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鱉價格（古蜀國的玉石碑）

朱文燦朱帆一、開頭的話石碑,是我們熟悉的一種石刻形式，在游覽名勝古跡、名山大川時，經常會與歷代碑刻見面。《說文解字》里說“碑，豎石也。”碑在傳承歷史中的作用：一是祭祀，包括巖畫。二是墓碑。三是記事紀功。四是經典石刻，如《熹平石經》。五是天文

朱文燦 朱 帆

一、開頭的話

石碑,是我們熟悉的一種石刻形式，在游覽名勝古跡、名山大川時，經常會與歷代碑刻見面。《說文解字》里說“碑，豎石也。”碑在傳承歷史中的作用：一是祭祀，包括巖畫。二是墓碑。三是記事紀功。四是經典石刻，如《熹平石經》。五是天文及藝術品。六是埃及方尖碑。七是界碑。八是盟會碑，如《唐蕃會盟碑》。九是告示碑。“石刻”不等于“石碑”。但是，“石碑”一定是“石刻”。石碑用于刻字，始于東漢，盛行于恒、靈之際。刻有文字的碑興起于漢朝，并不等于漢以前沒有石刻文字。只是把漢以前的石刻文字不稱為碑，而是稱之為“刻石”。

《辭海》里說：“古人把長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圜首形或形在方圓之間、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現豎直于國家國家博物館的的長方體瑯琊刻石高132.2厘米，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臨瑯琊山時勒石。刻石書體為秦篆，傳為隨行廷尉李斯所書。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有刻辭全文。瑯琊刻石書體為秦篆，相傳為李斯所書。現殘存13行87字，前2行為公元前219年，隨秦始皇巡視的從臣最后二人的官職和姓名，后11行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補刻的詔書及其從臣姓名，字已漫漶。在瑯琊刻石中，秦始皇歌頌了自己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強調了制定統一的法律制度作為辦事的準則，重申了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以鞏固國家統一的重要性。瑯琊刻石碑由底座、碑身、碑額組成。底座有時雕成赑屃形象，碑額則浮雕成雙龍盤繞，碑身鐫刻碑文，有的碑文背面，即碑陰處或兩側均刻有文字。已知最早的碑刻文字，首推秦朝的“石鼓文”。石鼓文形制似鼓,共10件,戰國秦獻公時作。內容反映了周天子使臣至秦與獻公一起出游，在吳陽射鹿捕魚,高原行獵,經汧水而歸的情況。

圖（1）古蜀文化玉碑上的跪人

唐代陸龜蒙的《野廟碑》中云：“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埋葬)用木。”在先秦時期還有兩種器物亦被叫做“碑”。其一就是古代宮廷“測日影”的計時工具，后人稱為“日晷”。其二是祠廟、衙門、學校等公共場所門口用來拴牲口的柱子。1996年在新鄭市西側600米處的韓國宗廟遺址，發現一塊“無字碑”。整體呈圭形，上半部像匕首，下半部中間還有一穿孔，質地是灰色沙巖，正反兩面上部都被人工打磨。此塊“無字碑”是戰國時期韓國太廟所立之“碑”。可見，遠古的“碑”為木質而非石質，上面并未書刻文字，與我們今天認識的“碑”截然不同。保存于大英博物館中的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Ptolemy V）詔書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是一塊制作于公元前196年的大理石石碑。由于這塊石碑同時刻有同一段文字的3種不同語言版本，使得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后，解讀出已經失傳千余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雅典國立考古博物館的運動員斯忒芬諾斯大理石墓葬石碑(公元前400—前375年)、繪有戰土圖案的大理石瓶(約公元前400年)、雅典娜無頭雕像(約公元前350年)、庇尼卡的雅典娜(公元2世紀)和亞里士多德雙面頭像(約公元前325-前300年)等文物，將城市守護神、英雄、戰士、運動員與哲人共處一堂，生動呈現出西方古典時代的理想城市風貌。

1799年，拿破侖率領軍隊遠征埃及。一個叫布夏爾的法國軍官帶領士兵在埃及的羅塞塔城挖戰壕時，發現一塊黑色玄武巖石碑。這塊石碑高44英寸、寬30英寸，石碑上刻著3種文字，最上面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間的是古埃及的世俗體象形文字，下面是希臘文，這就是被后人稱為“羅塞塔碑”的著名石碑。法國的《埃及通訊》刊載了發現“羅塞塔碑”的消息后，立即引起了轟動。各國學者紛紛試圖破譯石碑上的象形文字。當時，有很多人懂希臘文，所以石碑上的希臘文很快就被讀懂了。但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由于失傳已久，眾學者們束手無策。古埃及文明的研究暫時擱置。

正當這時，年僅11歲身體羸弱的法國語言天才讓?法蘭西斯?商博良對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立志要破解“羅塞塔碑”上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謎。經過20多年的努力研究，1822年，商博良終于破譯了象形文字。這一研究成果的公布，標志著埃及學的誕生，為研讀古埃及文明提供了寶貴的鑰匙，商博良也因此被人們稱為埃及學之父。到19世紀30年代，人們幾乎完全破譯了象形文字。古埃及文明的大門被徹底打開。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一種兼表意、表音、和部首文字三部分組成，在構成上這點和我們的漢字有些相似。表意文字是用圖畫來表示事物，舉個例子：如表示水就畫波浪線“≈”，星星就畫“★”。 還有一些表意字，如畫許多小蝌蚪表示“多”，牛在水邊奔跑表示“渴”。要寫一個句子，那就把這些象形文字按一定的順序排列在一起。比如一塊紀念公元前3100多年前法老美尼斯統一埃及的石板上，刻著他用權杖打一個跪著的俘虜，俘虜上面有一只鷹，鷹的一只爪子抓著一根從俘虜鼻子穿過的繩子，另一只爪子踩著6棵植物，這表示美尼斯抓獲了6000名俘虜。

二、古蜀文化玉石碑

我們發現，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國時代，已經出現刻有文字的玉石碑。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碑十余通，大致高120厘米，寬50厘米寬。

上方中部陰刻鳥、蠶、人像圖案，刀痕清晰，線條流動，工整端莊，極富表現力。其中一通碑的上方兩旁是兩個雙手握璋的跪人圖案，正中為一個平頭頂，頭戴頍，戴有面罩，臉形方正，大耳高鼻，其雙眼呈外凸狀的人首鳥身像。

這種人首鳥身像除見于古蜀文化玉石神樹外，在玉石神壇最上層的“盝頂建筑”上額正中也鑄飾有此像。古人有“以上為尊”、“居中為尊”的說法。人首鳥身像出現在玉石神樹樹枝端部與玉石神壇頂部正中，顯然具有神圣的象征意義。人首鳥身像所代表的當是群神崇仰的天“帝”，一如古希臘神話中的宇宙之神宙斯一樣。在中原周朝以來的神話中，眾神之尊一般指的是黃帝。古蜀國時代早于周朝，那么，人首鳥身像指的是誰呢?

我們曾指出，人首鳥身像造像當與古蜀遠祖有關，可與古史神話中的古蜀祖先神“大鳥王”帝顓頊發生聯系。就其神職內涵象征而言，該像很可能是“中央之神”并兼有太陽神神職的最高權威象征物，當是古蜀先民諸神崇拜中的主神。

另一通玉碑的上方，兩旁是兩個雙手握璋的跪人圖案，正中為頭戴王冠的一條蠶。“蜀”，遠在東漢的許慎說它是蠶。這是一個奇怪的造型。就像額頭上橫放了一條加長的眼眶。蠶，從蟲。在甲骨文的書寫中，那彎曲的身子又與蛇、龍相似。所以，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蟲，應該與蛇有關 。神話中蜀人的祖先是“蠶”。他是“蜀”的化身，是中國華夏第一個把山上野蠶變為家蠶的人。古蜀國是四五千年前的養蠶業的發源地。栽桑養蠶已有5000年的悠久歷史，古蜀國絲織品就由新疆“絲綢之路”及云南“蜀身毒道”運往中亞和歐洲各國。古希臘羅馬人稱中國為“賽里斯國”（serice），稱絲綢為“西爾克”（xerk）。古蜀國蠶叢以蠶桑興邦，他“衣青衣，勸農桑，創石棺”，以其膽略和超群的智慧，在成都平原發展生產和經濟，鑄就了古蜀國的歷史輝煌。在西周末期，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自亂朝綱。此時的蜀地在蠶叢治理下，經濟勃興，人民安定，國力已強大到足可以和周天子分庭抗禮。因此，他乘此機會在蜀中稱王，建立了蜀國。蠶叢之前的古蜀人，以牧業為主要生活來源，兼營狩獵和養殖。養殖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養蠶繅絲。憑借蜀國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江流奔涌，泉水充盈，土壤肥沃，地下有豐富的金、銀、玉、銅、鐵、鉛、錫等礦藏，培養了古蜀人高超的青銅鑄造工藝。蜀地山林茂盛，犀牛、牦牛、大象等野生動物出沒其間，瓜果四季皆熟，漆、麻、桑蠶、雌黃、白土等物產豐饒。古蜀人的繅絲、髹漆工藝堪稱一流。滿山遍野的竹子解決了住房的問題。從三星堆晚期房址出土的木棍、泥塊、竹片等痕跡看，古蜀先民根據川西平原多雨潮濕的特點，因地制宜地制造了竹編木骨泥墻的干欄式建筑。他們就地取材，用木、竹構起屋架，用木棍和竹片編成籬笆，在其里外兩面涂草抹泥，以茅竹覆蓋在屋頂上。

民間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縱目人面，與文獻所載對照，印證了古蜀傳奇人物蠶叢和魚鳧的存在。古蜀先民記事載體從數量有限、價格昂貴的青銅器、金器，轉移到取材方便、價格低廉的玉石，“以石代金”是一種就地取材的選擇。加之刻石材巨形豐，性堅質穩，便依照銘刻的目的與用途的不同，逐漸分化產生出各種不同外形的石刻類型，其中就出現了具有現代碑帖含義的“碑”這一石刻形制在古蜀國時代得到了普遍接受，并逐漸固定下來，成為后人廣泛遵循的碑刻制度。由此發展到長方形豎石、銘刻文字圖案，有一定形制，一定文體的銘刻碑。其間到底經歷了多少年的漫長演化過渡時期，我們不得而知。

古蜀文化玉碑上的文字表明，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先民，已經以刀代筆，創造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古蜀文字已具備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所謂“六書”的文字特點。鐫刻在龜甲和牛骨、青銅器、金器上的古蜀的文字，顯得十分嚴謹、規范、成熟。

三、古蜀文化方尖碑

四五千年前，希臘古城特洛伊被稱為永遠無法攻破的城池。然而，許多人并不知道，與特洛伊同一時期甚至更早，一座更加雄偉、高大的城池早已聳立在今日四川廣漢城西邊的馬牧河畔。古城面積達300萬平方米，宮殿區、手工作坊區、居民生活區、墓葬區劃分清楚。

據了解，與古蜀三星堆古城同一時期，大約公元前16世紀到公元前12世紀，邁錫尼城邦一度成為希臘南部早期城邦文明的代表。但是，如今發現的邁錫尼古城遺跡面積，僅為三星堆古城的一半。

目前，三星堆古城東、西、南三面城墻已發現，這些古城墻底部寬約40米，頂部寬約20米，這意味著城墻頂部甚至可以同時奔跑4輛轎車。城墻的原來高度經推測在8—10米左右，而邁錫尼古城城墻厚度平均僅為6米。根據城市面積推算，三星堆古城當時居民已達到數萬人，而歐洲直到14世紀末，人口最多的城市威尼斯也僅有9萬人。根據現在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實物描述，當時的古蜀國城內十分繁華，在宮廷王室，深宅大院，已經聳立大大小小的方尖碑。民間收藏的五六通玉質方尖碑高1.6米，寬35厘米，每通碑面鐫刻100個、四面共計400個古蜀文字。頂端是圓雕人首鳥身像。翻閱資料得知，方尖碑（obelisk）是除金字塔以外，古埃及文明最富有特色的象征。方尖碑（obelisk）希臘語本意為“細長帶棱、一頭帶尖”的長方形物體。方尖碑外形呈尖頂方柱狀，由下而上逐漸縮小，頂端形似金字塔尖，塔尖常以金、銅或金銀合金包裹。碑高度不等，一般修長比為9—10:1，用整塊花崗巖制成。方尖碑的四面均刻有象形文字，說明這種石碑的三種不同目的：宗教性（常用以奉獻太陽神阿蒙）、紀念性（常用以紀念法老在位若干年）和裝飾性。同時，方尖碑也是埃及帝國權威的強有力的象征。從中王國時代 （約公元前2133-前1786年）起，法老們在大赦之年或炫耀勝利之時，便要豎立方尖碑。已知早在古埃及第四王朝即有方尖碑。

當時遺物無存，僅知道碑不超過3米。現存最古老完整的方尖碑屬于古埃及第十二王朝法老辛努塞爾特一世（約前1971-前1928年）在位時所建，豎立在開羅東北郊原希利奧坡里太陽城神廟遺址前。方尖碑通常都被放在神殿里面。但是，在埃及有人把它放在私人的墓穴旁。從新王朝時期開始，方尖碑就時常成雙成對地被放在門口。作為紀念碑，上面刻著象形文字，講述法老立碑的細節。羅馬皇帝多米蒂安讓在埃及的阿斯旺用紅色的花崗巖制造的方尖碑。上面裝飾了女神將代表上、下的埃及皇冠獻給多米蒂安，而他正以法老的姿態接受的圖案。1651年，石碑的頂部加上了一只鴿子，那是教皇龐腓力的家族標志。全世界現在有源自古埃及的方尖碑查約在28-30座，其中埃及保留了7座，意大利擁有13座。每一塊古埃及方尖碑都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歷史，所以放置方尖碑的地方都是重要的地標。梵蒂岡方尖碑（Vaticano Obelisk）高25.5米，連基座高41米，重327噸，它是羅馬最著名的方尖碑。公元37年羅馬皇帝卡里古拉下令將其從埃及亞歷山大搬運至羅馬，當時豎立在皇宮旁邊的廣場上。1586年，圣彼得大教堂開工80年時，教皇西克斯圖斯五世下令將其豎立于圣彼得廣場中央。它也是古埃及方尖碑中唯一一座沒有象形文字的，被稱為“無字方尖碑”。 意大利羅馬人民廣場方尖碑（Flaminio Obelisk）：23.2米高，重約235噸，建造于公元前13世紀拉美西斯二世時期，公元前10世紀奧古斯都時期從埃及運到羅馬，最初放置于馬西莫競技場，1589年教皇將其豎立于此紀念征服埃及。1815年后，方尖碑旁增加了4尊雄獅雕塑，廣場兩邊加建了圍墻和16座埃及特有的獅身人面像雕塑。羅馬城眾多的方尖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領略到羅馬曾在歷史舞臺上的強盛。

古蜀文化方尖碑與埃及方尖碑形狀、外觀一致。因上面鐫刻的古蜀文字尚未解讀，其主要內容，用途不得而知。也許是贊頌某位蜀王的武功文治的豐功偉績，以期傳諸永久，宣揚他的輝煌勝利。形成三度空間加十維的整體體積感的古蜀文化方尖碑，十分飽滿、豐富。今天，這些高高聳立的碑體圖騰般地吸引我們的視線，引起對古蜀文明的崇尚和敬仰，使我們的心身、意念在經歷歲月淬煉的偉大藝術面前升騰。由此我們便知，真的藝術無需區分音樂、舞蹈、繪畫、雕塑、建筑抑或是其它藝術形式，終將是向全體感官開放的整體。

方尖碑，是古蜀人情感的載體。一部四五千年的古蜀國文明史，也是一部碑刻文化的發展史。《蜀王本紀》云：“蜀王之先名蠶叢，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也就是說，蠶叢氏統治古蜀國達數百年之久。從歷代蜀王的文治武功，到文臣武將的卓著功勛，到賢達烈女的高尚德行，刻滿了千百年來大大小小的碑石，見證著古蜀先民堅韌的性格與厚重的文明。

古蜀文化方尖碑集雕刻、書法、文學、歷史于一體，融實用性、觀賞性、文獻性于一身，在古蜀國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古蜀文化方尖碑碑文筆畫渾厚雄健，結體趨向方正，風格樸實雅逸，已然具有筆墨書寫的神韻。其筆畫，繁者緊湊，簡者寬松；橫豎折筆處圓中寓方，轉折處豎畫內收、下行時向下舒展，曲折自如，飽滿圓潤；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字勢圓融，粗細均勻，端莊古雅。其結體，字型隨字而異，促長伸短，勻稱適中，間架整肅，布白寬舒，古茂雄秀，端正厚重。其章法布局，縱橫成列，間距整齊，對稱有致，均衡疏朗，富于古樸雄渾之美。藍天白云之下，青山綠水之間，欣賞那些不同尋常的古蜀國的方尖碑，輕輕地撫摸那些氣韻生動的點橫豎捺。由此感到，看似冰涼如鐵、冷硬無情的石頭，其實也有著生命的溫度、情感的強度和歷史的深度。一塊塊碑石，就是一頁頁凝固的歷史，一面面人生的鏡子，一方方人類神圣情感的載體。

四，龜為玉碑、方尖碑基座

古蜀文化玉器中，有玉龜首翹尾昂，龜背托一個頭帶高冠、雙鳥為耳的古蜀人的圓雕作品。也有玉龜昂首翹揚爪，龜背托一個翹頭展翅的鳥的玉雕。古蜀文化玉碑、方尖碑，以龜形為器物基座。古蜀玉龜作昂首爬行狀，眼平視，口微張，前足略短，后足用力蹬地，尾作矛榫形，龜背甲飾長方形及三角形雷紋。龜座上有兩道長方形卯槽， 與玉龜腳下的兩道長條形榫突相合，榫突玉碑、方尖碑恰好卡入卯槽中。據《禮記·郊特牲》一文中，“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用龜作敬奉社稷祖宗之祭品等現象，以龜形為器物基座的形象可知， 在商周時代人們已非常善于利用龜的神秘屬性了。以龜形為器物基座的形象，是受源遠流長的文化信仰中認為龜通靈、長壽、且能死后涅槃等文化思想指引，并被廣泛的考古發現證實。這種對龜的喜愛與崇敬，是早在史前文明中就跨種族、跨地域、跨時代普遍存在的現象。 國人對龜的喜愛及崇敬由來已久深具淵源，龜被推封為鱗介之首與龍鳳并稱， “鱗、鳳、龜、龍謂之四靈”。并被認為具有通靈的能力，可給予人們神示，謂其“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明于陰陽，審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禍福”。古人對龜推崇備至， 最能體現這種對龜的崇敬的大概就是各族爭相以龜作為祖先圖騰。人們熟知黃帝號軒轅氏，即天黿（大龜），發祥于中原天黿山；禹的祖先顓頊族的圖騰也是龜，傳“（顓頊）取（娶）鄒屠氏……，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周王室姬氏，也自稱是龜的傳人，《國語·周語下》有：“我姬氏出自天黿。”足可見古人對龜的崇仰之深。 在漢代，皇帝授給諸侯、丞相、大將有龜形印柄的金印，調動軍隊的兵符亦稱“龜符”，并鑄“龜鼎”為國家重器。大概由于龜的形象符合古人樸素的宇宙觀。其“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回趾運轉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睛）象日，右精（睛）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知存亡吉兇之變。”

另外，龜很長壽，在古人的心目中龜壽數動輒千歲，如“龜生三百歲大如錢……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而“千歲而靈，此禽獸而知吉兇者也”。可見，壽長便可通神，東漢班固《白虎通義》即有： “干草枯骨，眾多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加之龜行動緩慢與世無爭， 能長久不食而又十分長壽，頗有世外長者之態，既見多識廣博古通今，又很是有幾分仙氣。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大概是龜會冬眠， 人們見它入土多日后又能破土而出，遂認為其能涅槃重生，作為陰之代表，自由出入幽冥之界。所謂“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所以，人們對龜的喜愛，具有跨時代、跨族屬、跨地區的普遍性。龜，是古蜀人的一種生命崇拜。例如，成都，有“龜城”的別號。成都，為什么會是一個龜城？要從成都的來源說起。相傳最早對成都二字作出解釋的，是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一書。樂史認為，成都的得名是“以周太王從梁山止岐下，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事實上，從高空鳥瞰成都，整個成都城形狀的確就像一只大烏龜。古文獻《搜神記》中曾有記載，秦朝的張儀修筑城墻時屢筑屢塌，忽然有一個大龜沉于江中，至東子城東南角而斃。張儀向巫師請教，巫師建議依龜形筑城，從此，成都便有了“龜城”的別稱。

除了這個傳說，成都金沙遺址還有出土的石鱉、卜甲等文物，記錄了遠古蜀人的烏龜崇拜。傳說早在蜀王杜宇統治成都時期，金沙就是重要的祭祀場所。蜀國叢帝鱉靈，原為杜宇王朝的丞相，因為治水有功，深受民眾擁戴，杜宇禪讓帝位予他，于公元前666年前后稱開明帝，建立開明王朝。開明傳位十幾代子孫、治蜀300余年后，秦惠文王覬覦蜀國富足的物質、人力資源，派遣大夫張儀、大將軍司馬錯率師從石牛道伐蜀。蜀王戰敗，后為秦軍追殺，秦速滅蜀，大約在公元前316年。于是，有了張儀治理成都，進入“龜城”時代。其實，龜還是古蜀人渴望長壽的一種祭祀崇拜。在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成千上萬件文物中，不僅有石鱉，還有一件長達46.4厘米的卜甲。這件中國迄今發現的最大卜甲，印證古蜀金沙人盛行巫術活動，喜歡根據龜甲裂紋卜問事情吉兇。民間收藏的一件古蜀文化玉龜，分背甲和腹甲兩部分。龜中空，背甲的龜紋琢磨得十分逼真，背甲和腹甲兩部分，由孔和暗槽相連。這件玉龜與長方形玉片疊壓在一起同時出土，反映兩者有緊密聯系，應為占卜工具。玉片所顯示的意義，說它有度數，有方隅的形象。特別令人關注的是，玉片夾放于龜甲里面，和文獻所說 “元龜銜符”(《黃帝出軍訣》)、“元龜負書叩” (《尚書中侯》)、大龜負配(《龍龜河圖》)若出一轍。玉龜，由背甲、腹甲兩部分組成。背甲兩邊各對鉆兩個圓孔，兩圓孔之間琢磨凹槽，背甲尾部對鉆4個圓孔。腹甲兩邊與背甲鉆孔相對應處各對鉆兩個圓孔，腹甲尾部對鉆1個圓孔。出土時有一長方形玉版夾在玉龜背腹甲之間。用于占卜的龜甲“凡削、鋸、切、錯、刮、磨，穿孔以系等，已成為整治的例行工序”，而古蜀文化玉龜、玉版都有人工鉆孔的出現。說明這些玉龜、玉版，可能就是用作占卜之用。

又有《史記·龜策列傳》中記載：“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可知，古蜀國時代就已經存在使用龜甲進行占卜的情況。一件古蜀文化玉版正中有一正圓形，內含有一個形似八芒星的圖案，而八芒正與一年八季(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春夏秋冬，朝夕相繼，循環往復，古蜀先民多將其歸因于太陽的強弱升落。所以，與八季應對的八芒可能就是太陽。又有“四正”(正東、正南、正西、正北)、“四維”(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八方可與“八芒”相對。古代天圓地方，八方正代表的是廣闊大地。而乾坤相對，那么“四正”“四維”代表的就是太陽。由此可見，玉版內心的八芒星圖案，極可能是太陽的繪形。古蜀文化玉龜具有數量多、類型豐富、體量大、可視性好等特征，是對歷史文化信息是最直觀的展現。古蜀文化玉龜是歷史的碎片，要將玉龜背后的故事合理地還原出來，需要大量深入持久的研究工作。除占卜外，源于對龜的崇敬和喜愛，使用龜形紋飾及以龜為形象的器物也在各古蜀文化時期普遍出現。比如三星堆青銅器上的，龜形紋飾。船棺中出土的木龜盤，及成都三洞橋戰國銅勺上表現巴蜀文化崇拜的龜形圖案，或可輔證這種龜崇拜廣泛性的持續存在。利用龜的形態作為碑器物基座的現象，除了傳統的取其靈性外，更多的方面，是考慮到龜背平，重心低，且能負重的自然屬性。文獻里有很多以龜來負天、負山、負文等的傳說。如人們熟知的女媧斷龜足以補天，《楚辭·天問》中“鰲戴山抃，何以安之？”等等。

結束語

天地悠悠，滄海桑田，獨特形式的古蜀文化玉碑、方尖碑，作為歷史最忠誠的見證者、記錄者，默不作聲地記錄下古蜀國的那些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和歷史時刻。一些古蜀文化玉碑、方尖碑已經毀壞，蹤跡全無；另外一些至今還深埋地下，難見天日；只有極少數的一部分，穿過蒼茫的風雨，存留人間，像一位穿過世事風霜的老人，著一襲青布長衫，默默地為人們講述過往的歷史，曾經的故事。它撥動的是古蜀國漫長的歷史密碼，穿越時空，交織出理性美的形式，是一座座記錄古蜀燦爛文化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