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多少錢（為什么明朝）

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王朝正式遷都北京。由于當時皇帝居住的北京靠近邊關，所以，明朝的這一決策也就被形象的稱為“天子守國門”。天子守國門，何等氣魄！龍馬君不禁聯想起大明皇帝騎著高頭大馬馳騁戰場的英姿。然而實際效用如何呢？今天，龍馬君

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王朝正式遷都北京。由于當時皇帝居住的北京靠近邊關，所以，明朝的這一決策也就被形象的稱為“天子守國門”。

天子守國門，何等氣魄！龍馬君不禁聯想起大明皇帝騎著高頭大馬馳騁戰場的英姿。

然而實際效用如何呢？今天，龍馬君就為各位讀者老爺分解一番：

一、淺而又淺的戰略縱深

首都，顧名思義，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和權力中心，用古代人的話說，是國家腹心所在。既然地位如此重要，首都安全就不得不優先考慮。

如何才能確保首都安全呢？要有足夠的戰略縱深，通俗的說，首都要在離危險邊境足夠遠的安全位置。

為何丹麥將首都置于西蘭島上？因為19世紀的丹麥占據著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斯泰因兩個德意志邦國，而作為德意志諸邦盟主的普魯士又過強，與德意志地區相聯結的日德蘭半島隨時面臨普魯士大軍的威脅，西蘭島與日德蘭半島之間的卡特加特海峽為丹麥提供了必要的戰略縱深。

北京的戰略縱深如何呢？

北京臨近明王朝的長城防線，薊州鎮重要隘口之一的古北口就地處今天北京市的昌平區，距離明朝的北京城也僅100余公里。一旦古北口這樣的長城隘口被突破，敵對勢力極短時間內就可以直抵北京城下。

有多短呢?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蒙古瓦剌部從宣府地區突入，僅11天就兵臨北京城下，如果不是兵部侍郎于謙力排眾議，堅決守城，建炎南渡極可能重演。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00年），蒙古韃靼部從古北口突入，僅5天就進抵北京東直門外，大肆擄掠北京城外及周邊區域四日后從容退卻。

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皇太極統帥的后金軍隊取道蒙古，從喜峰口破口，一路攻城拔寨，先后攻破遵化、遷安、三屯營，僅23天就進至北京德勝門外。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大軍攻破居庸關后，僅僅2天，就進至北京西直門外，開始用大炮攻城。

自此，我們可以看出，足夠的戰略縱深對首都的安全至關重要。當危機事態發生時，有足夠的戰略縱深，才能以空間換時間，國家才能有余地動員全國力量進行全面而徹底的抵抗。哪怕是求和或者尋求外交斡旋，也需要足夠的周旋空間。

北京的戰略縱深如此之淺，其劣勢顯而易見，一旦長城防線被突破，敵方短時間就可以進圍北京，首次大規模決戰往往就是京城保衛戰，完全沒有回轉余地。實際上，明朝就是在全國資源未充分動員、南方大量部隊未投入戰場的情況下滅亡的。打個比方，猶如一開始就被敵人近身，您還沒來得及挑選稱手的兵器，也沒來得及招呼手下，就被敵人一招給制住了。

二、急速膨脹的人口規模

為了保證首都的正常運作，也為了彌補戰略縱深之不足，加強北京周邊的守備，必然需要大量的人口。這些人口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其一，宮廷人員、政府機關人員及其家屬、仆役；

其二，遷都北京后，整個明朝軍事力量北移，不僅北京要大量駐軍，長城防線也要加強防御，增加的軍隊人員及其家屬的數量也相當龐大；

其三，隨著宮廷、政府、軍隊的北移，必然需要大量為上述人員提供服務的人口，如手工業者、壯勞力、轎夫馬卒、歌女戲子乃至寺觀僧道，都會隨之遷移。這部分人口是最多的。

上述三類人員之和大約有多少呢？我們從兩則材料來看：

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遷都后，剛建成的皇宮主殿奉天殿被雷電所毀，翰林侍讀鄒緝上書批評朱棣遷都，奏折中他提到：

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余人，日食米百余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秕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民食以養無用者也！

北京僅僅僧道就聚集了幾萬人，整體遷移人數絕不是小數字。

另外，據《北京人口史》記載，明朝建國初期，北京城只有一萬四千多戶，嘉靖年間，常駐人口已經達到百萬以上，天啟年間更突破了一百二十萬。

可以看出，單單北京城，就增加了百萬人口，加上周邊駐軍、其他衛星城市、長城沿線各邊境軍鎮，龍馬君粗略估計，因遷都北京而產生的遷移人口在三百萬人以上。

遷移人口如此之巨，從職業我們又可以看出，這些人口大多不從事農業生產，他們的口糧哪來呢？

三、重而又重的財政負擔

明朝以后，隨著人口的大量增長以及北方自然環境的相對惡化，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堪堪夠滿足本地需求和供給長城駐軍。遷都產生的額外人口，需要從南方糧食產地（主要是江南）通過京杭大運河千里運糧。

這就是漕運。

與現代相比，古代航運效率相當低下，因此漕運的代價相當之高。《明史》志第五十五記載：

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

負責漕運的漕軍竟有12萬人，僅僅這部分人的開銷就相當龐大，此外，還需加上船舶修造費用。

明孝宗時的文淵閣大學士丘浚在他的《漕挽之宜》中就稱，每年漕運耗費的財政府庫白銀以千萬兩計，一擔米的運價達到產糧地米價的十倍以上。丘浚的說法或許有些夸張，但漕運代價的高昂是不爭的事實。

以上就是漕運代價的全部嗎？當然不是，還有大量的治河費用。

北方天然缺水，地勢上又北高南低，京杭大運河常常水位告急，即使是水利發達的今天，每年枯水期，運河仍不時因水位過低發生堵檔。去年7、8月份，京杭運河淮安段持續低于警戒水位，滯留船舶超過5000多艘。

因此，明朝為保證運河通暢，需要經常性的引黃河、淮河、海河、泗水等一些河流作為運河水源，巨大的水利工程耗費隨之產生。

明朝時期，黃河之患又異常嚴重，據統計，在明朝不到300年的歷史中，黃河決堤的年份就有100年，一旦黃河決堤，大量泥沙就會沖入運河，造成運河堵塞，治河的費用也水漲船高。

那么，漕運和治河加一起，每年到底要花多少錢呢？

我們可以參照清朝道光年間的數據，漕運一項，據《海國圖志》作者魏源記載，每年耗費大約在400萬兩左右。治河一項，根據王慶云《石渠余紀》的記載，普遍在500萬兩以上，個別年份甚至高達1000萬兩，我們取平均數750萬兩。同時，考慮到治河并非全因保障漕運，再截取一半，就是375萬兩。

兩者相加，清朝道光年間每年因漕運產生的財政支出高達775萬兩左右，均占全國歲入的四分之一。由于明朝防御中心比清朝更加偏向北方，所以明朝的比例可能更高。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比例，和平情況下尚能承受，一旦國家發生突發情況，本來就拮據的國家財政將雪上加霜，更加難以維持。

明朝滅亡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恰恰是不斷惡化的財政狀況。而這點，黃仁宇先生已經在他的博士論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中為我們詳細論證，也是公論，龍馬君不再展開。

四、主仆之間的角色易位

關于明朝遷都北京的弊端，明末著名學者黃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訪錄》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

或曰: 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 …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匿筐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匾筐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妾以倉庫匿筐;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及千金之子若與!

黃宗羲認為，江南膏腴之地就好比藏寶的倉庫，而北京就好比大門。藏寶的倉庫要親自守衛，大門安排個仆人去看著就可以了，這是富家公子都知道的道理。放棄南京而定都北京，就好像讓仆人看著藏寶的倉庫，自己去看大門，實在是不合情理。治理天下者的智慧還比不上普通富家公子！

這個比喻或許不面面俱到，但是不可否認，有一定道理。

那么，朱棣為什么遷都北京呢？原因過多，北京特殊的戰略位置與朱棣的國家戰略是重要因素。

北京地處農牧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匯處，上文已述及，它是不適合作為一個守勢農業文明國家首都的。但是，如果國家戰略是進攻，那北京就非常合適，它是一個條件優越的戰略前進基地。

朱棣就是一位崇尚進攻的皇帝，他在位期間不斷派兵征伐蒙古，親征的就有五次。在朱棣的這種進攻戰略下，遷都北京就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然，后來的結果我們都知道，由于國力的衰退，朱棣時期的進攻戰略并未能持續下去。實際上，從正統時期開始，明朝再也沒有發動過哪怕一次大規模的主動出擊行動。

“天子守國門”的劣勢也就暴露出來了，并最后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至此，我們大抵可得出結論：隨著朱棣之后國家戰略從攻勢轉向守勢，北京戰略縱深過淺的劣勢越發突出，而遷都后增加的財政負擔又大大惡化了國家財政狀況，成了明王朝走向崩潰的重要誘因。“天子守國門”也就成了一招實實在在的臭棋。

那它又留給我們哪些啟示呢？

第一，國家的重大決策應當務求慎重。明成祖朱棣因為短期利益，不顧大臣普遍反對，較輕率得作出了遷都北京的所謂“天子守國門”的決策，給后世造成了巨大隱患，教訓不可謂不大。

第二，國家的整體戰略要與實力相適應。放眼五千年文明史，農業文明在面對游牧文明時取守勢有天然的優勢，明朝實力也不允許遂行長時間的攻勢戰略，朱棣罔顧這一現實而強行遷都，有悖歷史的基本規律。

第三，執政者應當斷即斷，堅決修正決策失誤。遷都后不久，明仁宗就認識到北京作為首都的巨大劣勢，并下詔還都南京，因駕崩而未能執行。明宣宗又因為南京屢次地震而遲遲不履行還都決議，至明英宗時就不了了之了。明知其謬而不堅決改正，實在是執政者的大忌。

參考資料：《明史》《北京人口史》《漕挽之宜》《石渠余紀》《明夷待訪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歡迎關注，與龍馬君一起回味歷史的別樣內涵。

（圖片來源于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