上，便可見一斑。湖南省龜鱉協會的張壽岱說：“甲魚是奢侈品，1985年左右時，豬肉一斤賣一塊五，甲魚能賣6塊。過了10年，甲魚作為補品飆升到一斤700多塊錢，而那時的工薪階層一個月也頂多掙1000塊錢。”

捕獲野生個體卻是人工養殖的先決條件。在張壽岱的家鄉湖南漢壽，上世紀70年代野生中華鱉幾乎被盡數捉到養殖場里。史海濤也記得，他在20多年前調查時，養殖戶對捕捉野生烏龜毫不避諱。與偷獵黃緣閉殼龜背后的動機一樣，對于農戶和養殖戶來說，捕捉野生烏龜的成本比人工養殖的成本小得多，而農戶沒有許可證不能私自販賣，養殖戶收到龜后，不是用于繁殖，就是能夠直接賣掉。“漁民用吊鉤、捕籠抓龜。”史海濤見識過各式各樣的捕捉手段，“他們甚至用電魚的方法。晚上戴著頭燈，背上通電裝置，手拿抄子走進河里，通電裝置發出‘滴滴’的噪聲，不一會兒，翻滾、掙扎的蛙、蛇、龜就出現在漁民周圍，漁民就把它們裝進胸前的筐里。”

然而，因為野味文化的存在，即使人工繁育成熟，也難以斷絕野生個體被捕獲的命運。“中國人把龜視為特別好的山珍，吃過野味的人說，野生的確實比人工養殖的好吃。”史海濤對人們的癖好萬般無奈。他經常到野味市場調查，也曾在“非典”之后，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兩廣地區野生動物市場的調查。身為專家，他從龜身上的痕跡、在人前的狀態，一望即知它們的來源。“有些商販賣野生的龜，為了躲避執法，說是人工養殖的。有些則會把人工養殖的龜零星地擺出來，為了賣高價，對顧客宣稱是野生的，直到執法人員查處，才坦白實情。”

大規模捕捉使得2005年左右野生烏龜便已難覓蹤跡，烏龜也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瀕危物種，收入CITES附錄二中，屬于國家二級重點保護物種，中華鱉則被紅色名錄列為“易危”，與大熊貓同一級別。而在“非典”17年后疫情再起，2月24日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頒布《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后，中華鱉和烏龜作為“三有”動物，似乎將被禁食。但同樣因為牽涉數十萬養殖戶和上下游企業的利益，一周多后，農業農村部澄清，野生水生動物的邊界尚在明確，而列入水生動物的中華鱉和烏龜，按照水生動物管理，仍允許飼養和買賣。

相比每年產業鏈市場近千億規模的中華鱉著實難以撼動，且尚能見到中華鱉的野外個體，史海濤仍希望多年后，人們能夠放下食用烏龜的執念，“畢竟烏龜在中國如此有名，我想調查它們有十多年了，野外卻一個合適的種群也沒見到”。

（文中胡勰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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