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和70后的煙民們，應該都聽過這樣一句順口溜：“一云二貴三中華，紅塔山下阿詩瑪”。1988年國務院批準在全國首先開放了云煙、紅塔山、阿詩瑪等13種名優卷煙，引發了中國煙草產業一場深刻的品牌革命。在這十三種名煙中，“紅塔山”牌香煙以其謙遜但

60和70后的煙民們，應該都聽過這樣一句順口溜：“一云二貴三中華，紅塔山下阿詩瑪”。

1988年國務院批準在全國首先開放了云煙、紅塔山、阿詩瑪等13種名優卷煙，引發了中國煙草產業一場深刻的品牌革命。

在這十三種名煙中，“紅塔山”牌香煙以其謙遜但不失尊貴的風范，始終如一的高端品質和不斷革新的技術，在接下來的近二十年中受到了市場的普遍推崇，一直屹立于中國名煙的行列，成了最受消費者歡迎的煙草產品。

隨著“紅塔山”的風靡全國，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它的生產廠家玉溪卷煙廠已經發展成為當時中國第一、亞洲最大的現代化卷煙企業，擁有職工4800多人，固定資產8.54億元。

1994 年，玉溪卷煙廠完成卷煙產量 167.9萬箱，實現工業稅利146.7 億元，職工人均年創稅利363.3萬元。1995年1-6 月份，共生產卷煙 93.6萬箱，實現稅利77.77 億元，職工人均年創稅利363.3萬元。

1994年12月，以玉煙卷煙廠為后盾的云南紅塔集團總公司宣告成立，這也標志著玉煙卷煙廠這家始建于1956年的地方企業，邁出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并向集團化、規模化、國際化方向發展的步伐。

這一切成績的取得，都與一個人分不開——他就是當時紅塔集團的掌門人褚時健。

一、

1928年，褚時健出生在一個農民家庭。由于他自幼頭腦靈活，聰明好學，步入社會后很快受到領導器重，27 歲就擔任了玉溪行政公署人事科長。

據其弟褚時佐回憶，1979年初，組織上找褚時健談話，準備調他去玉溪卷煙廠任廠長，或者去玉溪市的一家煤礦擔任黨委書記。褚時健本人想去煤礦，但妻子不同意，51歲的褚時健，于是在這年10月去了玉溪卷煙廠。

褚時健上任時，玉溪卷煙廠還只是一個破落的地方小廠，廠里的大部分設備仍是幾十年前的新產品，還經常發生故障，因此廠里的生產也是面臨隨時停產的威脅。

褚時健剛上任不久，廠里的鍋爐便壞了。工人們一點也不在意，因為這個鍋爐經常壞，一壞就要修上個一兩個月，工人們剛好可以不用開工了。

褚時健找到廠里的修理工，問需要多長時間才能修好這個鍋爐？修理工告訴他，之前的廠長在時，壞過一臺48天才修好，這一次也要40天。

“40天？那怎么行，我等不了！”褚時健把廠里的修理工全部召集到他的辦公室，給他們定下了4天必須修好的硬任務，如果修不好，修理工就全部滾蛋。

看到褚時健不好糊弄，修理工們知道遇到硬茬了。三天半之后，這個鍋爐就修好了，褚時健的威信也在玉溪煙廠正式確立了下來。“在這個新來的廠長手下做事，可不能馬虎”也成了全廠工人的共識。

二、

1981年，褚時健打破了全國煙廠全部使用國產卷煙機的傳統，率先從國外引進了一套生產設備，在很短的時間里便完成了設備更新和技術人員的培訓。

玉溪卷煙廠的產能從此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生產加工能力和效率一下子躍升到全國前列。

在改進煙廠硬件設備的同時，褚時健還對香煙的生產制作流程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

經過研究，他發現影響卷煙質量的關鍵是煙葉的質量，于是他提出了“將第一車間建到煙田里”的口號，決心從煙葉的質量入手，大幅提高玉溪卷煙廠生產的香煙質量。

當時全國的煙葉生產都是由煙草公司負責，煙廠只負責生產，沒有管理煙葉生產的權力。于是褚時健就找到當時玉溪市的領導，在領導的支持下，玉溪卷煙廠在玉溪市通海縣建立了全國卷煙企業的第一塊"優質煙葉生產基地"。

這個基地的煙葉由玉溪煙廠投資，采用科學方法管理，生產出來的煙葉由玉溪煙廠收購。這個做法，為玉溪廠日后成為"亞洲第一煙草企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有了高質量的產品后，褚時健又對當時香煙的生產銷售體制開刀了。他冒著被撤職的風險，向云南省有關領導提出了他獨創的"三合一體制"。

在這個體制中，煙廠廠長既是專賣局局長，又是煙草公司經理，讓香煙的供、產、銷形成一條龍，將這三個環節有機結合起來，由煙廠去統一調度。

褚時健的這個改革方案，突破了計劃經濟體制那種硬性板塊式的模式，但卻得到了獨具慧眼的云南省領導的支持。

褚時健終于搖身一變，他領導的玉溪煙廠成為全國首家按照"三合一體制"運行的煙草企業，儲時健本人也兼任了玉溪的煙草專賣局的局長。

手中有權之后，褚時健又對玉溪卷煙廠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在煙廠實施了“單箱卷煙工資獎金含量大包干”。

這種大包干，就像聯產承包使農民一夜吃飽穿暖一樣，很快調動起全廠職工的積極性，玉溪卷煙廠很快便打了一場翻身仗。

為了提高員工的積極性，褚時健在當時企業發獎金不得超工資30%的條件限制下，大膽實行計件工資，玉溪卷煙廠的職工每生產一件煙，可獲得5元獎金。

在八十年代那個普遍工資只幾十元的時代，玉溪卷煙廠的員工普遍月入都在300元以上，工人們的生產勁頭全部被調動起來了。

褚時健的改革，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后來，褚時健又以玉溪卷煙廠為基礎，組建了“紅塔集團”。

“紅塔集團”掌控的卷煙生產、營銷規模，從褚時健上任時的每年 27.5 萬箱，稅利 9700萬元，猛增至每年218.3 萬箱，實現利稅193 億元，不僅占到了云南全省年財政收入的近 60%，同時超過了當時全國工業企業第一名的大慶石化。

“紅塔集團”就此一躍成為世界第五大煙草企業，禇時健也贏得了“煙王”之稱。

三、

“紅塔山”是儲時健上任后來力推的一款拳頭產品。在九十年代，“紅塔山”曾經7次蟬聯“中國最有價值品牌”，品牌資產評估位居中國卷煙行業第一。

在消費者心中，紅塔山已經成為一種象征、一個標桿，代表著國人所理解的“中國經典”的標準。

隨著"紅塔山"的崛起，褚時健也邁上了事業的巔峰。1990年，褚時健被授予全國優秀企業家終身榮譽獎“金球獎”；1994年，褚時健被被評為全國“十大改革風云人物”。

在“紅塔山”紅遍全國的九十年代，紅塔山成了所有煙商競相追逐的一款產品。所有人都知道，“紅塔山”在全國特別好賣，而且出廠價格也不高，云南省內的批發價僅為8元1條，拿到手后可以賣上上百元一條，甚至每到過年前后，零售價格更是被炒到近200元1條。

要想順利地從紅塔集團批到“紅塔山”，只需要一個東西：褚時健的批條。在“誰能批到紅塔山，誰就能發財”的心理支配下，玉溪煙廠的門口每天都圍滿了想得到褚時健批條的煙商，以及一些神奇的、能搞到批條的“能人”。煙商圈子里也開始流傳起了一句話：“認識紅塔王，定個小目標，賺上一千萬。”

四、

90年代中期，紅塔在這樣的體制構建下開始"騰飛"，褚時健"把一個地方小煙廠做成了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煙草帝國"。固定資產從幾千萬元發展到70億元，年創利稅近200 億元。"紅塔山"卷煙品牌無形資產被評估為332億元，云南省的一些領導甚至稱它為"印鈔工廠"

褚時健也成了中國的"煙草大王"，煙草行業的"教父"。某卷煙廠請他去"傳經送寶"，紅地毯一直鋪到廠外很遠。他點石成金，大筆一揮就把你變成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得到他的批條，就等于發財。

與此同時，"紅塔帝國"的權力也全部集中到褚時健一個人的手上，要想拿到“紅塔山”，必須要拿到他的條子。他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身邊人稱他"老爺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當時一條紅塔山成本只要幾塊錢，但出廠價格定在50元，輾轉到外地市場便是200元一條；即使這樣，市場上也是哄搶一空，一煙難求。只要褚時健的一句話，或是誰能拿到他批的一張條子，這個人便是躺贏穩賺上百萬的利潤。

人的是非與貪念，往往都在一念之間。褚時健最終沒能戰勝自己內心深處的欲望，與行賄者構成了利益共存體。

“紅塔山”香煙火了，褚時健開始墮落了，他利用職權和職務便利為他人批煙倒煙，滿足自己的私欲。

短短幾年時間，褚時健和妻子及其女兒收受 了大量賄賂，為他人批煙倒煙。僅褚時健的妻子馬靜芬一人，便收受了140多萬元人民幣、8萬美元、3萬港幣和大量貴重物品。

褚時健案發后，司法部門對其住宅進行搜查，收繳贓款500多萬元人民幣（含存單、國庫券、債券）、4萬多美元、近百萬港元，收繳價值100多萬元的贓物和價值400多萬元的8處房產，總價值超過1100萬元。僅從床底起獲的密碼箱內的贓物中，就有金表、金條、金佛、金項鏈、金耳墜、金手鏈及各種玉器等。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1995年2月，一封 來自河南三門峽的舉報信，敲響了腐敗的 “煙草帝國”喪鐘。

紀檢人員經過兩年的仔細調查，發現了褚時健利用職務之便，貪污公款170多萬美元；以及為他人批煙謀利，接受賄賂3630萬元人民幣、100萬元港幣、30萬美元和大量貴重物品的事實。

河南省三門峽市煙草分公 司某人勾結洛陽水泥廠駐洛辦事處臨時工林政志，用行賄手段，先后給褚時健送去大量禮金和金貨 等。從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從玉溪卷煙廠5次購進卷煙8167 件，獲利818萬元。

1998 年，70歲的煙王”褚時健在“紅塔集團”飛速發展之時，人生跌入了深淵。

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先是判處褚時健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擔任褚時健辯護人的馬軍律師，在褚時健被捕后與褚時健有過多次深入的接觸。

據他介紹，為企業創造的巨大利益與其個人收入之間的強烈失衡，是導致褚時健犯罪的主要原因。盡管有很多人為褚時健鳴不平，但在法律面前，理大于情。

馬軍律師回憶說：褚時健在受審時，曾對法庭上對前來旁聽的紅塔集團的員工們說：“對不起，我很內疚，沒把大家的事辦好！”

褚時健入獄后，昆明市常委、副市長字國瑞接替褚時健，出任紅塔集團總裁兼黨委書記。

隨著褚時健的倒臺，“紅塔山”這個香煙品牌也逐漸沒落，逐漸被廣大煙民遺忘。

五、

90年代初，中華和紅塔山幾乎囊括了全國高檔煙市場，國內基本上沒有可以與這二者相競爭的品牌。

但到了2006年，紅塔山在主流12元以上高檔煙的市場占有的市場份額下滑到不足10%，到了2010年之后更是降到了2%左右。

更令人痛心的是，目前市場上的“紅塔山”經典1956的價格在7--11元左右，基本上已經被甩出了高檔香煙市場，成為普通人抽的煙，和“中華”煙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

“紅塔山”沒落的原因固然有很多，比如在它紅火之后，市場上出現了許多假冒的“紅塔山”，對它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業內人士普遍認為，褚時健的入獄，才是“紅塔山”沒落的最大原因。

褚時健的入獄，導致紅塔人心不定，紅塔集團也錯失了當時的市場機遇。在褚時健之后，紅塔集團開始產業的多元化，分消了不少精力，這一點與后來居上的“杭煙”集團剛好成了鮮明的對比。

做為后起之秀，“杭煙”集團一開始根本不是紅塔集團的對手。但杭煙集團認準煙廠應該以生產高品質的香煙為主業，重視新型口味香煙品種的研發，終于大獲成功。

1995年開始的煙草專賣新政策，取消了卷煙流動市場，使得卷煙的傳統流通渠道發生了重要轉變，煙草的渠道管理需要從粗放式模式轉變為精細化管理。

而紅塔集團在這時恰好發生動蕩，沒有準備好深入下沉市場，也沒有在下沉市場著手建立一支流通渠道，更沒有重視東部沿海市場對高檔煙的需求，幾乎是主動放棄了高檔市場，這也是“紅塔山”走向沒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以前褚時健在位時，紅塔集團的產品不愁賣，所以集團上層產生了一種驕傲自滿的心理，即便是集團的一個小小業務員，面對批發商時也是橫挑鼻子豎挑眼的，而不顧煙草政策改革之后，以及市場經濟之下，紅塔集團不再是昔日高高在上的不愁嫁的“公主”了。

得罪了批發商的結果就是，“紅塔山”在市場占有率的比例越來越低，直到最終賣不動。

其實褚時健一開始對“紅塔山”的定位，就是普通收入的工薪階級。在“紅塔山”暢銷的年代，國內高收入的人群基數并不大，煙民的收入普遍平均，所以以7—11元定價的“紅塔山”，銷量一路領先。

“紅塔山”的價格，是褚時健根據當時市場的具體情況定的價。但后來市場發生了變化，紅塔山卻失去了它的掌門人褚時健，所以紅塔山在高檔煙領域的競爭力便被其他品牌所取代，逐漸沒落，直至成為市場上的低檔香煙。

本文作者也是個煙民，但已經很久沒有買過“紅塔山”了。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筆者專門去過幾家超市，發現“紅塔山”和一些廉價香煙一起，被擺放在柜臺的一個角落里。

再一看邊上的定價，仍然是10元一包。在今天的煙草市場上，這個價格可以證明：昔日輝煌的“紅塔山”，已經淪落為低檔香煙一族。

六、

褚時健入獄兩年后，由于認罪伏法，積極改造，被減刑為有期徒刑 17年。2002 年，因其患嚴重的糖尿病，獲準保外就醫。

回到離別多年的家之后，褚時健經過調查，決定和弟弟褚時佐一起，到云南哀牢山承包荒山，種植甜橙。

親友們知道他的決定后都很不理解：“哀牢山是出了名的貧困地區，生活艱苦，你都70多歲了，去那里種甜橙，你是瘋了嗎？”

褚時健卻有自己的想法：哀牢山自然條件不錯，特別適合種橙子。

一直以來，當地村民只知道種玉米和稻子，生活過的很苦，能帶領他們通過種植甜橙脫貧致富，也算為社會做了一點有益的事，至少也可以贖罪于萬一。

聽了褚時健的想法，親友們不再勸阻，因為他們知道，褚時健是一個下了決心就一定要去做的人。

在哀牢山，褚時健租了 2000 多畝荒山，又自費引進了一批優質甜橙苗，雇了一些農民，開始了他的第二次創業。

褚時健知道果園要創利，必須在管理上下功夫，于是他又采用了當年經營煙廠時的"工資獎金含量包干"模式，給雇用的300 多名果農制定了生產標準，標準細到每棵橙樹應該怎么栽、怎么打理，每年應該結多少果，并規定果農只要完成規定的任務且質量達標，就能領到8000元錢工資，年終還能得 2000多元獎金。

褚時健給農民們算過一個賬：一個果農如果能完成他制定的生產標準，一年收入的收入可以達到上萬元，是當地農民年年均收入的5倍以上。

在這種激勵機制面前，果農們生產積極性非常高，很快果園里就結滿了品質優良的甜橙。這些甜橙投放市場后大受歡迎，比市場上的橙子價格貴了兩倍還供不應求。

初戰告捷后，褚時健又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并給甜橙注冊了商標，還獲得了綠色食品A級產品證書，他的甜橙也遠銷到全國很多省市。

憑借著種甜橙，褚時健贏得了“橙王”的美譽，他種植的甜橙也被人們稱為“褚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