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靖編輯/漆菲“在阿富汗的中國人”過去是一個僅有百余人的小群體。去年8月，阿富汗局勢天翻地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隨撤僑專機離開，留下的人一度僅為個位數。如今，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掌權已近半年，一些曾離開的中國商人重新回到阿富汗，另一些留守的人

文/程靖

編輯/漆菲

“在阿富汗的中國人”過去是一個僅有百余人的小群體。去年8月，阿富汗局勢天翻地覆，絕大多數中國人已隨撤僑專機離開，留下的人一度僅為個位數。

如今，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掌權已近半年，一些曾離開的中國商人重新回到阿富汗，另一些留守的人也開始探索這個“搬不走的鄰國”的新機遇。

多位中國在阿商人和研究者告訴《鳳凰周刊》，塔利班政府對亂局中留守的中國商人很是感激，對中國項目態度也十分積極，但囿于阿富汗目前嚴峻的經濟和財政危機，以及西方國家撤離后流失的購買力，新政府能在何種程度上助力中阿經貿關系發展，仍是未知數。

收購松子時曾與塔利班“狹路相逢”

群山綿延，高大茂密的松樹林順著山坡向山腳延展，積雪輕覆其上，露出一片片高聳的樹尖，初冬季節的空氣凜冽而清新。

中國人王翰（化名）2020年11月前往阿富汗霍斯特省（Khost）的山區收購松子時，見到的便是如此景象。這里是興都庫什山脈余脈蘇萊曼山的西沿，平均海拔超過1000米，陽光充足，從印度洋吹來的西南季風讓山上雪水充沛，適合松樹的生長。

霍斯特省、帕克提卡省等10多個省份的山區素來以出產松仁飽滿、口感優良的松子聞名，山間的城鎮上散落著好幾個松子干果集散地。其中霍斯特省的松子產量占全國40%以上，許多家庭世世代代從事松子采摘、包裝和銷售工作。

王翰早在2018年就來了阿富汗，之前與阿富汗政府合作過兩年，最終因數個冗長而無效率的承包工程而感到精疲力盡。之后，他在朋友的介紹下發現了松子的商機。

2020年初冬，王翰和友人決定前往霍斯特省山區選貨。霍斯特省與巴基斯坦西部的瓦濟里斯坦地區接壤，自塔利班政權上一次垮臺后，那里地勢復雜的山區成了本·拉登所訓練的“基地”組織激進分子們天然的庇護所。與此同時，塔利班控制著全國為數不少的農村地區，山區更是散兵游勇的地盤。

王翰和友人雇了一名本地司機，三人坐進一輛毫不起眼的舊車，頭一天晚上9點就出發了。王翰解釋道，為了躲避路上的意外情況，長途車多要走夜路直奔目的地。從喀布爾到霍斯特的路途并不算遠，據他回憶，一路幾乎都是砂石路，加上冬季積雪很厚，路況不佳，250公里的路程足足開了8小時。

最終，他們抵達了一個山村。山民們的住宅散落在鄰近的幾座山坡上，這邊十來戶，走上一兩里地，又是八戶十戶。恰逢松子成熟的季節，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出動了，王翰形容，“年輕力壯的爬到樹上打松果、敲松子。敲下來的松子，村里有人挨家挨戶地收，收來了再供我們選購”。

他和友人選完松子、裝完貨后已是凌晨。天蒙蒙亮，一行人再次啟程。開到半路，一名揣著槍的武裝人員攔住了一車人的去路，王翰心想，“完了，遇上塔利班了”。

“當時我特別害怕，心跳都加快了。我心想，‘你們（塔利班）要什么，我就給你什么。別傷害我的人就行。”那時的王翰從未與塔利班正面“交鋒”過，在心里做好了最壞打算，“十多噸松子要是全部扣給塔利班，我也認了”。

所幸的是，對方并沒有要他的貨，而是按照貨量收取了50000巴基斯坦盧比（約合1800元人民幣）的“過路費”后就放行了。

王翰解釋說，霍斯特省鄰近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側的交易多用盧比進行。事實上，幾年前“阿富汗松子”在中國市場上尚無姓名，甚至被冠以“巴西松子”的名號，即巴基斯坦西部山區出產的松子。這不僅是因為巴基斯坦西部山區也產松子，更因為阿富汗早年沒有直達中國的運輸渠道，只能借道巴基斯坦出口至其他國家。

阿富汗松子上熱搜，但生意沒那么好做

那是王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霍斯特山區。

松子是季節性作物。他原本打算第二年冬季再到山區進貨，但在2021年8月，塔利班以兵不血刃之勢火速奪取政權，阿富汗一夜“變天”。王翰擔心遇到危險，政局平穩后再沒離開過喀布爾。

自那以后，王翰便委托本地收購商進行采購，后者在山區向農戶收購松子，運至喀布爾的工廠。工廠雇用了女工，手工挑選品相好的松子，將這些松子運送至國內，再由國內工廠炒制、銷售，整個流程通常不超過20天。

王翰依托的是中阿之間2018年11月開通的“松子空中走廊”。這條航線從喀布爾直飛上海，松子下午從喀布爾裝上飛機，經過六個半小時的飛行即可到達上海，國內時間一早收貨、清關，出關后馬上就能進廠，便利顯而易見。

阿富汗松子的年產量有2.3萬噸，但過去常因內戰戰亂和運輸不便而滯銷，或只能以極低的價格走私到巴基斯坦。據統計，2017年阿富汗僅有400噸松子出口到中國。阿富汗經濟部曾預測，若停止通過巴基斯坦走私松子，阿富汗每年從松子獲得的收入將增至10億美元。

而當“松子空中走廊”項目啟動后，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有超過1000噸阿富汗松子直飛中國。

一年后，阿富汗農業、灌溉和畜牧業部副部長加福里（Hashmatullah Ghafoori）宣布了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從2019年起的五年內，阿富汗將對中國出口6.2萬噸松子，這將為農民、貿易商和國家財政帶來22億美元的收入。此后，阿富汗松子的年出口量保持在3000噸-5000噸之間。

然而好景不長。2021年8月，塔利班奪取政權后，阿富汗對外交往的官方渠道幾乎全部中斷。隨后美國對阿富汗實施金融管控，阿國內現金短缺，本地貨幣阿富汗尼迅速貶值、物價飛漲，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

于是，塔利班政府向中國緊急求援，希望中國能幫幫他們。中方特事特辦，更新了包機飛行許可，再次打通中阿“松子空中走廊”。同年11月，中國電商主播李佳琦搭檔央視記者王冰冰首次在電商平臺上為阿富汗松子“帶貨”，一上鏈接后，12萬罐松子迅速售空。不久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在外交部記者會上為阿富汗松子“背書”。

一時間，“阿富汗松子”登上中國社交平臺的熱搜榜。抱著對阿富汗政局變換的關注以及對“遠方的人”的掛念，不少網友涌進售賣干果的網店，追問著，“阿富汗松子還有嗎？”

李佳琦賣出的首批12萬罐松子里，就有王翰通過恢復后的首條航線運往國內的貨品。他很感激網紅主播們的“帶貨”，認為這的確幫阿富汗松子打開了銷路，但整體上，這一年的生意并沒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好做。

他坦言，2021年是松子產量的大年，但果小、價格低，更致命的是，美國撤軍后，原先由美國政府給予阿富汗航空公司的物流補助不再發放，松子的運費一度從每公斤1.5美元飆升到4.5美元，今年初才回落到4美元左右。

和松子的出貨價相比，如此高昂的運輸成本讓王翰感到壓力重重：即使是品相最好的大果，松子季初價格最高時每公斤也才185元人民幣；小果的價格為每公斤100元人民幣，但最低時降至80元人民幣。

另一方面，“松子空中走廊”倉位有限，王翰有時還要“搶位置”，否則就要等下一批。他想過將松子經由巴基斯坦走海運運回中國，但海運路程長、不可控因素多，“松子是一種很嬌貴的果實，在海上漂得久了，容易受潮、發霉。海運時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松子的品質就大打折扣了”。

相比擁有廠商渠道的中國商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本地商人收購的松子一旦滯銷便只能放入冷庫，如此一來這些松子會流失水分，而流失質量就是流失金錢。

王翰說，喀布爾街頭小販們的手推車里，通常都是些個頭小、品質不那么好的松子，以前松子賣得便宜，當地人也愛吃，“但自從發現能賣到中國賺錢，價格還年年上漲，大家都舍不得吃了，把品質好的都拿去出口”。

2018年11月6日，在首架松子包機起飛前的啟動儀式上，時任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說，“隨著松子出口到中國和其他國家。我們的目標是將阿富汗變成一個出口國。”

加尼的講話壯志凌云，但事實上，連年戰亂讓經濟基礎薄弱的阿富汗極度依賴進口，和其他國家之間存在巨額貿易逆差。2018年，阿富汗的年出口額達到創紀錄的8.75億美元，但僅從中國的進口額就超過了這個數字（9.78億美元）。

而在塔利班執掌政權后的2021年，小小松子的創收顯得更為珍貴。蘭州大學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對《鳳凰周刊》指出，松子價值較高，且年年漲價，如今阿富汗出現了經濟危機，松子帶來的現金流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流動性危機。

但他也提醒說，松子作為一個小型支柱產業，意義巨大但拓展空間有限：阿富汗每年能達到出口標準的松子不過七八千噸，而在自然狀態下，一棵松樹生長20多年才能結出果子，采摘依賴山區的野生松樹，當下產生的效益難以被大規模復制。

朱永彪認為，未來除了干果貿易外，中阿間在“短平快、小而美”的輕工業項目上有不少可發掘的領域，例如防疫物資、食品加工等，而前者尚未有人進駐。

新政府財政吃緊，人人“勒緊褲腰帶”

2021年11月，離開阿富汗近一年的孟曉麗又回到了喀布爾。

孟曉麗所經營的是不間斷電源（UPS）和穩壓器業務，這是一種保護電腦服務器不受斷電損害的設備。阿富汗電力基礎設施不足，停電是家常便飯，但數字化辦公不能沒有電腦。過去，在阿富汗的國際組織、外國企業，還有阿富汗政府、學校和醫院等公共機構，有不少是孟曉麗的客戶。

孟曉麗2003年辭去了國內的工作，和丈夫一起來阿富汗創業。丈夫是電源工程師，兩人很快就確定了業務方向。彼時阿富汗市面上出售的產品沒有保修期的概念，孟曉麗便給自己的設備增加了三年保修服務。因為誠信、專注，她逐漸成了阿富汗IT市場的名人，所經營的電源品牌也成為當地無人不知的存在。她本人還成為阿富汗華商協會的會長。

去年8月，人在國內的孟曉麗沒能親眼見證阿富汗一夜“變天”的場面。但由于放不下生意，11月時她再度回到阿富汗。

短發的孟曉麗過去從不戴頭巾，這次出發前她的心里直犯怵，便準備了一條頭巾。抵達喀布爾那天，孟曉麗發現街上的男人都留起長胡子，過去年輕男子刮得干凈整潔的面龐一個也沒見到，她一下子覺得，“這不再是從前的阿富汗了”。

第一次出門時，孟曉麗套上了阿拉伯式的女士長袍，但感到行動極其不便。在街上，她看到一些本地女性沒穿長袍，而是穿著彩色大衣。于是她不再穿長袍，只是出遠門時會戴上頭巾。

不久后，孟曉麗去銀行辦事，接待她的是一位戴著頭巾的女員工，對方和她閑聊，告訴她幾天前塔利班來過，要求她把鼻子和嘴巴遮起來，手套也要戴上，但她以戴手套不方便工作為由拒絕了。

幾天后她再去銀行，又見到了那位女員工，對方包著頭巾，但仍然露著臉。孟曉麗猜測，這是因為塔利班一方面要恢復教法規范，一方面又要迎合外界的意見，所以對于著裝要求僅做出“建議”。當地年輕人大多從父輩那里聽說過塔利班上一次掌權時的嚴苛，他們出于恐懼也多會照做。

但如今，阿富汗全國上下的經濟形勢只能用“慘淡”來形容。孟曉麗的店鋪開在喀布爾的電腦城，周邊銷售的都是電腦、打印機等IT設備。去年政權更迭時，好多店主蒙受了損失，一些和前政府簽下的單子還沒結款，政府就倒臺了，有的商戶甚至賠了100多萬美元。

隨著國際機構紛紛撤離，也讓她失去了一大批客戶，訂單量下降了70%-80%。新政府的生意也不好做，孟曉麗說，“現在各級政府都是塔利班的官員，他們文化程度不高，用電腦的需求不大，自然也不會來配置電源”。

在她看來，新政府的財政情況也是極度緊張，從上到下都在“勒緊褲腰帶生存”。她偶然瞥見新政府官員吃午飯的場景，盤子里只有米飯和豆子，“以前我去政府談事情，對方會招待茶水、糖果；最近再去時對方只提供茶水，連糖果都不提供了”。

由于阿富汗國內現金嚴重短缺，塔利班政府對銀行實施管制，每人每周最多只能取款200美元（后放寬至400美元），公司賬戶每周只能提款總額的5%。

資金管控甫一實施，讓在阿中國商人叫苦不迭。孟曉麗不敢再往銀行賬戶存錢，只能將掙來的現金鎖進保險柜。有人告訴她，若想一次性提取大額現金，只能求助黑市——例如，若要從賬戶中提取2萬美元，需向“經辦人”支付2000美元的“好處費”。雖然從沒驗證過，但她相信這類操作一定存在，“現在大家都太窮了，為了取錢，什么辦法都會使出來”。

孟曉麗最近聽說，一家本地銀行的招標因無人參加，最終流標，原因是參加招標要先往銀行存一筆保證金。她算了一筆賬，“假設一筆生意的利潤能有20%，現在阿富汗尼貶值很快，等到政府付款，錢已經不值錢了，并且很可能卡在賬戶里取不出來，意味著還要賠一筆錢”。

孟曉麗在阿富汗經商近20年，她坦言，最近的情況快到自己能承受的極限，“我也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比現在更糟糕，但既然我回來了，能做的就只有等待”。

她的公司有三位阿富汗籍員工仍在堅守，他們都很珍惜這份工作，“現在一個七八口人的家庭，能有一個成年人掙錢，算是比較好的了。普通老百姓也不奢求生活質量，能把最難的時候熬過去，別餓死就很好了。”

但她依然對阿富汗的未來抱有一絲希望，“如果塔利班政府能更加包容，國際上有政府能承認它，各國的使館、國際機構可能會回來。但這一切取決于現政府的行動，如果它能讓世界慢慢接受它，事情就會一點點好起來。”

“其他人全跑了，只有你們中國人還在”

說起中國企業進駐阿富汗市場的橋頭堡，不能不提中國城。

位于喀布爾市中心的中國城大樓高11層、建筑面積2萬平方米，內有商場、辦公室。去年8月阿富汗“變天”時，絕大多數在阿中國人都隨著中方撤僑專機離開，中國城的幾位管理者留了下來，一度成為從阿富汗向國內發聲的重要渠道。

中國城于2015年立項，經過數年的籌備和招商，于2019年9月起試營業，2020年7月正式掛牌營業。據執行董事余明輝此前介紹，商城經營的主要產品有浙江的注塑機、天津的電線電纜、河北的日用化工產品和江蘇制造的鞋、服裝、涂料等。

中國城運營總監李西京向《鳳凰周刊》介紹說，過去多是阿富汗商人來中國采購商品，貨物質量參差不齊，以廉價小商品為主，導致阿富汗人對“中國制造”普遍印象不佳；他們則希望通過中國城將中高端產品引進阿富汗國內，吸引白領及有更高消費能力的人群。

李西京是2019年9月起常駐喀布爾的。但沒過多久新冠疫情暴發，中國商人出境考察活動大幅減少，給他的工作帶來巨大影響。他認為自己來之前對阿富汗市場做了充分的考察，對局勢也有預判，但千算萬算還是沒料到疫情的發生，還持續了如此之久。

2021年春季起塔利班的“反攻”讓全國上下進入緊張狀態，西方國家和國際機構紛紛撤走，整個市場陷入疲軟。盡管早就做好政權更迭的預案，李西京依然沒想到局勢變化如此突然。

8月15日當天，得知塔利班已經進入喀布爾，李西京立馬要求中國城的商戶將物資收好，拉下卷簾門，防止社會動亂對商鋪造成沖擊。員工們還把商城門口的中國、阿富汗和商城的三面旗幟降了下來。

為了安全起見，中國城暫停運營了幾天，但很快恢復營業。李西京說，由于商城面對中高端客戶，以前商城保安幾乎不對客戶進行搜身，塔利班掌權后的一段時間里，商城加強安保，對一切外來人員進行搜身檢查。但當9月中下旬局勢相對平穩后，搜身也停止了。

和其他經商者一樣，中國城的商戶也要面對經濟危機下阿富汗人購買力下降的難題。近半年以來，阿富汗尼兌美元貶值了一半，以至于物價上漲了50%甚至翻倍。多重因素下，阿富汗人生活捉襟見肘，遑論購置消費品了。

過去半年，李西京接到不下十次上門或電話詢問，都是來找工作或毛遂自薦做翻譯的，其中不乏受過高等教育，甚至曾來過中國留學的青年。由于經營情況不好，中國城沒有接收他們。另一方面，塔利班上臺后，商城擔心惹上麻煩，解雇了四名阿富汗籍女性員工，想等到經營情況穩定了再雇用她們。

加尼政府時期，中國城曾向政府申請加裝廣場護欄，手續還在辦理中，政府就倒臺了。李西京回憶，補辦手續時，商城派出阿富汗同事和塔利班進行接洽，對方一聽是中國城派來的，立刻匯報上級，上級親自接見了同事，還詢問中方有什么麻煩、困難，并承諾若有需要可以找他，他會出面處理。

李西京說，政權更迭后，有不少人找到中國城管理層想要建立聯系，他們都保持謹慎、一一拒絕了。直到臨時政府成立后，他們才開始恢復對外接觸。

經此一役，阿富汗商務部、礦產部、公共工程與鐵道部等多個部門全部“換血”，只有承擔政府職能但屬民間機構的“國家貿易辦公室”沒有大的人員變動。

讓李西京感到欣慰的是，這些部門均對中國城的工作表達了感激，“有人說，‘其他國家的人全跑了，只有你們中國人還留在這里，本身就是對我們的支持。我們也會大力支持你們的工作’。”正因此，2021年5月中方承諾在阿投資的300兆瓦燃煤發電項目得以繼續推進；政權更迭時卡在海關的一個海運集裝箱，也在新政府的協助下順利通關。

李西京還記得，在與新任公共工程部長見面時，對方表示，中國城項目做得不錯，他們早有所耳聞。但除此之外，中國城的商戶們還未感受到“變天”后營商環境的實質性變化。李西京猜測，這是因為新政府正忙于國家建設和民生問題，其他方面還顧不上。

2022年伊始，中國城團隊已有一半員工重回工作崗位。接下來，李西京和同事們將籌辦阿富汗首屆中國商品技術展銷會及第二屆中阿商務洽談會。去年的博覽會吸引了十五六家中國企業參加，展出商品包括電動車、取暖器、風扇、塑料制品、家具、日化等中國商品，吸引了在阿外國企業的關注，今年將加入技術交流環節。

李西京在與阿富汗人交談時，對方希望能引進中國的技術，或者通過和中國人合辦企業來促進生產和對外貿易。在他看來，中方2008年在阿投資建設的明海鋼鐵廠就是最好的例證之一——自明海投產后，阿富汗逐步建立了25家鋼廠，“可以說，我們中國人的鋼廠帶動了阿富汗一個產業的發展。”

中國人有一套自己的“生存法則”

過去，王翰在喀布爾坐辦公室，每天與阿富汗政府打交道。他當時所在的中國企業承包了當地的光伏能源項目，但對接的公務員中無一擁有相關專業背景，在審批工程時沒法提出針對性修改意見，卻常常關注一些無關核心技術的問題。

“按照中國人的思路，電站肯定要設計成長方形的，內部空間可以合理安排設備。但他們非要把方形房頂改成圓的，可我在喀布爾，從沒見過哪座房子的屋頂是圓的。”王翰覺得，對方似乎以為提的問題越多，就越顯得他們專業。

王翰記得，每次將修改后的方案提交上去后，對方回復時間都長達兩三個月，而終于等來的答復，卻總伴隨新的修改意見，這意味著可能又要經歷兩三個月的等待。就這樣，王翰所在企業提審的兩個項目，直到前政府垮臺還沒獲批。

在王翰眼中，加尼政府內部任人唯親、尸位素餐、效率低下，只有拖關系、有背景才能進入政府部門上班。

當他改行經營松子貿易后，更是見識了阿富汗驚人的貧富差距。王翰收購來的松子通常交給喀布爾一家分揀廠處理，參與分揀的女工每天工作8小時，一天的工錢是250阿富汗尼（約合16元人民幣），一個月也就300多元人民幣，“她們打零工，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一個月能工作20天就已經很不錯了。”

但他覺得，阿富汗人懂得知足常樂，“買個馕，兩三個人吃，再配點茶水，就是一頓早飯了”。

最近半年來，王翰感覺過去頻發的爆炸恐襲事件少了，但因為普通人生活潦倒，小偷小摸、搶劫事件越發普遍。他雇用的司機最近就被搶了手機、手表和錢包。為了安全，他的“生存法則”如故：人在院內上車，除了辦事盡量不出門，晚上絕不出去。

雖然眼下光景不好，他仍打算留在阿富汗經商，沒有松子的時節做些干果、藏紅花的買賣。他沒有給自己的停留設定期限和目標，“這得看阿富汗的產量，看國內需求，還得看這里的安全局勢，一些都難預測”。

“誰都很難說會在這里待多久。有生意做，有活干，就待著，”王翰笑稱，“都是為了生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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