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業的傳承問題，對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文｜《財經》記者王雨娟編輯｜余樂陳城城在上海一家投資機構做財務盡職調查，從他的位置看向老家，最容易嗅到的是傳統行業的沒落氣息。和許多“企二代”一樣，陳城城中學起就被家里送到海外讀書，拿到碩士學

家族企業的傳承問題，對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

文｜《財經》記者 王雨娟

編輯｜余樂

陳城城在上海一家投資機構做財務盡職調查，從他的位置看向老家，最容易嗅到的是傳統行業的沒落氣息。

和許多“企二代”一樣，陳城城中學起就被家里送到海外讀書，拿到碩士學位后回國，講話時會強調“中文不太好”，不小心蹦出英文詞。只不過，對回家接班，他頗為猶豫。

陳城城家里的公司處于房地產的上游行業。下游市場的萎縮，導致行業里只剩下存量競爭。“以前是肉遍地都有，現在大家眼睛都盯著一塊肉。”

談起家里的公司，陳城城的語氣充滿擔憂。在這個數字化已不再是新概念的當下，公司的業務還得倚靠大量的人力，標準化作業仍然是令人頭痛的問題，現代化的辦公方式也難覓蹤影。

像陳城城一樣的企二代還有很多：父輩的企業陷入轉型困境，很多屬于即將淘汰的落后產能。年輕的二代涉足其中，像一只誤闖入黑森林的白兔。沉重的金湯匙壓得人喘不過氣來。

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主體，家族企業占據企業總量的一半，GDP貢獻超過60%。中國的家族企業涌現于上世紀90年代，很多一代企業家都到了必須“交棒”的時候。“新財富500富人榜”的數據顯示，50歲以上民營企業家占比為67%——近七成的中國家族必須尋找接班人。

與此同時，中國的制造業也正面臨轉型的挑戰，靠低附加值的產品打價格戰、搶占市場的時期一去不復返。貿易沖突、經濟增速減緩、國際局勢動蕩和疫情的影響更給民營企業的經營添加了諸多變數。這些因素都大大提高了二代們接班的難度。

財經作家吳曉波曾分享過一則關于二代接班的尷尬事。他受邀參加一位朋友的私人晚宴。席間還有八位企二代，都是清一色的80、90后，父輩則是1980年代開闖天下的草根創業家，從事的行業包括制造、地產或農產品加工業。吳曉波吃驚地發現，這些二代們要么在金融機構，要么獨立創業，“居然沒有一位在父親的公司里就職。”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這樣一群沒有選擇接班的企二代。我們試圖通過講述他們的故事，尋找難以接班的原因。從他們的精神風貌中，也得以一窺中國家族企業傳承的問題。

不敢接班，不愿接班

麥肯錫的一組統計數據足以說明傳承的風險：全球家族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24年，僅有約30%的家族企業可以傳到第二代，能夠傳到第三代者不足總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業在三代以后還能夠繼續為股東創造價值。“富不過三代”不僅僅是一句戲謔。

吳曉波曾因工作接觸過許多二代。在他的觀察中，這群在全球化和互聯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80、90后，有比父輩更優秀的視野、知識體系和價值觀。他們絕不是垮掉的“坑爹族”。他們更樂于平衡工作與生活，懂得享受人生。

同時，他們遭遇的質疑和挑戰也是父輩沒有的，甚至是父輩無法體會到的。含著金湯匙出生，稍有不慎，那湯匙也壓得人喘不上氣。

程瀟瀟從小就被當作接班人培養。在家里的教育下，她對錢的概念早早就建立起來：吃下不喜歡但有營養的芹菜獎勵200元，考100分獎勵3000元，討論課上主動做了組長則獎勵更多——沒什么不能用錢量化。

九歲時，表姑送給她七只毛絨公仔。在同齡小朋友還在給芭比換公主裙、涂口紅時，母親要她回答，如果帶領七只公仔一起做作業，該怎么管理。

每一步都是家里安排好的。上國際學校，升高中時孤身飛到美國，大學讀商科，再念個MBA。遇到長假期，母親都會把她塞進公司里，“一個業務、一個業務地實習。”起初為了避嫌，程瀟瀟不冠父姓，后來實在去得太多，員工們也就心知肚明，“老板千金嘛。”

在這樣的教育中長大，程瀟瀟第一眼就給人一種殺伐的氣息，她的句子短促、有力，口頭禪是：“你聽我的。”

然而，真到程瀟瀟畢業了，接班卻越來越不現實。不僅她沒有信心，父親也猶豫了。隨著人力成本越來越高昂，低附加值產品的工廠逐漸外遷向東南亞，而公司新的發展方向還未找到。這個產業，“連我這樣的能人都搞不定了，更何況是你。”

這一擔憂并非孤例。相較于從千軍萬馬中人中殺出來的職業經理人，二代們少了重重篩選，能力上容易有缺失。長江商學院金融學教授李海濤的研究表明：在中國的上市公司中，家族企業由父親傳給兒子，市值平均會跌一半。

歐洲與東南亞的許多家族企業歷經多代接班，已有較成熟的機制，中國家族企業則無太多經驗可循，多靠摸著石頭過河。如果傳承不力，父輩辛辛苦苦打拼的基業就可能付之東流。二代接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公眾議題。

周運資同樣是一位“不敢”接班的企二代。他出生于部隊大院，家里是做房地產的。在家庭的熏陶下，他自小是孩子王，在同齡人中顯得早熟，擅長交流，有感染力。經常他一說話，別人就覺得有道理。

但是，周運資坦言自己是地產的門外漢。多年來，公司內部運轉已有一套相對成熟的架構。接了班，掛個副總裁的名頭，插手后分到的錢反而可能變少，“別人很煩，還不如不管。”

除了能力，二代們欠缺的還有接班的意愿。老一代創業者為了企業能賭上一切，甚至不惜身體地賺錢。到了二代這里，創業的核心驅動力變成了興趣，他們自小沒有物欲匱乏的體驗，創業也是能進則進，享受過程，但很難忍受艱辛。他們對待人生、事業和財富的態度,與父輩截然不同。

周運資父母的創業路靠得是一股狠勁兒。辭去安穩的體制內工作，離鄉背井，失敗了也不氣餒，這才打拼下現在的家業。

到了周運資成長的年代，人們向往的是互聯網和新能源造車。談起這些高科技產業時，他的語氣流露出羨慕，而回家接班一個地產企業，在他看來就是“開倒車”。

如今房地產市場的騰飛期已經結束，貸款收緊，行業巨頭公司紛紛“暴雷”。家里的小公司攤子鋪得不大，現金流暫時還能支撐住。他想得清楚，家里不提要求，他絕不會主動回去。畢竟一旦回去，不想做也沒法走掉。除非有人找上來，否則絕不會多問公司一句，“分分錢就挺好。”

“哪天不行了就全賣掉，把錢存起來。”

尖銳的沖突

2015年發布的《中國家族企業傳承報告》顯示，大多數二代并未明確愿意接班。其中，15%的二代表示不愿意接班，45%的二代對于接班的態度尚不明確。中歐商學院教授李秀娟表示,一半以上的中國傳統民營企業都面臨這個問題。

智慧云傳媒創始人陳雪頻將不愿接班的二代歸為這幾類：有的對父輩不滿；有的對傳統產業毫無興趣；有的養尊處優慣了，不想被約束；有的鐘情虛擬經濟，對于網絡、電子商務、PE等投資方式興趣濃厚，對創辦實業、成本控制、精細化管理等興趣不足;有的則選擇留在國外，不愿回來。

過去三十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終于滋生出一個中國式問題：無論是父母還是子女，他們似乎都“別無選擇”。父母只能把企業留給孩子，孩子則只能接父母的班——沒有老二、老三可選。這讓家族企業傳承的矛盾更為尖銳。

中國第三家共享單車品牌——町町單車的創始人丁偉也是一位標準的企二代。他身形精瘦，說話時會微瞇起眼，細長的臉不經意間左右輕晃。2013-2014年，他曾和父親一起做互聯網金融，向外放貸。這次短暫的接班嘗試，以父親將他逐出公司結束。

在做事的原則上，兩個人截然不同。丁偉相信知識和眼力，肯花功夫自己做風險控制，身份信息、征信報告、銀行流水，每一項都仔仔細細地檢查過去。他只做小額貸款，一次最多5萬。

父親的貸款則主要面向經濟開發區的老板。在丁偉看來，父親看重人情，風控交給手下人，經常是幾百萬的單子大手一揮就批了，有人鉆空子都未必能發現。

共事的半個月里，父子兩個天天吵架。父親已經答應放貸的人，丁偉怎么都不同意，“只要爛掉了一單，可能一年的利潤都沒了。”后來，父親索性休戰，私底下再悄悄把錢匯過去。吵也白吵。

在娃哈哈集團，女兒宗馥莉曾公開表示不贊同宗慶后的管理風格。面對中國生意場上難以避免的政商關系，父親當作商業機會，宗馥莉直言不耐煩。這是很多家族企業二代的心聲。

在東方式的父權至上家庭中，二代與父親的關系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同時，企業的管理和決策又需要殺伐決斷，代際矛盾很容易因此激化。

互聯網金融之后，丁偉還和父親有過一次權責更為明確的合作。2016年，正值國內共享單車的風口，丁偉與大學同學一起創立了町町單車。丁偉出任CEO，父親則掌管財務。公司需要用錢時先要由父親審批。

為了町町單車，家里前前后后投了一千多萬。按照約定，除了投錢，父親不會插手業務。但是，掌握財政大權的父親從設計車款開始就不斷提出不同意見，最終只能是丁偉妥協。

做到第三個月，單車資金鏈斷裂。家里的金融公司發生擠兌，放出去的錢收不回來，每天都有人上門討債。

丁偉曾勸父親變賣資產，填補5000萬的資金窟窿。當時父親的糧食廠房正面臨拆遷，幾十畝地一拆，是幾個億的巨款。“如果賣了工廠，這個難關肯定就過去了，但我爸舍不得低價出讓資產。”

沒等來拆遷，倒先等到了法院的強制執行，父母隨之入獄。家里的工廠、房子和車子全部被低價拍賣。

尖銳的矛盾之下，消極的逃避便產生了。接班也很難施展才華，索性不如出走。

接班不易，創業更難

上述白皮書提到，有84%的企二代選擇獨立創業，或者在父輩的大盤中切出一塊獨立經營，以自證能力。但是，接班不易，創業似乎更難。

周運資剛上大學就開始折騰創業。他大學在湖北工程學院學國際貿易專業，在學校很積極，老師會私下教他寫項目策劃書，模擬創業過程。他是個急性子，晚上想著要干什么，可能第二天早上甚至半夜就開始了。

第一次創業時，他走出校門路過一家正在轉讓的奶茶店，周運資覺得“位置很好”，跟老板簡單交談過后就準備盤下來。

回到家，父親仔細盤問了一圈客單價、開銷、進貨渠道、奶茶配方。這一問就把他問住了。但是，周運資急于求成，沒想那么多。最終，父親還是要了卡號，把錢打了過去，“就當交學費。”

結果不出父親所料，坑一個接著一個。簽完合同才發現房租快到期了，又補上房租。看似確實是每天客人不少，但是成本很高，租金、人工等開銷一天近2500元。以客單價12元計算，一天得買200杯以上才能掙錢。營業額飄忽在1500-3000元，“有幾個月到手是掙不到錢的。”

到了第二年交房租時，周運資已經不想做了，于是將店轉讓給朋友。“朋友跟我類似的家庭情況，說兩句就接了。”最終，投資的100多萬幾乎賠光。

奶茶店的失敗讓周運資體會到實業的艱難，“賺的是辛苦錢，得慢慢積累起來，不適合急性人。”

大二下學期，周運資又轉戰金融類業務。他專門收集一些企業主的銀行匯票，提前幫他們變現，等到期再去銀行收回這筆錢。他從中賺取手續費。有時他上午收到票，不必等到銀行匯款，下午就能賣給別人。資金周轉很快，最大的風險是假票。兩年后，由于這類業務政策吃緊，周運資沒再當作主業做下去。

他的經歷也表現出部分二代在創業中的共性：投機、離不開家里扶持、缺乏長期主義精神。

町町單車破產后，丁偉不得不找了份工作，在一家汽車整合服務公司任職，也做直播。借著共享單車還在熱點，他靠直播賺了波快錢——三個月就差不多掙了六七十萬。

采訪時，丁偉剛開了家面館，就在杭州師范大學門口。受疫情影響，學校叫停了外賣，面館生意受到不小的打擊。

但是，丁偉從不肯停止折騰，要么投資，要么創業，賠光了再接著上班掙錢，“很不安分。”即使沒有繼承實體公司，創業的基因也在他身上留下烙印。在社交網絡上，他叫自己“追夢人”。

陳城城仍然準備暫緩接班。他還想再闖闖自己的事業，在光鮮亮麗的投資行業多待一段時間。另外，他認為接班的事情要到時機成熟才能和父親談。父親沒覺得到了干不動的時候，聊了反倒容易惹老爺子不高興。

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家族企業教授羅曉薇認同這一點，家族傳承需要選擇合適的時機。企業業績高于預期時，更容易順利地傳承。

傳承也并非一簇而就，一個完整的過渡需要近10年才能走完。一代要放下英雄情結，接受老去的事實，騰出時間來慢慢放權，幫助二代的成長。

周運資的父母并不著急，希望他能慢慢地成長，到大公司里歷練下，到一線城市看看，“體會下在自己家里永遠都感覺不到的東西。”

但是，他還是打算繼續折騰自己喜歡的。幾次創業后，周運資轉去慈善基金會當起了理事長，資助貧困山區的孩子讀完初高中，每月工資1500塊。在山里，他跟孩子們一樣，每天吃土豆、穿布鞋、買50塊錢的衣服。那帶來很多成就感。他希望在公益事業上踏踏實實地做好。

畢竟——

如果不好好努力，就得回家繼承家產。

（應受訪者要求，周運資、陳城城、程瀟瀟為化名。楊賽對此文亦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