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類與信息易逝性的對抗，我聽過一個恢弘的故事。

1868年，緬甸國王擔心英軍入侵，為了守護最重要的信息，他在皇家首都曼德勒建造了一個特殊的寺院，下令將整部巴利文大藏經刻在大理石板上，每個石板都放在一個圣祠里。也就是說，整座寺院本身，就是一本1460頁的書。倘若從上方俯瞰，每個圣祠的造型，以及連接他們的路徑，都仿佛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數據庫，也仿佛是在向后人發表勝利宣言：時光易逝，信息永存。

但是，關于信息的易逝性，我也聽過一個悲觀的說法。

2015年，互聯網數據傳輸協議的締造者之一，谷歌副總裁溫特·瑟夫（Vint Cerf），拋出了一個令人為之一顫的疑慮：他擔心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迭代演化，今天人類保存在互聯網上的圖片，文檔，文件等信息可能徹底丟失，在進入一個“數字黑暗時代”后，未來的人類可能根本沒有關于21世紀的歷史記錄。

無需贅言，溫特·瑟夫對于“黑暗時代”的隱喻，在現實中是指中世紀早期的西歐。在這一時期，古羅馬文明被戰爭破壞，萬幸的是，在戰爭夾縫中生長起來的教會，保存了大量古羅馬的文字，哲學，制度，法律，司法等文明的火種，成為整個西羅馬帝國墜毀后幸存的“黑匣子”。

溫特·瑟夫擔心的，是當互聯網成為人類文明和社會記憶的新載體，未來的人類，找不到21世紀的“黑匣子”。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從甲骨文算起，到把文字落于紙上，再到印刷術與工業影像，一代有一代信息之體。最新一代就是互聯網，而相較于書本文明，信息邊際成本的大幅降低，讓互聯網信息規模呈指數級增長，這么說吧，如今每天誕生的數據量，大概相當于人類從公元元年至大約一千年產生數據的總和。

信息的爆炸式增長，也讓互聯網的記憶被迅速遺忘，《紐約客》一篇文章曾寫道：如今網頁的平均壽命大概為100 天，哈佛法學院2014年的一項調查就顯示，“《哈佛法律評論》和其他期刊中有超過70%的鏈接已經不再指向最初引用的信息，美國最高法院意見中的這一比例也達到50%。”

信息的速朽不止于公共記憶，每個人的私家互聯網記憶，也可能因為平臺的消亡而消亡。“當MySpace，GeoCities和Friendster都已經改頭換面或被迫出售時，數以百萬的賬號被先后刪除。”

但縱然如此，許多人仍有所懷疑：“數字黑暗時代”真的會來么？

我是不太相信的，依我之見，未來沒有溫特•瑟夫描述的那般暗黑，因為在打撈互聯網“記憶碎片”這件事上，人類正在凝聚難得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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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開始相信，在某些公共福祉上，互聯網是有記憶的。

先講一個暖心的故事。

在《好奇心日報》一篇文章中，提及了一位叫做 Clash-Cash-Car 的豆瓣網友的故事：“曾有個叫作 Clash-Cash-Car 的人，他從 2008 年開始往豆瓣不斷增添音樂條目，為之前從未被人聽過的唱片建立標簽，規模前所未有，是一個有點傳奇的人。2008 年-2016 年，「Clash-Cash-Car1」在網站資料庫內建立 6108 個音樂條目，標注共 371 個派別，「沒人知道他是如何找到這些音樂的，可能下載，或者黑膠和 CD」。2016 年，網友得知他去世。他的真實職業是一名保安。”

這個故事感動了不少人，有人將他稱為“中華音樂圈的掃地僧”，正是他這樣一個個有趣的靈魂，存續著互聯網上即將消逝的碎片化信息。

對信息的留存，不止崛起于微末，許多機構也在做系統性的努力。

在美國，1996年成立的“互聯網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就致力于實現全球互聯網信息的收集，存儲和獲取：至今收集大量的網頁，視頻，音頻，軟件和電子書；目前檔案館已收錄超過3510億個網頁。

2003年，12個國家機構還共同成立國際互聯網保存聯盟（IIPC），中國國家圖書館也在2007年加入。

除了非營利組織，科技公司也希望將自己創造的海量信息，變成某種集體記憶。比如，Twitter上的部分推文（譬如涉及美國政策變化等公共事件），就會被收錄到美國國會圖書館。

在中國，從2003年起，國家圖書館就開始采集和保存互聯網資源，不久前還開啟互聯網信息戰略保存項目，希望建設覆蓋全國的分級分布式中文互聯網信息資源采集與保存體系，通過與其他機構的合作，推動互聯網信息的社會化保存與服務。

順便一提，這一宏大項目的首家合作機構選擇了新浪，這意味著，與被收錄到美國國會圖書館的Twitter類似，你發的微博很可能也會被收錄在國家圖書館的資料庫里。

當然，許多人也不禁好奇，無論是美國的互聯網檔案館還是中國的國家圖書館，無論是Twitter還是微博，他們這樣千方百計，防止互聯網“失憶”，究竟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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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倘若不加干預，互聯網信息注定速朽。之于個體，這似乎并無大礙，甚至只關乎情懷。

但之于共同體，由于互聯網如實反映著某段時期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發展脈絡，對數據的采集與保存，勢必可以加速推進數據資源共享開放和開發應用，并且能在很大程度上深化政府數據和社會數據關聯分析，提高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甚至在一些社會學學者眼中，留存國民的數字記憶，能夠將其凝聚和提煉為同一“文明共同體”的公共記憶，從而最終成為國家建構的一部分。

然而，保存數字記憶，并非一樁易事。尤其伴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信息被散落在一座座APP孤島，也因如此，任何機構都無法自包自攬，必須自下而上地調動社會力量。

這也是為什么在互聯網信息戰略保存項目中，任何在中國境內開展互聯網業務并在相關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的企業機構，均可申請成為互聯網信息戰略保存基地共建主體。信息數據也將由共建主體保存，國圖會與共建主體聯合進行分析，服務于政策決策，學術研究等非商業用途。

其實不難發現，在人類向數字化生存的躍遷中，圖書館也在完成蛻變，前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作家博爾赫斯說過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但在許多人看來，這座圖書館最好是以數字形式存在，而且最好是由我們每個人共同創造。

事實上，就像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說：“Twitter 是通訊，新聞報道和社會趨勢的歷史記錄的一部分，這些可以作為國會圖書館現有文化遺產的補充”，國家圖書館也同樣看重新浪的信息規模和樣式，畢竟從1998年起他們就不曾缺席任何一種媒體樣式，也因此成為最亟待保存的新媒體樣本。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新浪網成立20年來累計發布的新聞數量超過2.1億條、多媒體內容超過13億、互動總量超過80億，微博近10年來全站發布的博文超過2000億條、多媒體內容超過500億，評論互動總量近5000億。這些公開發布的信息，都將進入互聯網信息戰略保存基地保存，其中尤以微博數據最具社會價值。

不同年齡，不同地域，不同教育和文化背景的普通用戶發布的信息，占據了微博博文的絕大部分，內容雖然質量參差不齊、態度風格各異，但卻代表了最真實的公眾情緒，映射了當下社會的發展情況。這些鮮活的個體記憶在過去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一起消失，但今后將被悉數保存，與媒體、大V、明星等人的聲音一起，記錄社會發展，發揮為政策決策和學術研究提供多元參考的價值，也為從公眾視角開展歷史和社會研究提供難得的資料，最終成為這個國家的公共“記憶”。

在我看來，能夠成為國家圖書館互聯網信息戰略保存項目的首家基地，微博憑借的正是作為國內最大社交媒體的優勢，也更是新浪20年來在新媒體領域積累沉淀的結果。微博今年已步入第10個發展年頭，作為國內唯一一個支持全媒體形態的平臺，所承載的多樣化的數據類型和形態，使得它和國家圖書館的合作比Twitter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合作更值得期待。

有理由相信，國家圖書館這次發起的創新的社會化存儲方式，將讓這些碎片化的數據資料得到最大價值的保存和使用，除了擁有當下的社會價值，也為后人提供了重新審視歷史的機會。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每個時代信息的傳播與存儲能力，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后人的歷史觀。

我還記得，上大學時，一位頗具厚黑氣質的學長，跟我講過一句不知從哪里扒來的金句，大概是說：歷史是由“最好”和“最壞”的人創造，大多數平庸之輩，只負責繁衍種族。

我當年暗自折服于他的深刻，如今卻早已理解他為何如此狹隘：從信息傳播角度，由于傳播技術和傳播成本的原因，在很長一段時間，相對單一的信息結構讓人們對歷史的還原更側重于名人視角，對信息的保存也更側重于專業作品，所謂“平庸之輩”的微弱聲響，也被宏大敘事的擴音器籠罩。

幸運的是，在傳播技術更高，傳播成本更低的今天，當人們從不同維度，努力完成對互聯網記憶的打撈，我相信幾十甚至上百年后，當后輩們研究21世紀的中國歷史時，就不僅能看到“最好和最壞的人”，還能看到國民視角下的人間百態。

這個時候他會發現：歷史，其實是由每個人創造，由每一位國民的真情實感創造。

作者：李北辰，獨立撰稿人，國內數十家媒體專欄作家，曾供職《南都周刊》《華夏時報》《財經》等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