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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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智本社】（ID：zhibenshe0-1）文/清和社長編輯/易小颯自從算法推送機制興起，我們開始關注一個詞：「信息繭房」。內容平臺根據你的瀏覽過往，給你推送相關的內容；電商平臺根據你的購物行為，不斷地“猜你喜歡”……剛開始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智本社】（ID：zhibenshe0-1）
文/清和社長
編輯/易小颯
自從算法推送機制興起，我們開始關注一個詞：「信息繭房」。
內容平臺根據你的瀏覽過往，給你推送相關的內容；電商平臺根據你的購物行為，不斷地“猜你喜歡”……
剛開始可能會覺得平臺很懂你，時間長了以后會發現，自己的認知越來越固化。甚至很多人意識不到，更可怕。
大多數人對「信息繭房」的認知，可能僅限于此。但事實上，「信息繭房」的危害遠不止于此。
為什么我建議你一定要警惕并且逃離「信息繭房」？看完這篇文章，相信你會對此有更深層的認知，推薦認真閱讀。
“就在此時此刻，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立，使全世界陷入了恐慌之中，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的人們都背負著各自的歷史積怨……
即使這無窮盡的對抗中，有一些似乎的確是基于現實的利益沖突，我們仍懷疑，大部分對抗是幻想中的恐懼的產物。然而，虛構的恐懼能夠造成真實的痛苦。【1】”
現代個性心理學創始人高爾頓·威拉德·奧爾波特教授，以這段話開啟了他的著作《偏見的本質》。
這本書誕生于，意識形態激烈對抗的50年代。六七十年過去了，人們的偏見與對抗更少了嗎？
互聯網曾給我們制造了一個信息海洋，但如今的算法卻編織了一個個信息繭房。
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中，每個人看自己想看的，聽自己想聽的，宛如回音壁一樣不斷地重復那些悅耳的聲音。
然而，這種舒適終將付出沉重的代價：偏見、撕裂與群氓。
本文探討信息繭房、認知與自由市場的關系。
本文邏輯：
一、偏見與傲慢
二、撕裂與群氓
三、邏輯與生意
偏見與傲慢
昨天晚上，我與女兒“誤入”了一家鞋店。店里正播放著音樂，女兒疑惑地問：“爸爸，這是什么歌曲，好奇怪哦？”
女兒的疑惑讓我意識到，她似乎處于自己的音樂“繭房”之中。
女兒輔修了聲樂，對音樂會敏感一些，但她從來沒有接觸過這類音樂。那首歌我也沒有聽過，但我知道，這類歌曲在一些商店、汽車里頗為流行。
2006年哈佛大學凱斯·桑斯坦，在他的《信息烏托邦》中提出了信息繭房的概念。
桑斯坦指出：
在信息傳播中，公眾所接觸的信息是有限的，會選擇自己愉悅的信息，久而久之，會將自身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2】
其實，世界之大，信息無窮，考慮到處理信息的成本與風險，人們傾向于待在認知的舒適區。
這是一種自我編織的繭房。
這種繭房并不可怕，因為自由競爭的壓力會迫使人們走出舒適區，懶惰者、安逸者被懲罰、被淘汰。
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他人編織的信息繭房。
在古代，每一個村落都是獨立的信息孤島。村落之間除了官道外沒有通行的道路，臨界區域遍布高山、密林及河流，野獸出沒，山匪當道。
這是天然的信息繭房嗎？
將古代村落淪為信息繭房的，并非野獸而是君王。
古代經濟的主要生產方式是農業計劃經濟，中國是小農計劃，歐洲是城邦計劃。計劃經濟特點是穩定輸出與計劃配給。
其前提是權力集中，統一指令，信息封閉，控制言行。古代君主不允許村民隨意遷徙，打探信息，生在村里，死在村里，讓本地的禮教、習俗構成的“權威信用體系”控制村民的言行。
隨著文字、紙張、印刷、電報電視的問世，知識精英逐漸掌握了信息繭房的控制權。
世紀之交，互聯網打破信息孤島，“逆襲”知識精英。如今，技術精英借助算法悄無聲息地奪權，給每一個人都量身訂做了一個信息繭房。
美國反科技“狂人”希爾多·卡辛斯基，曾在《工業社會及其未來》一文發出警告：“工業化時代的人類，如果不是直接被高智能化的機器控制，就是被機器背后的少數精英所控制。”
在算法時代，你以為自己擁抱了知識的海洋，其實你看到的信息只是你想看到的，技術精英想給你看到的。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回音壁中，反復地收聽那悅耳的音符。
然而，這種舒適可能引發災難性后果——認知黑洞。
信息、方法論與智慧存在關聯關系。
信息是方法論的原材料，方法論很重要，但不是決定性的。
在信息繭房中，人們即便可以獲得很多想要的信息，經過科學方法加工，也很難輸出真正的智慧。
所謂真正的智慧，是指自然規律、人的行為規律以及思辨哲學。
掌握規律靠什么？
靠抽象邏輯。
如何獲得抽象邏輯？
數學就是一種抽象邏輯。自然科學依靠數學論證建立，現代醫學的可靠性建立在大樣本隨機雙盲對照試驗之上。
在大數據時代，實證方法越來越流行，數據越多，研究越充分。這就是英國哲學家波普爾的證偽主義。
不過，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力，通過數學方法來建立抽象邏輯。
普通人只能使用經驗歸納法來認識事物。
這是一種成本最低的方法。比如，把家里養的動物歸納為家禽（家畜），野外跑的動物歸納為野獸。
但是，這也是一種極容易犯錯的認識方法。比如，家養的狗跑到野外去了，是家禽還是野獸？
為什么經驗歸納法容易犯錯？
原因是經驗歸納法容易建立形式邏輯，而不是抽象邏輯。
比如，一個蘋果加一個蘋果，等于兩個蘋果。這是形式邏輯。一加一等于二，這是抽象邏輯。
古代人看到太陽每天東升西落，認為太陽圍繞地球轉。這也是形式邏輯。
形式邏輯與信息繭房有什么關系？
形式邏輯是不是信息不充分導致的？信息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不管是定量分析還是定性分析，都不可能獲得充分的信息。
形式邏輯的錯誤，更多源自信息源被控制，即信息繭房。
比如，你從小到大看到的天鵝是白天鵝，那么你容易將白天鵝等同于天鵝。這就是形式邏輯。如果你哪天看到了一只黑天鵝，那么你的思想可能要遭遇一場“黑天鵝”。
當黑白天鵝都看過了，你才不容易陷入“顏色”的形式邏輯，從更本質的角度認識天鵝。但是，很不幸的是，黑天鵝全被我宰了。
這就人為地制造了“幸存者偏差”。
在古代，每個國家、每個村落都是一個個信息繭房，人們在回音壁中不論怎樣折騰都不可能建立抽象邏輯，不可能催生現代科學與制度。
古代中國一次次地打破信息繭房，又一次次地重建信息繭房，而且繭房越來越牢固，最終與現代化漸行漸遠。
其實，只要信息是自然流動的，即使存在信息不對稱，人也可以在經驗基礎上建立抽象邏輯。這就是德國哲學家康德的“先驗”認識論。
經濟學家米塞斯用先驗來解釋奧派的方法論。先驗，其實是在經驗基礎上的抽象邏輯。比如，在自由市場中，價格上升，需求減少。需求定律，可以通過數學論證，也可以通過從經驗中抽離出來形成抽象邏輯。
科學家普遍反對定性、經驗及“先驗”，推崇數學實證。后者更具可靠性，但是實證的假設，就是依靠“先驗”得來的。
如果假設上犯了“形式邏輯”的錯誤，實證研究也無法得出正確的結果，如新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完全市場理論。
很多不具備“先驗”能力的經濟學家、科學家，能夠建立復雜的數學模型，但結果可能是錯的，或者毫無價值的。
當今世界，出色的數學家、統計學家很多，但是富有智慧的科學家、經濟學家極少。
所以，關鍵問題不是定性或定量，不是證偽主義或“先驗”認識論，而是如何建立抽象邏輯。
無法建立抽象邏輯的關鍵，不是信息不充分，而是人為設置的信息繭房。
在信息繭房中，人即便可以獲得特定的豐富的知識，也難以建立抽象邏輯。有些人縱然滿腹經綸、博聞強識，也只是個愚不可及的老朽。
中國古代不乏翁同龢這樣的“帝師”與大儒，但他們因為缺乏思辨哲學與智慧，無法將中國引入現代化。
在信息繭房中，形式邏輯占據統治地位，偏見盛行，盲目自信。
古代地球人以地球為宇宙的中心，生活在自己的繭房中。瑪雅人、印度人、羅馬人、東亞人均以自己為地球的中心。他們建立了形式邏輯的知識，比如所謂的國學、西方經濟學、東方心理學。
真正的知識是抽象邏輯的知識，是沒有國別、種族、民族之分的。不可能出現西方的質能方程式，亦或是東方的需求定律。
在瑞士伯爾尼的一次統計學會議上，當一個年輕人說到"經濟學自然規律"時，德國學者施穆勒打斷他說：“先生，并不存在任何的經濟學自然規律。”
年輕人反問：“先生，你知道伯爾尼哪里有吃飯不用付錢的餐館嗎？”
施穆勒很不高興地說：“沒有，倒是有便宜的。”
這位年輕人就是帕累托。
帕累托探索的是經濟的一般規律，而德國施穆勒領導的歷史學派，是典型的形式邏輯學說，它建立在德國特殊論之上，最終導向了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運動。
信息繭房促使邏輯形式化，思維簡單化，認知標簽化，理論特殊化，導致人愈加封閉、自我、無知、偏執、傲慢、群氓。
這是一個更加不穩定的世界。
一個個舒適的信息繭房里，暗藏著一股股盲目的社會洪流。
撕裂與群氓
在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莊園》中，統治者豬給動物們確立了一個簡單粗暴的動物主義原則：“四條腿好，兩條腿壞”。【3】
僅用腿的數量來判斷好與壞，動物們用這種最直接的方式分辨敵我，將兩條腿的（主要指人，莊園主）打入深淵。每當革命的關鍵時刻，羊都會在動物們的耳邊念叨這個原則，動物們聽到后立即就站在了豬這一邊。
雞鴨鵝不也是兩條腿嗎？沒辦法，雞第一個被“歧視”，豬將雞蛋拿去“出口”換農具。后來，“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原則后面，加了一句話“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
拿破侖（領袖豬）擺平了政敵斯諾鮑后，動物莊園的口號變成了“拿破侖同志永遠正確”。最后，六個莊園主和六頭豬在屋里打牌。
“外面的眾生靈從豬瞅到人，又從人瞅到豬，再從豬瞅到人；不過他們已然區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
在信息繭房中，形式邏輯戰勝抽象邏輯，標簽替代思考，偏執引起群氓。
腿的數量，就是一種形式邏輯。這種形式邏輯成為了好與壞的標準。兩腿的就是壞蛋，這就是貼標簽、扣帽子。
缺乏抽象邏輯的人容易服從于一種哲學。米塞斯在《人的行為》中揭示了這種哲學的邏輯問題。
它認為主觀服從于客觀，真理源自現實而非邏輯，進而推導出生產力決定論、勞動價值論、身份決定論、立場決定論、動機決定論、歷史決定論。【4】
服從于這種哲學的人，談歷史，使用的是蓋棺定論；談現實，強調“存在即合理”；談國家，但不思考何為國家。
他們不問是非，用折中主義掩蓋錯誤；不知對錯，用屁股決定腦袋。
在公正面前，將妥協視為藝術，將守正視為愚蠢，將標簽視為標準，將立場視為正義。
總之，“大即原罪”，資本家等于罪犯，反對我的人一律是賣國賊、漢奸和資本家的狗腿子。
美國有一位黑人經濟學家,叫沃爾特·威廉姆斯【5】，2020年12月1日去世，享年84歲。
他在博士論文《低收入市場》指出，最低工資法對低技術工人不利，尤其是美國黑人。該法律表面上看保護了低收入工人，實際卻增加了他們的失業率。
如果市場的真實工資低于最低工資，那么企業主就會選擇用機器替代，亦或以較高工資，雇傭一名更高效率的工人替代兩名低收入工人。
威廉姆斯早在60年代就指出，民主黨政府的福利政策，摧毀了美國黑人社會及家庭，使得黑人更加貧窮。
后來的事實正如威廉姆斯所料，福利政策導致黑人單親家庭暴增，大量黑人沒有受到好的家庭教育而窮困潦倒，黑人犯罪率激增。
但是，黑人根本不相信威廉姆斯，甚至大罵他為種族的“叛徒”。
與威廉姆斯遭遇同樣對待的，是另外一名黑人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
他支持威廉姆斯的觀點：“黑人家庭挺過了數個世紀的奴隸制、數代人的種族隔離，但是，隨著自由派（美國左派）所主張的福利國家的擴張，這些家庭已經瓦解。”
黑人經濟學家不多，這兩位都被美國黑人群體列入“黑奸”。
索維爾說過一句話：“經濟學的第一課是稀缺性：我們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全滿足所有人的愿望。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
美國黑人遭遇了民主黨政策禍害，難道他們不會覺醒嗎？
在信息繭房中，思想市場的懲罰機制不一定有效。即便錯誤的認知釀成了巨大的代價，但是他們未必能夠意識到惡之根源。
信息繭房就像一個劫匪，里面的人容易患上斯德哥爾摩癥。
人在繭房的時間越長，沉沒成本就越大。即便哪天三觀受到“暴擊”，也不愿意承認和醒來。因為醒來的成本太高、代價太大，心理上接受不了。
“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就是這個道理。相反，他們會勸你好好配合劫匪才是唯一的生路。
美國黑人吃福利吃上了癮，有些人知道福利破壞了他們的家庭，導致他們變得懶惰和無能。黑人進入了一個向下的螺旋。但是，他們不愿意回頭，“黑命貴”運動還會重演。
這種福利制度，其實利用和放縱了人性之惡。作為規則的制定者，民主黨還要給反對者貼上標簽、扣上帽子——種族歧視。
在信息繭房中，有些人不喜歡邏輯，只啃食爽文；不愿意思考，只跟隨意見領袖；不是在閱讀，只是在取悅和麻痹自己。
德國大眾傳媒學家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提出一種理論叫“沉默的螺旋理論”。
她指出：人們越沉默，特定的看法就會得到強化，越多的人屈于群體壓力而加入其中，從而形成一股向下的洪流。
在信息繭房時代，這股股洪流可能引發一場場群氓運動。
他們跟風、盲從、焦慮、易怒、狂熱、縱欲，拒絕思考及放縱暴力，缺乏獨立意識與思辨能力，在追求“集體靈魂”中迷失，在追逐公共利益中竊取私利。
群體心理學的創始人古斯塔夫·勒龐在《群氓心理學》中指出：“深諳其道的演說家，在面對群氓的演說中常常利用這些特征。【6】”
桑斯坦警示：
“一些國家就由于這個原因走向災難。對于生活在信息繭房的領導人和其他人而言，這是一個溫暖、友好的地方。但是，重大的錯誤就是舒適的代價。
對于私人和公共機構而言，繭房可能變成公眾一種可怕的夢魘。【2】”
邏輯與生意
如何消除這個可怕的夢魘？
奧爾波特教授在開篇時說，“大部分對抗是幻想中的恐懼的產物”，一切文明的問題都是主觀的問題，解決文明問題的方法也在主觀之中。
主觀思想締造了人類文明，主觀價值開啟了自由市場。
哈耶克說：“經濟理論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是主觀主義的貫徹運用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這句話擴大來說就是，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進步，都是主觀思想的進步。這與物質、規律的客觀性不矛盾。
為什么到十六七世紀人類才開啟現代文明？為什么不是十三世紀？
歷史決定論認為，那是歷史的必然性。
何為歷史的必然性？技術與生產力嗎？技術與生產力又是人類主觀創造的。
其實，人類在“馬爾薩斯陷阱”中反復折騰，根本上還是因為思想市場被消滅，主觀思想被抑制，東西方所謂的智者都只掌握了形式邏輯。
16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解鎖了思想市場。接著，牛頓、洛克、斯密等建立了抽象邏輯。
當然，思想市場經常失靈。
知識的延續性導致其產權不完全排他；知識的外部性導致價格機制不靈敏；同時，思想市場的懲罰機制容易失效。
如果沒有科學的制度，如知識產權法，思想市場將不可避免地被謊言、謠言、謬誤與似是而非的“真理”淹沒。
所以，第一步是用制度打破信息繭房。第二步是建立抽象邏輯。
有人提出，中國的學校應該引入邏輯學。邏輯學至關重要，同時理工科、經濟學及社會科學的邏輯訓練也同樣重要。
當然，對于大眾來說，自由競爭或許是解決信息繭房、削弱偏見與群氓的最有效方式。
奧爾波特教授，在《偏見的本質》中介紹了很多心理學實驗，其中有一個拉皮耶設計的巧妙實驗：
這位美國研究人員，與一對中國夫婦遍訪美國各地。他們曾一同在66個旅館過夜，在184個飯店就餐，總共只有一次被拒絕服務的經歷。
之后，他給這些地方的經營者都郵寄了一份問卷，調查他們“是否會接待中國人”。結果93%的飯店與92%的旅館，表示不愿意為中國人提供服務【1】。
實驗的結論是：
‘紙面’的情境會比真實情境，更強烈地喚起被試的敵意。威脅要實施歧視行為的人，實際上可能并不會這樣做”。
拉皮耶的實驗，發生在美國種族歧視流行的50年代。
當時美國存有種族隔離制度，黑人、白人、印第安人、中國人生活在各自的信息繭房之中，信息繭房強化種族歧視。
但是，這些美國商家在歧視問題上顯然言行不一，言語上激烈，但行為上卻要溫和得多。
這是為什么？
美國經濟學家加里·斯坦利·貝克爾正在芝加哥大學讀博士，他抓住這個熱門話題，在1955年撰寫了博士論文《歧視經濟學》。
貝克爾是歧視經濟學的開創者，他指出歧視是一種經濟行為。貝克爾的研究表明，歧視需要付出代價，造成經濟效率損失【7】。
美國商家對華人在行為上的歧視，要遠遠弱于言語上的歧視，根本上還是出于代價的考慮。
當今的網絡，流行著各種地域歧視、學科歧視、性別歧視、身份歧視。這些看似“窮兇極惡”的歧視者，在現實中要“慫”得多，甚至待人禮貌、溫和、謙遜。
考慮到代價與風險，對同事、上下級、朋友、同學、客戶、合作伙伴，即便存有偏見與歧視，也會盡量掩飾、避免沖突。
可見，在約束人的言行上，生意比道德教化更有效。
因為代價與利益，我們不得不包容對方，硬著頭皮去了解、理解對方。這就打破了自己的信息繭房，增進信息交流與情感融合。
可見，市場分工增進了人類的道德與文明，自由交易促進了世界的繁榮與和平。
對此，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后一位大師，約翰·穆勒在其《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如下表述：
“商業首次教育各個民族，滿懷善意地看待彼此的富強與繁榮。
過去的愛國者，除去其中富有教養的、能夠將世界視為自己國家的人之外，無不希望本國以外的一切國家，都貧弱而且管理不善。
現在，他們將其他國家的富裕和進步，視為本國富裕和進步的直接源泉。
正是商業貿易，通過鞏固并增加與戰爭天然對立的個人的利益，使戰爭迅速遭到廢棄。
可以毫不夸張地講，作為世界和平基本安全屏障的國際貿易的全面開拓和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人類種族的思想、制度和素質不斷進步的偉大的而且永久的保證。【8】”
有些人用一戰、二戰反駁穆勒的觀點。這種反駁不符合歷史演進，也不合乎抽象邏輯。
很多人不了解，在沒有自由市場之前，國與國之間，村落與村落之間，可謂老死不相往來。
封閉的農耕計劃經濟體，千年不變的存量斗爭，以及統治者為維護政權合法性而制造外敵，這些因素導致國家、部落、民族、種族之間一旦大規模接觸便觸發殘酷的戰爭。
我們無法想象，如果沒有自由市場，20世紀初亦或是當今，人類如此密集的交流，將上演何種慘劇。
嫉妒是人性中最基本的成分。在農耕時代，沒有自由市場，財富沒有流動，自然萌生對地主的嫉妒。
抑制嫉妒的辦法就是道德教化——聽天命、滅人欲，剩下的只有均平富了。這些辦法都無助于道德與經濟進步。
只有交易才能淡化人的嫉妒之心，財富流動改變認知。真正的市場交易者是希望他人有錢。公司有錢才能為自己發工資，他人有錢才能買自己的產品，富人有錢自己才好融資。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人的同情心，是隨著人與人之間距離的拉遠而急速下降的。【9】”
今日人類如此大規模的陌生人之間的協作，不可能交給同情心來化解沖突，也不可能交給法律來約束行為，更不可能交給國王來調節。
只能交給自由市場，每個人評估自己的成本與收益而行動。
固步自封者、歧視者、不合作者逐漸被淘汰，而開放、自由、協作的精神得以保留與弘揚。
這并不是說為自己牟利的人、生意人的道德更高尚，而是自由市場的競爭呈現了這樣一種結果。
反過來，如果被淘汰者、吃租者、壟斷者以及貨幣經濟之外的人，故意破壞自由市場，那將引發經濟、道德與文明的嚴重退化。
當然，離開了公正的制度，自由競爭同樣引發悲劇。
讓每個人的言行，承擔應有的代價。這個世界才能往更好方向走。
個人言行的“待價而沽”，促使人類彰顯謹慎、謙遜、包容、進取的美德。
文中配圖來自電影《楚門的世界》。
參考文獻：
1.偏見的本質，高爾頓·威拉德·奧爾波特，九州出版社；
2.信息烏托邦，凱斯·桑斯坦，法律出版社；
3.動物莊園，喬治·奧威爾，上海三聯書店；
4.人的行為，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5.紀念沃爾特·威廉姆斯，譚鎮年，人文學會；
6.群氓心理學，古斯塔夫·勒龐，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7.歧視經濟學，加里·斯坦利·貝克爾，商務印書館；
8.政治經濟學原理，約翰·穆勒，商務印書館；
9.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中央編譯出版社。
陳書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