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時報記者譚琪欣）“堅決反對居民樓內建血液透析中心”“堅決反對飲用水池上建血液透析中心”“堅決反對醫療垃圾在碧湖花園內轉運”，三條醒目的口號是深圳龍崗區碧湖花園小區業主的集體抗議。小區業主李華（化名）告訴記者，碧源血透中心距碧湖花園小區

（健康時報記者 譚琪欣）“堅決反對居民樓內建血液透析中心”“堅決反對飲用水池上建血液透析中心”“堅決反對醫療垃圾在碧湖花園內轉運”，三條醒目的口號是深圳龍崗區碧湖花園小區業主的集體抗議。

小區業主李華（化名）告訴記者，碧源血透中心距碧湖花園小區的大門距離僅20米左右，且開業之前并未公示，“誰能保證沒有傳染病風險呢，醫療垃圾的排放也是問題，誰會樂意血透中心開在家門口嗎？”李華反問道。

深圳市衛健委醫政處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只要選址不是居民住宅、政府公共用地，合法合規，都可以開設醫療機構，并且持有正規的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即可正常營業，目前，全深圳市共有6到7家左右的民營血液透析中心。

資料圖片，陳彬攝

民意叫停一家社區血透中心

深圳龍崗中心城的碧湖花園小區是一個有著二十年歷史的老小區，地段好，周邊小區和生活商圈密布，且因為臨近校區，不少人出于剛性需求在此購房。

健康時報記者了解到，碧湖花園小區業主們的反對聲音，集中于碧源血透中心可能給小區業主帶來的“很大的安全隱患”“精神上的痛苦”“生活上的不便”——會不可避免地出現醫療事故、醫鬧糾紛，醫療廢水、醫療廢棄物將對小區造成環境污染;病菌、藥劑殘留物具有很強的傳染性會影響小區居住環境。

不過，家住在星河上寓小區（碧湖花園附近）的腎病患者李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自己一般要到橫崗去做透析，不堵車都要半小時以上的車程，一周2-3次的透析頻率，費時費力，“如果附近能有一家合規的血透中心，最好不過。”

但李華認為，血透中心的建立對于周邊腎病患者和其家人來說肯定是提供了方便，但對于能否在居民小區附近建血透中心以及是否會造成污染，小區業主的擔憂也是合情合理的。“建在小區里的血透中心肯定不合規，既然小區里老人和孩子多，就應該離居民區遠一點，一旦開業，對我們的生活影響非常大。”

還有業主感到困惑，“小區周邊就有醫院，真搞不懂，為何偏偏選在我們小區設立血液透析中心。”

在碧湖花園小區，業主的反對看似已經勝利。李華告訴記者，從裝修好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時間過去了，碧源血透中心仍未有開業的跡象，“應該是不會開了。”

深圳碧源血液透析中心立項于2019年04月，注冊地位于深圳市龍崗區龍城街道中心城清林東路68號201，2020年8月順利通過深圳市衛健委頒發的醫療執業許可，許可經營項目包括血液透析；血液濾過等投資額達2600余萬元，遠期規劃是成為深圳市龍崗中心城片區內配置最全、環境最佳的獨立血液透析中心。

獨立的血透中心，進不去的社區

自2016年國家衛健委出臺政策鼓勵發展獨立血液透析中心以來，社會資本紛紛入局，深入到更基層。但深圳、哈爾濱、天津、武漢等全國多地，居民都曾對獨立血透中心進小區說“不”。

在哈爾濱群力家園，居民同樣認為建于小區內部的血透中心-巨龍血透中心選址違規，且醫療垃圾和廢水會嚴重影響小區居民正常生活。

巨龍血透中心注冊于2017年，2020年4月8日已由哈爾濱市道里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核準，但最終，該中心建設被哈爾濱市道里區群力街道辦事處和該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叫停并限期拆除。

在河南三門峽，2018年擬建于湖濱區某小區的透析中心已經撤離;原計劃選址于武漢解放大道某小區的勝友佳血透中心，最終決定選址另建。

“大多數人看到‘血液’兩個字就很緊張進而恐懼，認為血液會帶來傳染病風險、高污染率，因此會產生天然的抵觸心理，希望離自己越遠越好。”北京達康醫療法務總監張宇飛提到，就在2017年，達康醫療在建血液透析中心時，也曾在湖北基層遭遇居民反對，最終不得不換址。

居民強烈抵制之下，獨立血透中心進社區阻礙重重，但大醫院血透室卻人滿為患。

記者以患者身份聯系廣東多家公立三甲醫院，了解到當地血透室大多床位緊張，如果要做透析需要提前預約，“床位緊張，白天的血透床位基本已經滿員，只有晚上有少數床位”，粵西地區一家大型醫院的預約熱線工作人員說。

除了廣東，上海、北京等多地大型公立醫院也普遍存在血液透析科室一床難求的情況。記者了解到，血透的時間較長，一次需要4個小時左右。一名病人對應一臺血液透析機，因此在透析機“滿員”的情況下，只有等待前面的血透患者下機，后面的患者才能進行透析。

一位不愿具名的廣東省一家綜合三甲醫院腎內科醫生告訴記者，腎臟負責過濾人體血液中的雜質，維持體液和電解質平衡，最后產生尿液排出體外，通俗解釋，血透就是通過機器，幫助喪失腎功能的患者將尿液排出，“醫療垃圾和廢水都有明確的處置要求，合規的血透中心一般不會產生污染物不經處理就排放的問題。”

那么，血液會增加感染風險么？“尿毒癥不是傳染病。尿毒癥患者自身免疫力普遍低下一些，確實更容易患傳染病，因此國家要求尿毒癥患者要每半年進行乙肝、丙肝、梅毒、HIV的檢查，不同的傳染病是嚴格使用不同的分區進行透析的。但病人在透析室里面做做透析又怎么會傳染給壓根不會被允許進入透析室的社區居民呢？”上述腎內科醫生說。

獨立血透中心“獨立”難，難在哪里？

“腎移植的負擔很重，一般終末期腎病患者只能通過血透來維持，普通患者是每周透析三次，家離醫院遠的，凌晨就得起床，可能還得家人專門護送，這個成本很高，如果家附近能有個社區血透中心，患者生活質量會高很多。” 上述腎內科醫生告訴記者。

根據中國醫學會腎臟病分學會數據，截至2017年中國終末期腎病患者總數已達到290萬人，預計到2030年，我國終末期腎病患者人數將突破400萬人，但截止2019年，登記的血液透析患者僅為632653公立醫院的透析資源顯然遠遠不夠。

根據動脈網發布數據，在美國，血液透析市場的民營程度高達76%。但據中國非公立醫療機構協會腎臟病透析專委會2018年的數據，國內目前有血透機構5479家，民營的獨立血透中心占比僅11%，除了費森尤斯、達康醫療、山東威高、長生醫療、愛腎醫療等少數幾家連鎖血透中心稍具規模，其余大多為“散戶”。在各省市陸續將終末期腎病治療納入醫保后，費用不再是制約患者血透的主要因素，床位成為最大障礙。

“基層社區是一定要進的，一是提高服務的可及性，二是基層的市場空間很大。但不僅是社區居民的抵觸，租賃地址的合規性和中心醫護配備都是目前獨立血透中心發展的瓶頸。” 張宇飛直言問題所在。

2016年12月底，原國家衛計委印發了《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標準和管理規范（試行）》，明確血液透析中心屬于單獨設置的醫療機構，意味著獨立血透中心全面推向醫療市場，目的就是緩解公立醫院血透室床位緊張的局面。

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血透中心選址應考慮與周圍幼托機構、中小學、食品生產經營單位布局的關系，且營業用地應該是房屋必須是醫療用地或者商業用地。

“但如果要嚴格按照選址要求，且醫療機構按照50米的安全距離選址，在基層根本很難找到，且對于已經確診的終末期腎病患者來說，血液透析醫療服務的可及性非常重要。” 張宇飛說。

除此之外，和其他社會辦醫機構一樣，獨立血透中心也面臨招人難的共性問題。

2016年出臺的《血液透析中心基本標準和管理規范（試行）》要求獨立血液透析機構至少有2名執業醫師，其中要有1名固定注冊在本機構并從事血液透析3年以上；在此基礎上，2019年，國家衛健委部署重新修訂了血液凈化標準操作規程(2020年版)，征求意見稿要求每個獨立血透中心至少要有一個從業5年的腎臟病專業副高級職稱負責人。

“社會辦醫普遍都會遇到招人的難題，這個矛盾在基層更為突出，一個已經獲得副高職稱的醫護一般已經在當地公立醫院執業多年，怎么還會扔掉‘鐵飯碗’到我們民營機構來？” 張宇飛提到，目前大部分獨立血透中心都達不到這個標準，也負擔不起這樣的人力成本。

“實際上普通透析并不要求很高的技術含量，進入基層社區的獨立血透中心完全可以作為公立醫院血透室的補充承擔普通的透析需求，緩解大醫院服務壓力的同時，讓大醫院有余力收治疑難危重病人。” 張宇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