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漢蟲杞腎茶多少錢（中國第一個朝代）

夏朝（約前2070年—約前1600年）是中國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世襲制朝代。橙色部分為文獻記載的夏部落活動區域一般認為夏朝是多個部落聯盟或復雜酋邦形式的國家。依據史書記載，夏、商、周三代皆為封建王朝，君主與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個

夏朝（約前2070年—約前1600年）是中國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世襲制朝代。

橙色部分為文獻記載的夏部落活動區域

一般認為夏朝是多個部落聯盟或復雜酋邦形式的國家。依據史書記載，夏、商、周三代皆為封建王朝，君主與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個世襲的氏族封建王朝。夏時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數量的青銅和玉制的禮器，其年代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時代初期。

雖然中國傳統文獻中關于夏朝的記載較多，但由于都成書較晚，且迄今為止又沒有發現公認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證據，如夏朝同時期的文字作為自證物，因此近現代歷史學界一直有人質疑夏朝存在的真實性。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發現的二里頭遺址具備了屬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條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類似殷墟甲骨卜辭的同時期的文字記載，夏朝的存在性始終無法被證實。許多中外歷史學家認為，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遺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遺跡，不過目前仍在尋找確鑿的依據來厘清。

根據史書記載，禹傳位于子啟，改變了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中國近四千年世襲王位之先河。夏代共傳十四朝，十七王，延續約471年，為商朝所滅。夏朝作為中國傳統歷史的第一個王朝，擁有較高的歷史地位，后人常以“華夏”、“諸夏”自稱，使之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考古研究

文獻中對夏朝的記載雖然豐富，但因年代久遠，在考古學方面一直沒有多少突破，又因始終未能找到同時代的文字記載而被學界質疑。自1959年夏，考古學家徐旭生率領小組開始在河南省中西部、山西省南部一帶開展“夏墟”的調查。1953年，在河南登封市唐莊鄉花玉村發現了一處遺址，這便是1960年定名為二里頭文化的首處遺址。隨后，又在豫中西、晉南地區發現了偃師二里頭村、鞏義稍柴村、登封告成鎮、汝州臨汝鎮煤山街道、山西運城夏縣東下馮村等多處類型相似的二里頭文化遺址。其中，因河南偃師二里頭村的遺址最為豐富、典型，故得其名。二里頭文化有以豫西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類型，和以晉南東下馮遺址（山西運城夏縣東下馮村）為代表的東下馮類型。此外又有觀點認為汝州臨汝鎮煤山街道的煤山遺址歸屬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特別類型——煤山類型。這些遺址的地點分布均符合文獻中記載夏人活動的區域，其地層年代介于河南龍山文化與商代早期的二里崗文化缺環之間的五百余年。仰韶、龍山、二里頭、二里崗四個文化在黃河中游區域呈現出文化疊壓的現象。二里頭文化疊壓在商文化之下，龍山、仰韶文化之上。夏朝在文獻中的年代概念便是處于新石器時代末期轉向青銅時代的過渡期。依碳-14放射性定年法，二里頭文化被定于約前2395年至前1625年間。二里頭文化可分為四期，其中第三期內涵尤其豐富。第一期的絕對年代測定為前1620±95年（樹輪校正作前2080年—前1690年），以平底夾砂黑陶和泥質黑陶為典型陶器，另有少量灰陶，紋飾以藍紋為主。一期的盆罐物品造型類似河南龍山晚期遺址出土物品。第二期陶器以灰陶為主黑陶為次，細繩紋居多，藍紋減少。三、四期以夾砂灰陶、泥質灰陶為多，罕見黑陶，粗繩紋首次出現，繩紋幾乎全面代替藍紋。其絕對年代測定為前1245±90年（樹輪校正：前1590年—前1300年），與早商相當。一二期與三四期差異顯著。銅器在第三期首次出現，說明二里頭三、四期文化已步入青銅時代。偃師二里頭遺址三四期層已出土青銅器百余件，一二期則無一件，甚至連紅銅渣都未見到。若認定二里頭一二期為夏文化，《墨子》、《左傳》等寫道夏人“鑄鼎于昆吾”、“鑄鼎象物”等記載未必可信。從出土文物的特征看，一二期近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煤山遺址類型，三四期更接近早商二里崗文化洛達廟期。

仰韶既夏和龍山既夏論點在1950、60年代有了新的考古發現之后未再提出。1960年代隨著多處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現，各分層的歸屬問題開始浮現，或認為是早商文化、先商文化，或認為是夏文化、夏時期文化。其中以鄭州洛達廟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晚期文化的洛達廟類型一度被劃歸早商文化，隨后東干溝、七里鋪、灰嘴等遺址亦被劃歸早商文化。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二里頭文化是早商文化，而偃師二里頭遺址則是湯都西亳。學者們于1977年的登封討論會上就王城崗、二里頭、東下馮三處遺址對二里頭文化的歸屬作出總結。定性“夏文化”為夏王朝時期活動于黃河中下游的夏部族的考古文化遺存，并據此提出四種觀點：二里頭全四期為夏文化；二里頭一二期為夏文化、三四期為早商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一二期為夏文化、三四期為早商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全四期為夏文化。前兩種觀點為主流，而多種觀點一致認為二里頭文化一二期屬夏文化。王玉哲、晁福林等學者認為觀點⑦最有說服力，認為一二期與三四期分別屬于兩個不同部族的文化，而其他觀點無法解釋第二期與第三期文物特征出現的明顯差異。斟酌出土文物的絕對年代可以看出一二期基本處于文獻記載的夏朝中晚期，而三四期已跨入到商朝早期。分析文物特征，第三期文物出現兩種文化因素并存的現象，此時期偃師地區的政治、文化發生過大變革，一種觀點以史籍記載的成湯滅夏作為解釋。認為二里頭文化全四期屬夏文化的學者把二里頭文化看作區別于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崗早商文化的獨特文化。全四期的文化面貌是一脈相承的。二三期間的變革是一種漸變，不是受到外來因素影響的突變，偃師二里頭遺址可能是在第三期才升為都邑，所以興建城郭。絕對年代跨入早商的第四期被解釋作夏文化在商初的遺留。二里頭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在中國學術界已經達成共識，且二里頭的第一期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又普遍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夏都斟鄩。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根據地域分作晉南三里橋、豫西王灣、豫東王油坊、豫北大寒四種類型，其中豫西王灣類型直接疊壓在二里頭一、二期文化遺址之下，二者的文化內涵之聯系十分密切，二里頭一、二期應系由龍山文化王灣類型直接發展而來。杜金鵬認為在二里頭二期文化晚期，突然爆發了大規模的遠距離遷徒，其后的三、四期較前二期分布更廣，二里頭后期文化的傳播地點又與桀奔南巢、桀子遷北的記載吻合，非事出偶然，應與夏商之際夏人的遷徒相關。二里頭一期的文化面貌不同于后三期，一期本身持續時間不長，夏文化應該還包括相似的河南或中原的龍山文化晚期，其中豫西龍山文化晚期的遺址主要分布于洛陽平原，與二里頭一期文化遺址的分布相符，二者的考古學年代總跨約四百八十年左右，與《竹書紀年》記載夏積年四百七十一年相近。1980年代初，孫華等認為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尚有約百年的缺環，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文化特征仍然處于原始氏族部落階段，并沒有國家形成的跡象，可能只有豫西類型的其中一種屬于夏部族的先夏文化。二里崗文化下層是二里頭文化四期的衍生文化，是屬于繼夏興起的早商文化，只有其前的二里頭文化一至三期屬于夏文化。19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新密市發現新砦遺址，隨后又在附近發現類型相似的遺址，從而彌補了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一期之間的文化空白，被稱作二里頭文化的新砦期，其下又分作早晚二期，使得二里頭文化的分期增加至六期。新砦期文化的文化遺存的特征介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與二里頭文化之間，沿襲關系非常明顯，是二者的文化過渡期。1983年發現的偃師商城始建于二里頭文化第四期，距離二里頭遺址僅6公里，可以算是夏衰商興的表現，所以夏商的分界線應當在三、四期之間，前三期與新砦期屬于夏文化，而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王城崗遺址可能是最早的夏文化的遺存。

分布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在陶器制作方面與二里頭文化有諸多相似之處，疑是夏代的方國文明。而山東的岳石文化與二里頭、二里崗文化截然不同，一般認為屬于東夷文化。一般認為分布于濮水、漳水流域的下七垣文化是先商的遺存，二里崗文化是早商的遺存。

夏代文字

據文獻記載中國最早的文字始于黃帝時期的倉頡造字，但根據考古學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字為盤庚遷殷后的商朝文字，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殷墟的甲骨文字是一套發達的文字表述系統，至今發現有五千余字，其中解讀約三分之一。漢字作為一種象形文字，成字年代理應較早，甲骨文字前必有一套更為原始的文字表述系統，只是目前尚未發現。中國境內在新石器時期就有繪刻于陶器上的陶紋]出現。這種紋飾的形狀有許多類似后期的文字，疑是象形文字的原始雛形。一些陶罐器皿表面繪刻“一”、“二”、“三”、“?”、“×”、“個”、“十”、“∧”等簡單數字符號，可能用于標示罐器容量。二里頭遺址發現陶紋符號二十四種，或許是一種原始文字。由于這些陶紋多以單字出現，沒有構成語句，所以無法肯定它是用來表示語素的正統文字。

《左傳·哀公十八年》引自《尚書·夏書》記載“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講述夏后有專司占卜卜筮的官員——官占。占卜時，先由官占發布命龜之辭，向天神表達祈求的意愿，而后再用龜甲進行卜筮，描述的做法近似晚商殷人的習慣，若這段記載屬實，那么夏人可能有過類似殷人《卜辭》的甲骨文字。然而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卜骨只灼不刻，尚未發現類似殷墟卜辭的文字跡象。徐中舒認為漢文字濫觴于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其后被殷商繼承，而黃河中游的夏文化并沒有同時期使用的文字，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的卜骨上沒有發現文字便是默證。

《史記》乃西漢作品，其中記述最早的夏殷二朝在其成書年代，已覆亡逾千年。太史公司馬遷稱商朝為“殷”，但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殷”字出現的次數不是很多，而殷人自稱“大邑商”卻很頻繁，“殷”可能是商的諸侯國和方國根據商朝最后的都城所在地而附上的他稱，而“夏”則應為周人附稱。太史公引用的文獻應當也是周人所作。現夏人的自稱已佚，亦不明殷人是否另外附予夏人他稱，在卜辭的記載中可能使用了別稱稱呼夏族。

洪水傳說

從吉爾伽美什到諾亞方舟，大洪水是世界諸多民族遠古傳說中共有的成分。鯀禹治水是洪水傳說的中國版本，整個治水過程改變了黃河中下游文明的格局，為中國進入國家文明提供了契機與條件。大約在公元前24世紀至前22世紀，北半球氣候大幅降溫。文獻記載舜派禹伐三苗時，“夏有冰……五谷變化”，氣候異常。前22、前21世紀交替時，氣候突變，普遍轉暖，游牧文明逐漸轉向定居的農業生產。溫度上升加速了冰川的融化，北半球許多河流的中下游聚居區域發生洪災。根據地質學研究，黃河在公元前2050±150年有過一次大變道，由東流（山東入海）轉為北流（河北、天津入海）。這次洪水泛濫影響到中下游諸多互不相干的氏族部落，治水需要一個諸族聽命的中央權力來指導，于是鯀、禹被舉薦。他們來自洪水影響相對小的中游地區。治水成功后，夏后氏不僅沒有放棄非常時期授予的權力，反而集中權力建立王朝。這次洪水可能延續了一、二百年，居于下游的商部族首領冥，在夏朝中期還曾在治水過程中喪命。豫西、晉南的河南龍山文化在二里頭文化中得到了延續，而洪水前興盛的山東龍山文化在此時衰落，甚至出現文化倒退。史前洪水發生的真實性從側面證實了夏朝前夕的歷史，同時也揭露了鯀禹治水記載中的一些可疑之處。文獻歸結鯀治水的失敗在于堙障，而禹的成功在于疏導，但是堵障洪水是一貫的抗洪舉措，不至于使鯀被殛死。屈原質疑，“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盡何歷？鯀何所營？禹何所成？”，無解大禹是如何制服洪水的。疏通九川，開辟九州等浩大工程非人力所及，這種千年一遇的大洪水即便在現代也難以控制，很難相信禹是僅靠疏導河流制服洪水的。大禹在位時，氣候好轉，季風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復，各大河流完成改道，洪災自然也隨著氣候的改善而減少，這可能更接近于事實。

2016年7月“科學”期刊刊登論文，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系教授吳慶龍和普度大學教授葛蘭杰聯合研究，表明公元前1920年左右青海省地區有過大地震引發的山崩，之后堰塞湖阻斷黃河，幾個月后積水滿溢時潰堤，導致大洪水，為禍下游2000公里，洪水高出現代河水位達38米。所以大禹年代大洪水是可能存在的，只是年代后推并非是一般認知的五六千年以上而是四千年左右為大禹時代，那時若有一人帶領眾人疏導河水求取生路，最后取得政治領導權是有可能的。而所謂的疏導可能也并非神話夸大的改道黃河或大支流，而是在當時有限人口的居住區周圍開導水的溝渠網。

淵源

據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現過夏部族與周圍其他部族之間爭奪聯盟首領的頻繁戰爭。夏部族大約是在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顓頊以后逐漸興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獻均把夏部族追溯到顓頊。其中《史記·夏本紀》與《大戴禮記·帝系》稱鯀為顓頊之子，但還有某些文獻說鯀是顓頊的五世孫。這些文獻表明，夏部族很有可能是顓頊部落的一支后裔。一說夏部落起源于川甘青三省交界處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脈一帶，而后逐漸沿隨古漢水上游，經過渭水中下游東遷至晉南、豫西伊洛流域。

史記中記載，禹出西羌，所以夏朝可能源自羌族部落。

鯀禹治水

最早有文獻記載的一位夏氏族成員是鯀。《國語·周語》中說鯀作為夏部族的首領被封在崇，故被稱為“崇伯鯀”。之后禹繼承了鯀，為“崇伯禹”。這表明夏族早期活動于崇山附近。當時河水泛濫，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聯盟，鯀被四岳推選領導治水，歷時九年而最終失敗。治水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不善于團結部人及其他部落。《尚書·堯典》記載，堯最初認為鯀方命圮族、毀敗善類而反對鯀領導治水，說明鯀在領導治水時，有不少部落對他不滿。《尚書·洪范》與《國語·魯語》中又提到“鯀障洪水”，說明鯀治水的方法主要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或許這亦是鯀治水九年失敗的原因之一。鯀治水失敗后，被殛死于東方黃海海濱的羽山。

手持耒耜之大禹治水圖

禹是鯀的兒子，鯀死后，禹受舜任命，繼任治水的工作。禹改進其父的治水方法，疏導河流，團結各部落的族人，終于將洪水治平。《史記·夏本紀》記載禹治水時“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后世傳頌，治水過程可能也促進了各部落族人的團結。《孟子·滕文公》提到了禹的治水方法：“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禹亦倡導農業，強調“躬耕而有天下。”《韓非子·五蠹》贊禹“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

大禹像（宋·馬麟繪）

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進農業生產，夏部族勢力增強。隨后舜又派禹去討伐三苗。禹屢次擊敗三苗，將三苗驅趕到丹江與漢水流域，鞏固了君權。《墨子·非攻》中說道禹克三苗后，“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可以說明禹在治水與討伐三苗勝利后，夏部族已成為部族聯盟首領。舜把帝位禪讓給禹，禹在涂山召集部落會盟，再次征討三苗。據《左傳》記載“執玉帛者萬國”參加了涂山會盟，可見夏部落的號召力。有一次在會稽部落會盟時，防風氏首領遲到而被禹所處死。古文獻中亦記載禹以諸侯部落路途的遠近來分別納貢約多少，可見夏氏族對其周邊部落經濟上的控制。禹曾推舉東方頗有威望的偃姓首領皋陶為繼承人，以示對傳統禪讓制的尊重。然而皋陶沒有等及禪讓，比禹早逝。禹又命東夷首領益為繼承人，然而有很多部落都不擁戴，反而擁戴禹的兒子啟。

家天下

禹死后，益沒有得到權位，反而在民眾的擁護下，啟得到了權位。關于這一段歷史的記載不一。《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稱，益即位后，啟殺益而奪得君位。另一說益繼位后，有些部族并沒有臣服益，而擁護啟，并對益的部族展開戰爭，最后啟勝而奪得權位。之后益率領著東夷聯盟討伐啟。經過幾年的斗爭后，啟確立了他在部族聯盟中的首領地位。先秦文獻記載此事的共同點就是“公天下”變成“家天下”，中國中原地區從此出現“國家”的概念。這便是不少歷史學家所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世襲王朝夏朝的起始。隨后不少傾向禪讓傳統的部族質疑啟的權位。啟都郊外的有扈氏仗義起兵，率領部族聯盟向啟都討伐，與啟軍大戰于甘。戰前啟稱他的權位是“恭行天”的，這便是之后周朝天子論的雛形。啟擁有中原民眾的贊同，在人數方面占有絕大優勢，最終擊敗有扈氏，罰貶做牧奴。這兩次勝利代表中原地區的主流社會觀念已從原始的禪讓制度轉向了世襲制度。

夏氏族原姓姒，但從啟開始改用國名“夏”為姓。同時啟不再使用伯這個稱號而改用后，即“夏后啟”。啟能歌善舞，常常舉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鈞臺，此即鈞臺之享，還在“天穆之野”表演歌舞。《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載到啟在舞蹈時“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甚至有些文獻傳說啟曾經上天取樂舞。中國古老的樂舞文獻《九辯》、《九歌》與《九招》均稱啟為其原作者。啟統治期間，其子武觀時常作亂。《韓非子·說疑》說他“害國傷民敗法”，最終被誅殺。除了夏氏族內部的糾紛，為爭奪部落聯盟的權威，亦常常與東夷作戰。

夏王啟

太康失國

夏啟死后，其子太康繼承后位。太康只顧游玩，不理政事，在位期間，夏部族權威削弱，東夷族太昊與少昊部落趁機西進。東夷部落有位善射的首領羿。羿率軍從東夷屬地鉏遷至夏后氏的屬地窮石，與當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窮氏。羿在夏民的擁護下奪得了夏政。隨之太康投奔斟鄩的斟鄩氏。

羿奪得權位后并沒有稱王，而是把太康之弟中康立為王。但事實上國事全由羿來治理。此舉引起不少部落的不滿。其中主持天象活動的和氏與羲氏公開反對。羿說他們廢時亂日，派胤率兵討伐羲和二氏，戰前作誓師辭《胤征》，在戰中取勝。

中康死后，其子相繼位。隨后投奔與夏同姓的斟鄩、斟灌二氏。從此，羿獨承王位。羿好射獵，不善治理，得權后，他像太康一樣，好狩獵而荒廢國事。他廢棄武羅、伯困、龍圉等忠臣，重用被伯明氏驅逐的不孝子弟寒浞。寒浞年少時因造謠惑眾被伯明氏君主所逐，后被有窮氏首領羿收養，成為有窮氏的一員，得到重用。寒浞勢力日益強大，后來趁羿在外射獵的機會將羿及其家人殺掉，霸其權、奪其妻，生下豷、澆二子。寒浞把戈封給了他的兒子豷，把過封給了他的另一個兒子澆。澆受父命率兵先后滅掉親夏的斟灌氏與斟鄩氏，殺了在斟鄩躲避的相。相的妻子緡當時已懷下相的兒子，她從墻洞逃走至其母親有仍氏家里避難，不久生下遺腹子少康。

少康中興

少康長大后，為有仍氏牧正。澆聞訊后，派人追殺有仍氏，少康無奈投奔有虞氏（舜之后裔），作了庖正。有虞氏首領虞思膝下無子，僅有二女。他將二女許配少康，賜給他田一成、眾一旅，并把綸邑交由少康管理。少康以綸邑為根據地組織余下的夏族民眾，設官分職。派女艾到澆廷中密探，準備恢復夏室。此時，躲避在有鬲氏的夏室遺臣靡得知少康準備奪回政權，親自帶領斟灌、斟鄩氏的殘余民眾與少康會師，聯合擊敗了寒浞。復立少康為夏后。而后少康滅澆于過，又派他的兒子杼滅豷于戈。至此，控制中原三代四后近百年的東夷有窮氏覆滅，結束了四十載的“無王”時期。夏由此復國，后世稱“少康中興”。通過太康失國至少康中興的這段敘史可以看到夏后氏平定中原方國部落（尤其是東夷部落）的歷程。

少康之子杼繼承后位。他了解東夷對夏王室的不滿，為了鞏固在東方的勢力，他把都城從原東遷至老丘。他重視發展武器和制造兵甲。文獻中常常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說法。他還派人討伐東南沿海地區的東夷（今山東南部、安徽東部、江蘇一帶）。傳說其獲取了吉祥物九尾狐。夏朝的版圖在杼的統治下擴張到了東海（今黃海）之濱。杼在位期間是夏朝最昌盛的時期。夏人對杼格外尊重，為杼舉行過“報祭”。《國語·魯語》說道“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認為杼全面地繼承了禹的事業。

杼之子槐在位時，東夷部落與華夏部落開始和平共處。其中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居于淮河、泗水流域的九個部落（即九夷）通常向夏后納貢祝賀。槐逝后，其子芒繼位。芒逝后，其子泄繼位。這期間東夷部落與華夏部落逐漸同化。泄在位期間東夷部落已基本同化，于是他開始向西方發展。同時，他開始對順從夏室的方國部落封土封號。這便是數世紀后諸侯制的起始。泄逝后，其子不降繼位。他曾多次率兵征討西方的九苑。

商湯滅桀

不降年邁時，內禪于其弟扃。扃逝，其子廑繼位。廑繼位后不久便病死，其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繼位。他改變夏禮中祭祀祖宗的傳統，開始祭祀天帝。《史記·夏本紀》記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不少方國部落開始對夏室不滿，但華夏部落與東夷部落的關系仍然友好。這有可能因為東夷部落與華夏部落的同化度較高。夏后氏自孔甲開始日趨衰落。孔甲逝，其子皋繼位。皋逝，其子發繼位。這段期間，方國部落與夏室的關系惡化，氏族內部的糾紛也激烈化。從孔甲經皋與發，至履癸（別名夏桀）內亂不止。

手持戟、把女仆當椅凳坐的桀

發逝后，其子履癸桀繼位。桀善武，《史記·律書》記載：桀“手搏豺狼，足追四馬”。桀在位期間，夏室與方國部落的關系已經破裂。給夏上貢的部落不斷減少。桀因此常常討伐不順從的部落。古文獻中說桀貪色，他在擊敗某個部落后會從部落中挑選出鐘愛的女子作為妃子。《國語·晉語》提到的有施氏，《竹書紀年》提到的岷山氏、末喜氏均遭此下場。其中末喜氏的妃子妺喜早已與伊尹結好，桀卻在洛把她奪走，伊尹憤怒中投奔商湯。桀的屢次征伐也惹怒了不少較有權威的部族。有緡氏因不服從桀而被滅。活動于今山東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族正在這夏亂期間興旺了起來。桀又因商不服的借口討伐商首領湯并敗之。湯被囚禁于夏臺，隨后獲釋。除了夏室對外關系惡化外，文獻中還提到桀在廷內用人失當。

桀只顧享樂不顧民間疾苦。傳說夏民詛咒桀早日歸天，桀聽聞笑說自己是天上的太陽，太陽不死，他也死不了，夏民便指著太陽，責問太陽何時破滅，情愿與之同歸于盡。大約在前17世紀末前16世紀初，商部族首領湯，利用夏民恨桀的心理，聯盟方國部落討伐桀。滅了親夏部族韋、顧、昆吾后與桀開戰。湯的勢力大，桀抵擋不過，且戰且逃，最終戰敗于有娀氏舊址。桀逃至鳴條，湯追之，展開了大戰。桀再次被擊敗，被湯放逐于歷山，與末喜氏同居，最后跑到了南巢之山，并死于該處。《淮南子·修務訓》所載稍有不同，說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在后世的傳說中，夏后桀被描寫成一代暴君，后人常將夏后桀與商紂王、周厲王和周幽王四個禍國殃民的暴君并稱，但在較早的文獻中關于桀的記載甚為簡略。《尚書·湯誓》記載商湯伐桀時舉說桀的罪狀只是“率遏眾力，率割夏邑”。鳴條之戰，夏室被推翻，在方國部落的支持下湯在亳稱“王”，建立商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朝代更替。中國的首個世襲制政權，夏朝，傳十四世、十七君，歷時四百七十一年，于前17世紀末、前16世紀初滅亡。

后裔

夏滅亡后，剩余勢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還有兩支分別向南方、北方遷移。桀帶著不少夏部落的民眾從歷山南遷至南巢，這便是南支。北支進入蒙古草原，與當地諸部落融合，有人認為這便是后人所稱的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載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括地譜》更詳細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徒（即北原游牧民族），中國謂之匈奴。”商湯王因帝寧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貴族于杞國，以奉祀宗廟祖先。《史記·陳杞世家》載夏裔在“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滅商為王之后，封大禹的后裔東樓公于杞地，延續杞國國祚，主管對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為崇尚夏禮，還特意去杞國訪問考察。在浙江紹興會稽山禹陵村，夏禹姒姓后代世代為禹守陵至今。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認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戰敗后的夏。根據卜辭記載，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個強大方國，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長期征討的對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設大型城邑“唐”，鎮壓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變的記載。周初，成王封晉國始君唐叔虞于此。

國號

夏朝歷史上慣稱為“夏”。關于“夏”字的名義來源學界主要有十種說法，其中較為可信的觀點認為“夏”為夏族圖騰的象形字。司馬遷記載“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個氏族組成的部落的名號，以“夏后”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為國號。唐張守節則認為“夏”是大禹受封在陽翟為“夏伯”后而得名。又說，“夏”是從“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變為部落名，再成為國號。

勢力范圍及行政區劃

夏朝是部落城邦聯盟到封建國家的過渡期，因此沒有明確的疆域，夏氏族與其他部落城邦的關系很多就像是宗主國與朝貢國一樣，但又有些方國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諸侯國，故僅能以勢力范圍來表示其影響力。夏部落的十一支姒姓氏族與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緣上有宗法關系，政治上有分封關系，經濟上有貢賦關系，大致構成夏王朝的核心領土范圍。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東至河南省、山東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處，南達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這個區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師、登封、新密、禹州一帶。當時夏的勢力延伸到黃河南北，甚至長江流域。夏朝早期，夏部落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內地區活動，沿汾水、河水向東南方向遷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國語·周語上》謂，“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見伊洛河水對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

傳說中的九州

禹貢九州圖（圖上方指向西方）

九州地圖重制版

根據《尚書·禹貢》記載，夏朝的行政區劃采行九州制，大禹治水成功后，將中土分作冀、兗、青、徐、豫、揚、荊、梁、雍九州，又從九州攫取金屬石礦，鑄造九鼎作為國家權利的象征，因此“九州”成為中國國家的代名詞，而“定鼎”意指建立政權。《禹貢》九州的內部劃分可能如下：

一、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貢道必經之處。今山西、河北省境、遼寧西部。

二、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今山東西部、河北東南角。

三、青州，浮于汶，達于濟。今泰山以東之山東半島。

四、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蘇、安徽以及山東南部。

五、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蘇、安徽、浙江、江西。

六、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南之湖南以及江西西北端。

七、豫州，浮于洛，達于河。今河南、湖北北部、陜西東南、山東西南角。

八、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今四川以及陜西、甘肅南端。

九、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今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東北部。

近代有學者認為九州托名為大禹之為事，其實是戰國時人對天下區劃的臆測，夏代國家處于萌芽階段，政治輻射一般不出都邑腹地，京畿之外通過氏族制的封邦建國以及通婚結盟達成關系。因為領域狹小，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由單一的中央政權劃分政區。

但遂公盨的發現，令大禹治水的文字記載從春秋時期提早至西周時期，現代學者認為禹貢的底本可以上溯至舜禹時期。

都城

遠古時期尚未有明確的都邑概念。社會處于半畜牧游獵、半農耕定居的階段，夏部族民隨同首領以及族中壯丁遷移。耗盡當地的資源后便遷移他地，不常駐一處。夏后的居地稱作“大邑”或“夏邑”，這是國家首都的原始概念。文獻記載夏族首領先后定居大夏、夏墟、高密、陽城、陽翟、晉陽、平陽、冀、安邑、夏邑、斟鄩、帝丘、綸、原、老丘、西河、河南等十七處。這些都邑的具體地望均已然無從考證，其中可能有一些為同一城邑之別名。

政治體制

夏時期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一些代表性的國家機構與制度。夏朝的國家機構直接來源于部落聯盟機構，其特征為：

國家直接管轄的范圍僅限于本氏族內部。超出夏后氏本部落之外，其他部落首領在自己的領地上，享有較為獨立的管理權和統治權；對于夏后，他們則以臣服和納貢的方式，表示其相互關系。

在政權形式及管理制度方面，具有專制、民主二重性，表明了國家制度開始由氏族民主政體向君主政體過渡。

當時存在著以夏王朝夏后氏為核心的方國部落聯盟，這些方國部落都是在夏后氏的氏族封建制度下形成，而后與夏后保持一定關系并得到夏后的保護。《詩經》在講述湯與桀的戰爭時道，“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說夏后的封國豕韋氏和顧氏協同昆吾氏、夏后氏參與戰爭。而東夷族有窮氏的后羿能夠“因夏民以代夏政”，亦可見有窮氏與夏后氏親近的關系。文獻記載中將太康失國與少康復國的原因歸結于太康、相、寒浞三君常日在外巡獵，不恤民事，然而夏朝前期農業尚不發達，原始社會的捕獵任務全由部落內部的強丁壯男承擔，君主在外打獵應屬正常的生產活動，不會是喪權失國的主要原因。夏朝初期存在著夏部落與非夏部落犬牙交錯的雜居景象，族群之間的斗爭連綿不斷。夏部落最大的威脅來自東方的夷部落，如此二個大部落展開了百余年激烈的夷夏之爭，在杼、槐之際才拉下帷幕。太康失國至少康復國整整四十年的“無王”時期證明東夷族此時勢力的強盛，也反映夏后政權的基礎并不扎實。身為東夷部落的羿，能夠獲得夏民的同意，通過驅趕太康的形式，奪得夏后權位，這其中仍存有“衰德而代之”的原始社會的民主禪讓特征。

太康失國后，少康曾一度投奔舜之后裔，有虞氏。有虞氏首領虞思秉著思夏之德，額外照顧年輕的少康，賜予二女、田一成、眾一旅，并將綸邑轉交給少康治理，這使得少康在困難關頭得一立足之地。然而有虞氏與夏后氏并無直接血緣關系，只是少康的五世祖禹曾被虞舜推薦為部落聯盟共主，而后禹又破禪讓禮傳位于子。五世后的有虞氏首領似乎并沒有顧及往過，轉而大力支持夏后氏的傳子制，這表明夏后氏的臣屬部落開始認可夏部落的“家天下”統治，認為夏后氏的統治才是正統的。

夏后政權建立的國家是個原始的雛形國家，因其生產力低下、政治機構不完善、交通系統落后，所以夏后的勢力局限于百十里內的王畿地區。夏畿以外的地區只能通過結盟和好的方式維持影響。這種局勢是夏、商、西周，上古三代共有的國家特征。

官職體系

《禮記·祭義》言，“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反映夏人對官位的重視，也從側面說明夏代的職官已有明顯的高低等級區別。后期文獻中也提供了夏時已設大小官職的線索。《尚書·甘誓》的“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和《墨子·明鬼》的“左右六人”中指的六事之人、六卿、六人，可能是類似周時的六卿，夏后左右掌管國家事務的六位大官。《禮記·明堂位》提到的“夏后氏官百”則是六事之人的下屬官員。官百之“百”指數多，并非整數，但關于百官職位的記載寥寥無幾。夏時官職多稱“正”，有掌管畜牧牲畜的牧正，掌管烹飪廚事的庖正，和專司造車的車正。“正”官下面還存在稱作“工”的小吏。《夏書》載，“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夏后向四處巡征詩歌和意見的官員稱作“遒人”。《夏書》又載，“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講述發生日食的時候，有“瞀”官擊打大鼓以示于眾，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遒人”、“瞀”、“嗇夫”應該都屬于“工”級的小吏。夏后可能還有專司占卜卜筮的“官占”。《墨子·耕柱》記載夏后啟鑄造陶鼎于昆吾時曾通過他的卜官，翁難乙，求問天神。九州的五服貢賦是夏后氏的主要經濟來源，“夏后氏官百”中當有諸多官員專司賦役征收事務。《尚書·夏書》中有關于設官分職過程的概述，載道“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刑法制度

古文獻記載夏時期已具備較完善的刑法制度。《尚書·呂刑》中說道“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便是指周穆王將夏朝的《贖刑》作為制定周國刑法制度——《呂刑》的重要參考。而文中提到的《贖刑》很可能與《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的《禹刑》實為一物。然《贖刑》、《禹刑》是否為夏之刑法，具體內容如何，今已無可考。《左傳》中引述《夏書》中關于夏時刑法載“昏、墨、賊，殺”，指觸犯昏、墨、賊這三種罪過的人要判死刑。晉國叔向稱這種刑法為“皋陶之刑”。雖然死刑觀念應在新石器時代早已產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個將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夏后槐的“圜土”、商湯被夏桀囚禁的“夏臺”便是夏時的監獄，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圜土是一種原始的監獄，在地下刨挖圓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籬笆圈圍土牢。《大禹謨》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評價夏后立刑法是對民眾進行治理的一種手段。

軍事制度

夏朝軍事制度的具體情況因史料匱乏， 難以考證，只得從戰爭史中窺視夏朝的軍事制度。《甘誓》啟與有扈氏的戰爭的敘述中提到夏后召令六卿，六卿是六路軍隊之將領的統稱，六卿各領一軍，夏后擁有最高軍權，指揮六卿，可見夏時已有軍權集中的制度。《甘誓》記載了夏后啟在準備討伐有扈氏時發布的動員令，此乃中國歷史最早的軍法記載。是篇謂，“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反映啟時的軍法還是相當嚴厲的。 《司馬法·天子之義》載，“旗，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似乎說明夏后的軍隊在戰場上有旗手使用黑旗指揮， 其兵卒以日月章符彼此識別。

結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可知夏代有車兵和步兵兩個兵種，當時還沒有騎兵。夏時已有木制的馬戰車，車上的兵士分為左、右、御，御者駕馭戰車、指揮作戰，左右二排兵士守護御者。但就遠古的生產力而言，馬車的制造極為有限，只可供夏后或上級將領指揮使用，車兵也不會是戰場上的主力。步兵是夏代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當時兵農合一，沒有將軍隊職業化，和平時期從事正常的農業、畜牧活動，在戰爭時期變成軍事力量。遠古兵器出自生產勞動工具，多數器件具有戰爭和勞動的雙重用途。根據二里頭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夏代兵器以木、石、骨制兵器為大宗，另在三期以后發現少許青銅兵器。木制兵器以殳、棒、弓為主，因木胎易腐，殘存器件較少。石制兵器種類很多，以石斧、石鉞、石戈、石球、石制箭鏃、石制矛頭為代表。骨蚌多用于箭鏃制作，以及用于增強木殳、木棒殺傷力的輔助物。三期以后出現青銅兵器，但一直處于少數，可能供應夏后、將領以及社會上層人士佩戴。此外還有青銅和玉石制作的禮儀兵器作為貴族的隨葬品。

人口

夏朝的人口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由于年代久遠，只得通過數學推擬進行研究。劉昭曾為《后漢書·郡國志一》補注，引用皇甫謐之《帝王世紀》道，“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實際是皇甫謐根據秦漢西晉的人口逆推計算得出的數字。現代學者宋鎮豪根據少康割據綸邑時“有眾一旅”以及杜預注解“五百人為旅”的記載進行推算，認為五百人只是可出動的兵數，加入老弱婦孺則綸邑應有人口1500至2500人，權當是一個夏代中小型城邑的人口數目。然而“眾一旅”未必是一個明確的數量單位，更可能理解為“一群人”的意思，這只能說明少康時期已經有了一定人口數量的概念。但由于沒有傳世于今的文獻記載，即便夏時存在過人口調查的制度，目前也還無法討論。人口統計只有在具體空間范圍的限制下才有意義，而目前尚無法對夏朝的具體勢力范圍作出精確的復原，所以還不好探討逆推得出的數目與全部人口數目的關系。《尚書大傳·虞傳》講述舜時，“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漢鄭玄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王育民據此按每家五口人計算虞夏之際有432萬戶、216萬人。最后還有利用二里頭文化遺址考古調查進行的推算。宋鎮豪統計高于五千居民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人口的有一座，三千人口的有四座，一、二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樣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至1800人，如此估計總人口在240至270萬之間。

社會

夏朝處于氏族部落過渡到君主國家的萌芽期，古代禮學家劃定夏朝為“大同”時期的終結、“小康”時期的開端。《禮記·禮運》一篇全面地描述了從禹開始的小康社會面貌，大同時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關于小康時期是篇謂，“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講述禹啟之際“公天下”變作“家天下”，不傳賢而傳于子。遠古的這次嬗變是中國社會政治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其主要成因在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的物質生產形式的飛速發展。在多余物品產量增長的同時，氏族貴族的權利一同升漲，伴隨著的是氏族內部矛盾的激化與少數上層貴族對物質財富的壟斷。這種情況下，氏族部落內的原始民主禪讓制度無法適應新的社會形勢，而被君主世襲制取代。世襲制導致氏族、胞族內部的權力爭奪競爭，遂而出現軍事事務。這種情況應早在舜禹時期便已構成問題，所以禹才會破例禪位于子。或說禹先讓給年邁的皋陶，又讓于不得民心的益，對于這種作為戰國時人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

《禮記·檀弓下》謂，“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又謂，“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夏之前的舜時期實行禪位制度，君主以德相讓，進而重視人的德性。夏亡后的殷商時期生產力大為提高，剩余產品普及民戶，人民開始重視對財富的積累。夏時期處于原始氏族社會與世襲封建社會的過渡期，社會上下形成等級觀念，人的價值逐漸以他在社會的等級高低定位，而這個社會級別又以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方式世襲相傳。一個人在社會中得到的禮節待遇，根據的是他的社會等級，而不是他的德性情操。夏朝處于新石器時代的后期與青銅時代的過渡階段，社會生活在生產技術的提高與中央集權的落實的同時有了質的變化。

農業

在夏代，農業文明有較大的發展。《論語·泰伯》載禹“盡力乎溝洫”，變水災為水利，服務農耕。其實水利技術的應用是黃河流域人民在勞動實踐過程中慢慢積累開發出來的，并非大禹一人所為。傳說禹的大臣儀狄開始釀造酒，夏后少康又發明了秫酒的釀造方法。新石器時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龍山文化就有了釀酒的習慣，到了生產力更強的夏代，釀好酒、飲好酒變成了一種權力和財力的象征。古文獻中記載到的“杜康造酒”、“儀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傳說都可以佐證酒在這個時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時期的酒均為度數不高的糧食酒，并不濃烈。《禮記·玉藻》中記載古人飲酒飲三爵后依然肅靜腦明。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探索出農事季節的規律，現代仍舊流行的有時稱為夏歷的農歷可能是在夏代編成的。畜牧業有一定發展，還有一些專門從事畜牧業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戰敗后，被貶為牧奴從事畜牧工作。三代庶民的主食是由各類谷物做成的粥飯。將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濃粥食用，社會上層則多食干飯，偶食青菜。只有在舉行大型的祭祀活動時才宰牲，禮肉置于鼎內在地下儲藏。在多處二里頭文化遺址都有發現黍殼、稻殼的遺存。

手工業

《考工記》記載，“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視手工生產業。夏朝一代成功地將中原文明從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時代。細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新石器時代的器物逐漸被陶器、漆器、玉器、綠松石器、紅銅器和青銅器取代。

相傳堯舜時期已經使用漆器，夏禹時作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遠古時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廣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現代發掘出的器件較少。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幾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從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缽、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種。夏代玉器制造已有相當的水平，《左傳》記載周初分封魯國公伯禽時，賜予傳世寶玉，“夏后氏之璜”。二里頭遺址出土玉器有玉戈、玉刀、玉圭、玉琮、玉板、玉鉞等多種。這些玉器用于禮儀形式的裝飾物品，并非實用工具。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國最早的青銅兵器，與“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的記載一致。銅器種類繁多，有戈、刀、錛、鑿、錐、魚鉤等多種青銅工具和武器。此外還發現如木炭、紅銅渣、陶范片、坩堝片等青銅制造的痕跡。

夏代新石器時期，紡織業有了進步，出現了原始的織布機，紡織原料在社會下層多為葛、麻，社會上層多用毛、革，當時已經有了染衣的習慣。雖然至今尚未發現二里頭文化使用絲綢的考古證據，但在更早的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相關的考古發現，再結合《夏小正》的記載，“三月，……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妾、子始蠶。”，夏人使用過絲織品也在情理之中。

商業

《鹽鐵論》記載，“夏后以玄貝”，說明漢人認為夏朝使用貝幣。世界諸多遠古文化都以天然貝蚌作為貨幣使用，其前提是必須具備足夠的數量并且有長期供應海貝的渠道，然而夏后氏是河流文明，它的勢力范圍局限于黃河中下游，直至中晚期才擴張到黃海之濱，之前又長期與東方夷族敵對，不大可能存儲太多的貝蚌。夏代的商業交易更可能是通過谷粟糧食以及牛羊牲畜等生存的必需品來完成的。在二里頭遺址發現天然海貝、蚌貝，以及骨貝、石貝、銅貝等人造貝，可能充當貨幣使用。

交通與建設

大禹在治水過程中，導山疏河，對開發古代水陸道路交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記·夏本紀》載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大禹治水時，通行非常不便，大禹利用車、船、橇、檋等交通工具跨越山川泥沙。他率領群眾修筑連通九州的陸路，助進了貢納制度的實施，也方便了各地的經濟往來。夏后的交通區域東西至少五、六百里，南北至少三、四百里。《國語·周語》記載，“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提醒在農歷九月雨季過后，整修道路，在十月干旱的冬季，架建橋梁。

偃師二里頭遺址規模之大是遠古黃河流域前所未見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沒有的。它坐落于廣大的二里頭文化區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視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已確認有一、二號兩座宮殿，另在二號宮殿北墻還有第四期增修的一處同等大小的六號基址。此二處宮殿建筑群體現出中軸線的布局。一號宮殿略呈正方形，缺東北一角，東西總寬962米、南北總長107米，占地總面積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臺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闊8間、進深3間。四周由墻壁相圍，內有廊廡行道，東墻有一側房。中軸線正南面有敞開的大門，分為三個門道，北部、東部各有一側門。二號宮殿東西寬58米，南北長728米，有四面圍墻和東、南、西三面回廊。主體殿堂夯土臺基有3米厚度。一、二號宮殿都擁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號的設施保存的相對完整。管道由多節圓形陶管連接構成。每節直徑在165至22厘米間，長52至58厘米，壁厚約2厘米，置于預先挖好的約一米深的地下土溝槽內，以防止滲水。厚達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溝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壓裂陶管。管道呈西高東低的趨勢，通過落差將宮殿庭院內的雨水排出到院外。宮殿區以外有縱橫交錯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墻。

藝術

夏代，社會上下開始形成階級，藝術品亦隨之分化。廣眾的下層人民使用的器物造型實用，紋飾簡單，向樸素的審美方向發展。而上層貴族王親垂青的禮器向著紋飾復雜、造型萬變的方向演變。下層器皿紋飾以簡單的幾何圖紋居多，或有牲畜紋、魚紋等一些與農業生產相關的題材。上層禮器紋飾多見繁雜的云雷紋、眼紋、蛇紋、獸面紋等，題材多與鬼神相關。河南龍山晚期文化與二里頭早期文化的陶器制造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一種黑陶杯具胎片薄如蛋殼，稱作“蛋殼杯”，其灰黑的光澤遠看仿佛金屬制成。器表還刻有花紋鏤孔。二里頭出土的二、三期陶器表面多施有藍紋、繩紋或方格紋等飾紋，又偶見指甲紋、劃紋、羽毛紋、圓圈紋、鏤刻等幾何圖案。三代只有實用器物的裝飾藝術，而缺乏從純藝術動機出發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

音樂

中國早在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初期就有樂器出現。有關音樂在中國的起始，文獻記載眾說紛紜。《呂氏春秋·古樂篇》和《尚書·益稷》記載帝嚳、帝舜時期便已經有多種樂器，其中一些樂器的名稱古書語焉不詳。《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髙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傳說夏后啟乘龍做客天宮，從天帝那里偷取《九歌》、《九招》、《九辨》自己享用，于是人間有了歌樂。《呂氏春秋·音初》記載大禹在東南巡視時遇到涂山氏之女，涂山氏作“候人兮猗”歌一首，這是文獻記載中國最早的情歌，一說是漢代的南音之始。《周禮·大司樂》記載夏人為歌頌大禹治水的功勞，表演《大夏》，泛作祭祀山川的樂舞，直到戰國時期還被魯國當作宮廷舞樂演出。《禮記·祭統》記載“八佾以舞夏”，八人為一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組成的縱橫相等的表演方隊，按照周代的禮法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用如此大型的方隊，可見《大夏》等級之高。夏時期的樂器以骨、木、石、革、陶制作，種類包括搖響器、響球、笛、哨、鼓、磬、鐘、鈴、塤、號角等。相對周邊的考古文化，二里頭文化出土的樂器頗為匱乏。1960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三期層出土一件灰陶塤，空心，橄欖形，頂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側有直徑04厘米的音孔，據測試可發出音分為40和47的a?、c二音。又發現長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時期的青銅禮磬。

文學

夏代人民主要以口耳相傳的口頭文學形式進行文學創作。歌謠題材多與勞動生活密切相關，而神話則用來解釋自然界的一些深奧事物。然而這些口頭文學沒有傳流于世，在考古領域發現與夏同時期的文字材料之前，是無法更深入地研究夏代文學的。這可以稱作是中國文學藝術前的藝術期。周人崇尚夏朝文化，在方方面面仿效夏人作為。語言方面，周人認為夏朝的通用語言是“夏言”。上古“夏”、“雅”相通，“夏言”又稱作“雅言”，是周朝社會上層人士交流使用的語言，周代的《詩經》便是以雅言寫作。

技術

冶鑄銅業是夏朝新興的重要手工業。二里頭一、二期文物中出現玉制禮器，說明其已經有相當文化水平。此外制陶業在夏代可能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極為重要的行業。至于青銅器，中國已經發現了二里頭文化的銅刀。如果二里頭文化被認為是夏朝時期的文化，那么這件青銅器就是夏朝時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被認為是以石器為主。《周書》記載夏桀時，昆吾氏將泥壞燒作瓦片，說明夏朝晚期的建筑已經開始使用瓦片。

先秦文獻中有關于夏官奚仲造車的記載，薛國遠祖奚仲被夏后任命為車正，監管造車事務。《史記·夏本紀》又記載大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說明車早在大禹時期就出現了。《左傳》記載“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說夏后把車作為賞功酬勞之物發配給下官。此外，《世本》有記載“亥作服牛，相土作乘馬”，并有殷墟卜辭佐證，證明同時期的商部族亦有馬車。

筏與獨木舟早在新石器時代的龍山文化中期就已出現，夏人長期依靠黃河、伊水、洛水河畔居住，舟筏應當也是常見的渡河工具。夏代在中后期步入青銅時代，金屬工具的出現提供了建造木板船的條件，應當說木板船在中國最晚出現于夏代。東夷部落居鄰黃海之濱，擁有較高的航海技術，這是河流文明的夏后氏無法攀比的領域。《論語·憲問》記載，“羿善射，奡蕩舟”，奡即寒浞之子澆，說他是一位善于操駕舟船的人物，而且其中的“蕩”字可以說明這是一種有目的、用人力操控的航行，不再是原始的漂泊。《禹貢》道，“朝夕迎之，則遂行而上”，記載夏人懂得利用潮汐規律作近岸航行。

天文歷法

夏人可能已經掌握許多天文、歷法知識。《左傳·昭公十七年》引自《尚書·夏書》道，“辰不集于房”，指太陽不在房屋的上空完整出現，這便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關于日食的記載。《竹書紀年》載夏桀十五年時，“夜中星隕如雨”，又是中國最早關于流星雨的記錄。《太平御覽》引《孝經鉤命訣》道，“（禹時，五）星累累如貫珠，炳炳若連璧。”，記錄夏初期曾發生罕見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的天文現象。夏朝晚期的三位君主，胤甲（廑）、孔甲、履癸（桀），都以天干為名，這種做法近似商朝君王的命名方式，如若實為夏時稱謂而非殷周人附會的別名，則可以說明干支紀日法在夏晚期已經出現。根據《竹書紀年》，夏商更替之際，談到了“黃色的青蛙、昏暗的調養、三個太陽、七月結霜和五谷凋零”等奇異現象，有學者認為這是記錄了米諾斯火山爆發。

《論語》中孔子主張“行夏之時”，至今中國傳統農歷還有別名“夏歷”，這些跡象可以說明夏時為農業生產需要，結合積累的天文知識編成簡單的歷法。“夏歷”在《詩經》、《左傳》、《竹書紀年》等先秦文獻中都有記載，至少在周初的唐國（即晉國）境內通用。《大戴禮記》引述的一篇《夏小正》，其經文部分文句簡奧，不似東周文風，最遲成書于春秋早期，是中國最早的歷書，對各個月份的物候、氣候、星象信息做了簡單的記錄。《夏小正》根據月球的盈虧將一年分作十二個月，但沒有五年置二閏月的跡象，亦無四季的分別。在五月記載“時有養日”，在十月記載“時有養夜”，《左傳》注解“養者長也”，說明《夏小正》的五月份里有白晝最長的一天（即夏至），十月份里有黑夜最長的一天（即冬至），然而華北平原的冬至應在十一月而非十月，說明這種歷法尚不準確，制成年代比較原始。

宗教

遠古時期生產力低下，即便在風調雨順的季節也無法完全避免食物不足的危險，對此人民感到無能為力，設法通過超越自然的力量達到支配自然的愿望以保證豐收，因而犧牲人畜來討好天神，試圖利用祭祀活動擺脫自然世界對人類生存施加的壓力。人祭在中國黃河流域最早見于上游的齊家文化，當時多為夫死妻殉，而后又發展成奴仆殉葬，認為妻妾仆人的靈魂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服務主人。二里頭文化也有人祭的跡象，但規模遠小于商朝數以百計的祭祀數量。偃師二里頭遺址墓葬分為有壙墓和無壙墓二種。以有壙單人土墓為多數，葬人仰身直肢，陪葬現象較少。此外還有少數的無壙墓，沒有隨葬品，多見于灰坑附近，偶有碎陶片，甚至有的與牲畜同葬，可見葬人社會地位之低下，生前可能是罪人、戰俘或奴隸。許多無壙墓葬人呈現非正常死亡的跡象。葬人身體姿態極不自然，有雙手交叉舉過頭頂、置于胸前或反折于背后等死前被捆綁的跡象，甚至還有一些顱骨破裂，身首分離。可能是夏時期人祭、人殉的證據。除祭人、祭田，夏代還有祭房的祭祀活動。二里頭遺址三期一號宮殿四周有幾處祭祀坑，發現狗、豬等獸骨。還有五座墓葬點綴于庭院和廊廡區，葬人皆為非正常死亡，無隨葬物品，墓穴狹窄，打破宮殿基址，無法確定是奠基祭祀還是落成祭祀。

遠古人民在烘烤獸肉時發現骨頭炸裂的現象，炸出的裂紋痕形萬變，頗為深奧，引起古人的注意，其后在狩獵、戰爭等活動中取得圓滿結果時，人們便開始將二者聯系在一起，把它視為神靈對事物的前兆預言，作為知識積累下來，稱作占卜。因其步驟復雜、知識繁奧，部落內有專司占卜的巫師，壟斷卜骨的解讀權。黃河流域在龍山文化時期開始興盛占卜。《左傳》記載夏朝有占卜官吏。二里頭文化全四期都有出土牛、羊、豬肩胛卜骨。這些卜骨只在背面燒灼，不鉆不鑿，未刻字，較殷墟卜辭更為原始。

《尚書·甘誓》：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這說明夏代已有“天命”的觀念。

學術爭議

“夏文化”即古文獻中的中原夏后氏世襲政權，區別于在同時期存在的其他中原部落文化或“夏時期文化”。“夏時期文化”根據較準確的碳-14定年法毋庸置疑，例如二里頭文化，根據碳-14定年法，遺址的年代相當于夏時期，故此可以肯定“夏時期文化”的存在。但在沒有從考古遺址中發掘出與夏時期相當的確切的古文字之前，尚無法肯定地將其與先秦古文獻中的夏后氏聯系在一起，也無法有說服力地證明夏后氏和夏朝的存在。

目前并未找到夏朝同時期或商代關于夏人、夏后氏的記載，目前出土的甲骨文中，沒有提到過夏這個字，也沒有提到殷商滅夏的事。最早的傳世文獻記載出現于西周。《逸周書·度邑》云：“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論語》中也有“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的句子，《竹書紀年》與《史記·夏本紀》等歷史文獻亦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夏朝的紀年與世系。因此傳統上，中國的學術界對夏朝的存在一直堅信不疑。

20世紀初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背景下掀起了古史辨運動。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派結合西方近代史學的科學思辨方法檢討中國傳統史學。一些野史給大禹賦上了神的特征，《繹史》記載四千多年前的太古時期有位名稱“大禹”的神仙，是女媧氏的十九代孫，活存三百六十歲，堯時有位治水賢臣，堯評價他的功勞好比太古的“大禹”神，所以賜名他為“禹”。文獻記載的一些遠古人物的年歲往往高達百余歲，這不會是一個人的年歲，更可能是古代邦國部落的興存年歲。顧頡剛根據《說文解字》“禹，蟲也。從禸，象形”的記載，認為禹可能是九鼎上鑄刻的蟲型紋，代表一種似蛇似龍之蜥蜴類的動物，因呈敷土爬行的姿態，所以被后人視為開辟道路、開辟九州的神奇人物。魯迅又在《故事新編·理水》故事中將這種似蟲的動物改成一種蠕蟲的概念。民國大陸時期出現了“大禹是條蟲”的說法，顧頡剛最終放棄了這則假說。

先秦文獻中關于羿生存的年代的記載并不固定，最早在堯時，最晚在周幽王時。在西漢初年的文獻中才成為“因夏民以代夏政”的夏王。“后羿”可能是東夷族首領的稱呼，“十日并出”、“后羿射日”可能是東夷族的神話傳說，而后羿代夏故事的原型可能取材于商朝中期商部落與東夷部落的戰爭史。太康失國至少康中興的這段歷史處于夏后氏建國初期，很難想象在第二代君主執權時就出現了失國的情況。崔述質疑這段歷史的真實性，他認為上古質樸，夏后多以單字命名，唯有太康、中康、少康三者均名“康”。中康為太康之弟，少康為中康之孫，這種隔世同名的現象尤為奇怪，不似名而更似號，可三者的興賢作為又相互迥異。此三君可能原名為天干“庚”，為避諱而更作“康”，與夏朝后期的“胤甲”、“孔甲”、“履癸”一樣，近似商王以天干為帝名的做法，可能是商周時期編造出的人物。顧頡剛認為自從孟子稱贊“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后，儒家書籍關于啟的記載便轉貶為褒，還編出眾臣不朝覲益而擁護啟的故事來解釋家天下的大變革。啟的性質從而被分化，優點保留在啟，缺點全歸到太康一人身上。戴震認為其實并沒有太康這個人，可能是后人混淆《楚辭·離騷》“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的記載，誤連讀作“夏康”造成的。另一種解釋說夏朝太康、中康、相、少康四君的世系源于殷商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四位先公，其歷史又取材自商朝中期太戊、中丁、外壬、河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