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雪后初晴，天地一色，這日景致不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一時興起，給遠方的友人寄了一封信：“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好久不見，我是羲之。剛才下了一陣雪，現在天又轉晴了，

#書法#

雪后初晴，天地一色，這日景致不錯。

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一時興起，給遠方的友人寄了一封信：“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山陰張侯。”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好久不見，我是羲之。剛才下了一陣雪，現在天又轉晴了，景致不錯。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那件事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幫上忙，心里糾結到現在。世上很多事情就是如此無奈，王羲之拜上。我在山陰準備好了，隨時恭候您的光臨。（一說“山陰張侯”為收信人）

這封4行28字短信寫得很隨意，就跟現代人每天捧著手機發微信差不多，王羲之大概也想不到，自己隨便揮灑的一封書信，千百年后會受到后世的頂禮膜拜吧。

▲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臺北故宮博物館藏。

《快雪時晴帖》后來成了乾隆皇帝最心愛的寶貝，他特地在養心殿西暖閣內裝修了一間8平方米的小書齋，將其與王獻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遠帖》三幅作品安置在內。書房取名“三希堂”。

每到北京瑞雪初降之時，乾隆都要把它拿出來細細賞玩，并一次次寫下各種觀后感。

有一天，他心情舒暢，便大筆一揮在書帖旁寫了一個“神”字；又有一天，他似乎有了新的感悟，寫下一個“妙”字；還有一天，他似乎覺得一個字不足以表達心情，干脆來一個感嘆短語“神乎技矣”！

就這樣，乾隆一生對這件書帖的題跋有73次之多，以至于《快雪時晴帖》展出時，很多人只看見乾隆密密麻麻的題記，差點兒找不著王羲之的那28個字了。

01 大寫的藝術

真正讓王羲之封神稱圣的是，一次蘭亭集會，一次即興揮毫。

那是東晉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時任會稽內史的王羲之和謝安、孫綽等41人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修褉，飲酒賦詩。王羲之將諸人所賦的詩作編成一集，并即興揮毫作序一篇，記述流觴曲水一事，這便是有名的《蘭亭序》。

此帖本來只是草稿，28行，324個字，一氣呵成，快意淋漓，有增刪，也有涂改。王羲之回家后覺得涂改過幾處的初稿不太完美，重新抄了幾次，卻發現新抄的稿子，整潔是整潔了，但老感覺不如初稿有味道。

筆下特定時空中書法的敗筆大約也是生命的真實吧，即“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所以歷代書家都推《蘭亭序》為“天下第一行書”，這是有道理的。

雖然王羲之憑借一手“飄若游云，矯若驚龍”的行書獨步天下，但是他有兩個偶像，令他覺得他的字怎么都比不上他的偶像。這可不是高級凡爾賽，因為，他的偶像確實實力很強。

這倆牛人一個是東漢草圣張芝，另一個是曹魏正書之祖鐘繇。

張芝的拿手絕技是草書。漢代，“破圓為方”的隸書取代繁瑣復雜的篆書，成為了官方通用字體，與此同時還誕生了一種新字體——草書。草書的發明同樣源于人們對書寫便捷的追求，畢竟草書可以說是書寫最快的字體了。如果說草書的面世是出于實用的目的，那么張芝的出現，就把這“實用的文字”變成了一門“大寫的藝術”。

張芝出生于一個顯赫的官宦世家，不過他對做官毫無興趣，他喜好書法，尤其是草書。他從小“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連王羲之都自嘆弗如。和一般人為了求快才寫草書不同，張芝在忙的時候反而是不寫草書的，他說：“匆匆不暇草書”。大約在他心目中，草書是一門大寫的藝術。

張芝開創了“一筆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在當時社會上掀起了一股“草書熱”。漢明帝和漢章帝都是草書十級愛好者，漢章帝甚至允許草書高手杜度用草書上表奏章以便他私藏。文人士子對張芝草書的癡狂熱愛，遠勝過對孔子儒學的研習。這群人“不瘋魔不成活”的樣子，讓當時的辭賦家趙壹滿腦子問號，貼出一篇《非草書》的文章大加質疑，意思大概是：草書這樣的雕蟲小技，升學不考，公務員招聘不考，既不能升官，也不能發財，你們天天搗騰個啥呢？

可見，早在東漢時期，以草書為代表的書法已經從“有用”中超脫出來，成為“無用”的藝術了。

到了東漢末年，鐘繇橫空出世，他的拿手絕技是正書。

所謂正書，也就是楷書，又叫真書，它是現在常見六種字體（甲骨文、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中最后出現的，卻也是最穩定的，一直到今天都沒有太大的改換。后人把楷書的專利權給了鐘繇，尊他為“楷書鼻祖”，這當然不是說他是第一個發明或者使用楷書的人，而是因為他楷書寫得好，社會地位又高，加之影響了后世許多書家，所以當仁不讓罷了。

王羲之早年的書法老師是衛夫人衛鑠，而衛鑠正是師承自鐘繇，傳遞了鐘繇的筆法。可以說，王羲之見了鐘繇得喊一聲“祖師爺”。

鐘繇的名氣很大，但他的真跡今天一件也看不到了。其中有個原因，就是他的粉絲一個比一個狂熱。

他曾寫過一份《宣示表》，勸魏文帝曹丕接受孫權的歸附請求。之后《宣示表》落到了東晉丞相王導的手里，他很喜歡鐘繇的書法，所以在南渡逃難途中，依然堅持把鐘繇的真跡帶上，縫在衣服內，時不時就拿出來給人顯擺顯擺。

去到江南后，《宣示表》傳到了王羲之手里，這可讓王羲之高興極了，常常拿出來臨摹。再后來，王羲之把它借給了他本人的粉絲王修。王修也很喜歡，愛不釋手，他去世后，把這件書法帶到了棺材里，狂熱詮釋“死了都要愛”。現在能看到的《宣示表》據說是王羲之的臨本，也有可能是臨本的臨本。

王氏一門，善書者很多。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獻之也是一位書法大家，王羲之被稱為“書圣”，王獻之則被稱為“小圣”，與父親并稱“二王”。王獻之在父親去世后的大半個世紀里，名聲大震，甚至還超越了其父，傳為一時書壇佳話。

在今天，夸一個人寫字寫得很好，都喜歡說他是“書法家”；但在魏晉時代，如果有人稱“二王”為書法家，他們未必樂意。當時的文人把書法當作文化修養的重要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而已。他們的主業是從政或者創作詩文，而不是書寫，張芝的學生魏國侍中韋誕的故事頗能說明問題。

韋誕擅長各種書體，其中最擅長楷書，宮中的匾額都是他題寫的。魏明帝曹叡曾修筑了一座高峻的凌云臺，可是陰差陽錯，字還沒有寫上，工匠就把匾額釘上去了。皇帝只好讓韋誕坐在一個筐里，用轆轤把他拉上去，在空中書寫。據傳這匾額距離地面有二十五丈（約83米）之高，韋誕大概有點兒恐高，嚇得魂飛魄散，顫顫巍巍地題了字，下來后須發盡白。回到家里，他燒掉了題字的毛筆，同時嚴戒子孫再也不許寫榜書大字。

到了東晉，有人請王獻之為新建的太極殿題寫匾額，王獻之就以韋誕的故事為由拒絕了。

由此可知，古代文人不愿被視為專業書法家，一旦專業就成了工匠，有損文人的尊嚴和聲譽。這或許是魏晉文人偏愛行書的原因，一則行書不能用于書寫官方文件，二則不能用來題寫宮中匾額。它筆勢流動，姿態隨意，更能展現個性，是文人圈子里通行的字體。

總之，對于魏晉文人來說，書法是一種高雅的藝術，而不是一項實用的技能。

02 盛唐法度

書法發展到了唐朝，諸體皆備，書家林立。盛唐更是在魏晉傳統的基礎上形成了第一個書法高峰，呈現出蓬勃、博大、雄健的氣象，折射出鮮明的時代特征與精神。

唐朝書法的開山人物是歐陽詢，不過他人生的大部分光陰是在南朝和隋朝度過的，入唐時已經是一個年逾六旬的老人了。

幸好大唐帝國的最高話事人李淵，是歐陽詢當年在隋朝任職時的至交好友。憑著好哥們的照顧以及自身業務能力過硬，身為降臣的歐陽詢直接榮升為唐朝給事中，到唐高祖李淵身邊備策顧問。不久，李淵交給歐陽詢一個美差，為當時全國新發行的貨幣題字——這就是開元通寶。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的歲月中，隨著大唐國力蒸蒸日上，開元通寶成為世界上最值錢的貨幣之一。而歐陽詢筆法中的莊重、雋秀、挺拔，也通過“開元通寶”四個大字，流通天下，傳遍海內外。

據說，歐陽詢的字流傳到了東邊的高麗國，高麗國派遣使者來唐朝時，還專門求購歐陽詢的書法作品。這事驚動了李淵，他感嘆道：“沒想到歐陽詢的名聲之大，連遠方的人都知道！他們看到歐陽詢的筆跡，一定以為他是個形貌魁梧的人吧。”

高麗使者果真點名要見歐陽詢風姿。當歐陽詢如猿猴般的身軀立于使者面前時，對方被嚇得差點暈了過去，人家壓根兒沒想過人不如字遠甚。

唐高祖退位后，新上臺的唐太宗也對歐陽詢推崇備至。

貞觀六年（632年）的盛夏，天氣炎熱，唐太宗來到長安郊外的九成宮避暑，在一片灌木叢下發現了一泓清泉，嘗起來甘甜可口，消暑神速，于是賜名“醴泉”。興致之下，他命魏征作賦、歐陽詢手書以示紀念。這便是后世著名的《九成宮醴泉銘》。

那一年，歐陽詢已經76歲高齡。他顫巍的手使得敕文的書寫頗具挑戰性，但《九成宮醴泉銘》仍盡顯歐體“險勁瘦硬而不失婉潤”的意境之妙，一筆一劃均謹守法度，工整規矩，難怪被后世封神，譽為“天下第一銘”。

歐陽詢和虞世南、褚遂良并稱“初唐三大家”，他們生前死后書法都很出名。然而，另一位大書法家顏真卿卻很不一樣。他生前與身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并不以書法出名。他的書法在當時還不算第一流，因為他最初是以忠臣聞名天下的。

顏真卿身歷玄、肅、代、德四朝，德高望重而仕途坎坷，但他真正出名是在安史之亂中。安祿山起兵后，河北諸郡紛紛陷落，地方官要么掛冠遠遁，要么望風而降。當時被外放到平原郡當太守的顏真卿首舉義旗，與時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顏杲卿互為掎角之勢，堅決抗擊叛軍。附近十七郡受感召而響應，顏真卿被推為盟主，合兵20萬，有效地牽制了叛軍西進的進程。

就這樣，“顏真卿”三個字第一次躍進了唐玄宗的眼簾，此后，顏真卿官至吏部尚書、太子太師，封魯郡公。

不過這一切是以顏氏滿門忠烈為代價換來的。在這場戰爭中，顏家死于國難者三十余人。直到叛亂被平定后，顏真卿才派侄子顏泉明前去收殮親人遺骸，歸葬家鄉，結果僅尋到堂兄顏杲卿的一只腳，以及侄子顏季明的頭骨。

顏真卿以萬分悲痛的心情，為侄子顏季明寫下了一篇祭文——《祭侄文稿》。未來得及謄抄的草稿上，遍布增刪涂改的痕跡，真、行、草書相互夾雜，在看似狼藉不堪的點畫間，顏真卿激憤傷痛的情緒撲面而來，引人共鳴。

唐玄宗時佛教發展極盛，伽藍之數較之唐初幾乎增加了一倍。天寶年間，楚金禪師夜誦《法華經》，眼前突然浮現出一座多寶佛塔，炫目異常，面對這等瑞象，禪師決定化幻覺為現實，籌錢修筑。唐玄宗聽說后高舉雙手支持，于是賞賜錢帛，親題塔額，并邀請顏真卿來書寫碑文，這就是《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簡稱《多寶塔碑》。

顏真卿的楷書“點畫皆有筋骨”，徹底擺脫了初唐風范，確立自己的“顏體”面目，展露出穩健剛強、雍容寬博的風格，如廟堂君子，有一種胸懷天下的浩然正氣。于是乎憑借著這股“浩然正氣”，顏真卿在死后三百年受到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追捧力挺。

最早力挺顏真卿的知名人物是歐陽修。歐陽修對顏真卿不吝贊譽，說他的書法就像忠臣烈士、道德君子，“不襲前跡，挺然奇偉”。書品和人品，宋代以后在顏真卿以大書法家的形象崛起的過程中，起到了相互成全的作用。

顏真卿之后，書法界是柳公權的天下，后人將兩人的書法并稱“顏筋柳骨”，皆是“唐書尚法”的突出代表。柳公權的書法以楷書著稱，比之豐潤的顏體稍顯瘦硬，以骨力勁健見長。

柳公權生前書名之盛，十分罕見。罕見到什么程度？公卿大臣死后立碑，如果請不到柳公權親筆寫碑文，人家會認為子孫不孝。

唐穆宗非常欣賞柳公權的字，有一次向他請教應該如何用筆才能盡善盡美。柳公權的回答擲地有聲：“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一貫荒淫放縱、不留意天下之務的唐穆宗一聽，知道他這是以筆為諫，瞬時臉色大變。

在日漸強調書法與人品相統一的時代，唐朝的草書也迎來了發展的高峰。盛中唐時期，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草書，掀起浪漫書風的狂瀾。前有李白“斗酒詩百篇”，后有張旭醉后“揮毫落紙如云煙”。

張旭是顏真卿的老師，也是第一位狂草名家，他的作品十有八九都是在醉酒狀態下完成的。他跟李白一樣極愛喝酒，常常喝醉后就奔走狂呼，吆喝著揮毫潑墨，甚至用長發沾墨，直書狂草，一副“行為藝術”既視感，當時人都喊他“張顛”。更有意思的是，他酒醉醒來后，覺得自己喝醉時寫得真好，感嘆自己再也寫不出同樣水平的字了。

據說張旭曾經在河南鄴縣觀看唐宮第一舞者公孫大娘的舞蹈《西河劍器》，被那氣勢逼人的劍舞所折服，從中獲得了落筆走龍蛇的靈感。

張旭的草書將王獻之的連綿草發展成了狂草，將草書的自由表現發展到了極限。受了他影響的人，還有個與他齊名的和尚——懷素。

懷素是大歷十才子錢起的外甥，十歲出家，但是性格豪爽，不拘細節，既愛美食，也貪美酒，很有幾分活佛濟公的影子。

他曾給友人寫過一封只有14個字的書信，告訴他的朋友：“苦筍及茗異常佳，乃可徑來。懷素上。”苦筍和茶都美味極了，您要是有，就直接給我送來吧。因為愛喝茶，后來他和“茶圣”陸羽相識并相交，得到了陸羽小迷弟為他立傳。

他還曾給朋友寫過一封信，也是關于美食的，大意是說：我在老家長沙一般都吃魚，如今來了長安后，大部分時間只能吃肉，遭到了凡庸之輩的嘲笑，深感不便，因此生病很久了。等病好了以后，我再與諸位好好聚聚。

懷素喝高了之后，很愛到處寫字，寺院里的墻壁上、衣服上、器皿上、芭蕉葉上，都曾留下過他狂放的筆跡。有好事者在圍觀后，專門寫詩記錄了他酒后書寫的場景。比如李白就曾在《草書歌行》中對懷素佩服得五體投地：

吾師醉后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

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

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

甚至，李白還說懷素比張旭更厲害：“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

然而，“不師古”是不可能的。無論是懷素、張旭也好，還是初唐三家、顏柳也好，千變萬化終離不開魏晉法度。

03 巔峰后的出路

到唐代，詩、文、書、畫都到達了無可逾越的巔峰，后人似乎已無路可走。

蘇軾在《書吳道子畫后》一文中曾說：“故詩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韓退之，書至于顏魯公，畫至于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

歐陽修也認為：“書之盛莫盛于唐，書之廢莫廢于今。”

等等，先別急著失望。作為中國古代文人集大成者，蘇軾給了大家一個驚喜：他開始擺脫唐人“重法”觀念的束縛，開創宋代“尚意”的新書風。

在蘇軾之前，書法家幾乎都抱定“苦練”二字。張芝練草書把池水都染黑了，蘇軾認為“不須臨池更苦學”；智永和尚寫禿了數不清的毛筆，蘇軾認為“退筆如山未足珍”。書法之“法”重在法度，蘇軾卻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重在寫“意”，寄情于“信手”所書之點畫，他堅信：“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這種態度也正與其人生觀密不可分。

蘇軾少負才名，才華橫溢，然而一生坎坷，多次被貶官放逐。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遭遇了一場命中大劫，差點沒扛過去。有人拿他的詩捕風捉影地上表朝廷，搞文字獄，說他譏諷朝政，污蔑他有謀反之心。這就是北宋政壇上最大的一起文字獄——“烏臺詩案”。

蘇軾入獄本以為必死無疑，后來在弟弟蘇轍的營救下免于一死，貶官黃州（今湖北黃岡）。在那里，他度過了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時光，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煉獄。在那之前，他的人生基本上順風順水，是被當作“太平宰相”來預期的。但如果沒有這些挫折和磨礪，也就不會有如今世人熟悉的超脫豁達的蘇軾。

初到黃州的蘇軾還無法接受人生的驟然墜落，他幾乎斷絕了與友人的來往。在黃州，蘇軾一家的日常開支十分節儉，由于沒有收入，蘇軾要來一塊城東的荒地，過起了汗滴禾下土的耕種日子，勉強飽腹。

謫居黃州的第三個寒食節，他在屋里看著門外的綿綿春雨，昏鴉銜著紙錢飛過，心中惆悵不已。他鋪開紙，提筆寫了兩首詩，字體由小漸大，筆畫由細漸粗，情緒越發激動。其中一首詩中寫道：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

小屋如漁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

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

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他說，今天是寒食節，他多想回去報效朝廷啊，無奈國君門深九重，可望而不可及；又想回故鄉，祖墳卻遠隔萬里，本來也想學阮籍作途窮之哭，但心卻如死灰不能復燃。大寫的“哭途窮”中，跌宕起伏的字里行間，隱藏著怎樣蒼涼的獨白啊！

但蘇軾終究是豁達的人，很快從“死灰吹不起”的低落情緒中走了出來，在痛苦中對人生有了新的領悟，自稱“一蓑煙雨任平生”。隨后他的詩、文、書法也達到了更高的境界。當初他無意為之的《黃州寒食詩帖》更是得到了世人無上的推崇，被尊為“天下第三行書”，正應了他自己的那句話——“書初無意于佳乃佳爾！”

十八年后，作為學生兼好友的黃庭堅，從河南永安縣令張浩的手里見著了《黃州寒食詩帖》的詩稿，而當時蘇軾已經一貶再貶去了海南。黃庭堅一見詩稿如見其師友，激動之情難以自禁，在詩稿上題寫了跋語：“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它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

回想起多年以前，黃庭堅用一塊石硯作為見面禮，以弟子身份登門拜見蘇軾，正式成為蘇軾的學生。那一年，黃庭堅41歲，蘇軾49歲。蘇軾為正式將這名老學生收入“蘇門四學士”而欣喜不已。

隨后的三年左右，黃庭堅度過了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他與蘇軾及其他門人朝夕相伴，切磋詩文，鑒賞書畫。師門聚會中，他們倆是這樣子互相評論對方書法的：

蘇軾：魯直，你的字寫得很清勁，不過有時候筆勢太瘦，好像樹梢掛死蛇。

黃庭堅：老師的字一般人不敢輕易評論。不過我得說句實話，您的字又扁又斜，好像亂石壓蛤蟆。

蘇軾：哈哈！說得有理。

黃庭堅：哈哈！您說得也很對。

調侃歸調侃，無可否認的是兩人的書風都自成一格，極具意趣和個性，是宋代書法風格的典型代表。

蘇軾的字看似平實、樸素，但內含著一股汪洋浩蕩的氣息，正如他淵厚的學問一樣，神龍變化不可測。他長于行書、楷書，筆法肉豐骨勁，跌宕自然，給人以“大海風濤之氣”“古槎怪石之形”的藝術美感，有天真爛漫之趣。

后來，黃庭堅的詩越寫越好，世人開始將他與蘇軾并稱為“蘇黃”。他的書法也轉益多師，推陳出新，與蘇軾共同入列“宋四家”（一般指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并把草書推向了另一個高度。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人在貶途的黃庭堅，聽聞蘇軾去世的消息，失聲痛哭。

而在蘇軾人生的最后一年，米芾常常前去拜訪他，給他送“麥門冬飲子”。只可惜藥石罔效，蘇軾病逝，米芾悲傷不已。

米芾并不是“蘇門”弟子，但他從小臨摹蘇軾的字帖，對蘇軾充滿了敬慕。蘇軾被貶黃州時，早先很多與蘇軾有過詩詞唱和、信件往來的人，紛紛疏離遠去，而米芾特意去拜訪求教。蘇軾勸他學晉，“入魏晉平淡”，取法二王，米芾把建議聽進去了，他以晉人書風為指歸，尋訪了不少晉人法帖，潛心研習，臨池不輟，最終成就了自我。

相比起蘇軾和黃庭堅，米芾的一生沒有卷入政治漩渦，生活相對安定，晚年在宋徽宗時當上了書畫博士，得以飽覽內府藏書。他以書法名世，對自己的書法也相當自負。

有一天，宋徽宗要他點評一下本朝各位擅長書法的名家，結果他直接說：“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宋徽宗一看他這么張狂，便立馬追問：“那愛卿你的字呢？”米芾給出了一個漂亮的答案：“臣書刷字”。

一個“刷”字，看似自謙實則將自己的書法精要明確點出，體現他用筆迅疾而勁健，盡興盡勢盡力，將米字的神采展露無遺。

米芾不僅“刷”字了得，其“作假”能力更是了不得。經他臨仿的古人書法名跡，被仿得出神入化，旁人根本辨不出真假，甚至有人把他臨摹的作品當作真跡裝裱收藏。這些仿本給后人帶來了麻煩，許多流傳至今的書法作品都無法確定究竟是真跡，還是米芾的仿本。據說乾隆的寶貝——王獻之《中秋帖》有可能只是米芾的臨本，這也間接說明了米芾深得王獻之的筆意。

“宋四家”中，蔡襄年齡輩分最長。蘇、黃、米都以行草、行楷見長，只有蔡襄喜歡寫規規矩矩的楷書。蔡襄的書法具有一種渾厚端莊的美，更多地保留了盛唐法度，為盛唐法度與宋人意趣之間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橋梁。

蔡襄在當時有很多書法粉絲，人們都想求到他的墨寶，可惜蔡襄頗為自惜，很少展現自己的筆墨，也不會隨便送人，以至于人們只要能得到他的斷章殘稿都會珍藏。宋仁宗也很喜歡蔡襄的字，有一次他想讓蔡襄寫個碑文，然而卻被蔡襄一口拒絕了。

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寵愛的張貴妃去世了，他很傷心，想追封她為“溫成皇后”，以皇后之禮給她下葬，并罷朝七日。他還打算找蔡襄給這位張貴妃寫碑文。但蔡襄一聽，拒絕了這個命令，他認為書寫碑文是工匠的工作，不是他分內的事。

當然，有時蔡襄也會做一做分外之事，比如幫歐陽修為韓琦書丹碑文。韓琦回安陽做知州后，將州署后院擴建成一座對庶民開放的公園“康樂園”，想要與民同康樂。園子里有一座晝錦堂，韓琦請歐陽修寫了一篇《相州晝錦堂記》，這文章寫成后要勒石樹碑，于是蔡襄就承擔下了這一項有意義的任務。

對此，蔡襄表現得相當用心。用心到什么程度呢？以前的書法家書丹一般都是直接拿毛筆在碑上寫字，蔡襄則別出心裁，他把《相州晝錦堂記》每個字都先在紙上寫上幾十遍，然后挑選出最佳的一個字，把這一個個字拼合在一起，附在石碑上，再請工匠刻字。后人稱這塊碑為“百衲碑”，又被宋人稱為“本朝第一碑”，堪比顏真卿的《多寶塔碑》。

然而，“宋四家”的出現如同夜空中劃過的流星，轉瞬即逝，宋代書法的光芒將湮沒在金兵鐵蹄的滾滾煙塵中。吊詭的是，在這生死存亡時刻，有宋一代卻出了個書畫水平最高的皇帝——宋徽宗趙佶。

宋徽宗多才多藝，在藝術領域的造詣屬于一代宗師。他酷愛花鳥畫，自成“院體”；他的楷書，自成一格，號稱“瘦金體”。在中國書法史上，傳承者多，獨創者少。獨創而又能贏得雅俗共賞者，則更少。他的瘦金書，借鑒了繪畫中的蘭竹筆法，以畫法入書，鐵畫銀鉤，富有鮮明個性。正如他的代表作《秾芳詩帖》，仿佛一卷幽蘭隨風搖曳。

只可惜這位藝術家皇帝入錯行了，后世評價他“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

宋徽宗在位25年，卻沒有絲毫他的瘦金書半分“鐵骨錚錚”的模樣，反倒昏庸無能、愚昧怯懦，重用蔡京、童貫、王黼等奸臣，親手開啟了北宋的亡國倒計時。最后，還讓自己和兒子成了金人的俘虜，困死在北域異鄉，下場凄慘。

04 多元氣象

作為趙宋皇室的后裔，趙孟頫似乎要比趙佶幸運一些，起碼他入對行了，可以專心搞文化藝術創作。但在他如匕的藝術光芒背后，卻有著常人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鉅夫奉忽必烈之命訪求江南才俊，帶回了20多名漢族文人，33歲的趙孟頫身處其中，五味雜陳。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糾結、矛盾以及自我交鋒中度過。

仕與不仕，這個艱難的決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樣，激烈殉國。十年后，他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樣，終生不仕。他也許是個懦夫，他什么都不敢。他只是把畢生的勇氣，都給了他認為最重要的東西——做好華夏文化的傳承人。

作為趙宋皇室后裔，他逃不過蒙古新政權必然要籠絡利用他的命運。他以前朝皇族身份入仕元朝，接連受到五位君主的賞識，一升再升，最終官居一品，封魏國公，推恩三代，盡享榮華富貴，如他的書法一般，雍容華美仿若盛放之牡丹。

趙孟頫以后半生的隱忍，換來了元朝文化的高峰，他以一己之力，扛起元朝文藝圈的大旗，最終成了當之無愧的“元人冠冕”。沒有他，元朝時期漢文化傳統的斷裂是可怕的。

他還是中國藝術史上屈指可數的“全且精”者之一，詩書畫皆造詣非凡。就書法來說，他堅守古法，楷、行、草、篆、隸，大書小字，無一不精，臻于化境。他的楷書更是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入列“楷書四大家”，要知道另外三位大咖可是唐朝的歐陽詢、顏真卿和柳公權。

所有人只看到他表面的榮華，看不到他內心的煎熬。他仕元的行為多被后世人所鄙視，以致于連累了對他書法的看法。清初的書法家傅山，年輕時曾醉心于趙孟頫圓轉流麗的書法，但其年長后經歷了改朝換代，再看趙的書法，感受就截然不同了，覺得他的字甚為“淺俗”“無骨”，于是毅然抵制趙字，改尊顏書。顏真卿生前大概想不到，因為忠義節氣觀在中華文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他的字在后代也越發受追捧，幾至封神吧。

時代越往后走，書法美學幾乎已無法把“字”與“人”做完全的切割。“書品”也就是“人品”。趙孟頫書法中的“圓融”“優雅”，常被帶有歷史偏見地解釋成他一路委曲求全的“姿媚”，或許也就不難理解了。

趙孟頫曾在官運達到頂點的那年，寫了首詩，名為《自警》，詩中說：

齒豁童頭六十三，一生事事總堪慚。

惟余筆硯情猶在，留與人間作笑談。

這是他寫給自己的悼詞，回顧一生，他從不覺得自己官居高位牛氣哄哄，相反，他有點討厭自己，事事慚愧。他試圖解釋，卻又自嘲無聲：我是為了文化（筆硯）傳承啊。我不忍見我所摯愛的文化衰落，是這股信念，給了我畢生的勇氣。

時代的車輪還在滾滾向前，書法的世界里再也沒有出現過足以撐起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各路書家你方唱罷我登場，再也沒有突破前人的路子。

俱往矣，那些讓18世紀的帝王驚嘆“神乎技矣”的書法風流往事，終成似水追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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