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油價格是多少錢一斤（紅軍金融保衛戰）

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1、國民黨不封死蘇區貿易的奧秘在五次“反圍剿”中，國民黨雖然對蘇區制定了嚴厲的經濟封鎖，但也知道仍存在一些秘密交易渠道，不過他們有時也有意允

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注】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1、國民黨不封死蘇區貿易的奧秘

在五次“反圍剿”中，國民黨雖然對蘇區制定了嚴厲的經濟封鎖，但也知道仍存在一些秘密交易渠道，不過他們有時也有意允許這些秘密渠道的存在，因為這對他們的經濟封鎖更有利——這正是國民黨對蘇區經濟戰的秘密之處，那就是吸引蘇區資本單向外流。

其實，蘇區發生的一切國民黨通過諜報人員了解得十分清楚，經濟封鎖給蘇區造成了巨大損害，這也正是他們所期待的，不過不僅如此，國民黨的經濟封鎖專家們還在聚攏來自蘇區的財富——大量的銀元。

通曉現代經濟學的國民黨經濟專家們清楚地知道，如果對某地進行經濟封鎖，那么不但會造成此地的物資短缺，而且會導致資本外流。當時，蘇區的銀元正在大量流入國統區。

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蘇區通過秘密渠道從國統區購買食鹽、洋布、石油類產品等都需要用銀元結算，但蘇區的大米、紙、木材、樟油、鎢砂等又不能大量輸出到國統區，蘇區也就無法獲得銀元，由此形成了銀元的單向流動。

長期的單向流動就造成了蘇區流動性嚴重短缺，現金流量日益減少，由此又形成了通貨緊縮，到了1933年，中央蘇區甚至已經形成了流動性枯竭，在市場上已經見不到銀元了——這是十分可怕的現象，市場上不得不進行以物易物，這就如同回到了沒有貨幣的原始社會。

與此同時，一些國民黨官員還利用經濟封鎖大發橫財——這種謀取暴利的方式也等于是在加重蘇區的貨幣枯竭。他們暗中讓一些商販進入蘇區，然后以低廉的價格買入農產品，再運到國統區以高價出售，這就能賺取大筆利潤。

2、看得見的危害

如在1932年，一些國民黨官商來到萬安和泰和等地，這里5角就能買入一擔稻米，等運到國民黨統治的贛州，就能以一擔4元的價格賣出，所獲利潤高達7倍；同樣，從國民黨統治區的嘉應州可以以1元買入7斤食鹽，運到蘇區后就能以1元12兩的價格賣出，這又是一筆暴利。

這導致1933年蘇區內農產品價格回到的正常水平的時候，食鹽和布等價格仍維持高位，此前1元10斤的食鹽、1元1匹的布，最后分別上漲到10元1斤、2.2元1匹。

因此，在國民黨軍事和經濟雙重封鎖下，盡管紅色根據地竭盡全力對抗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但還是出現了經濟危機，至1933年春夏，根據地糧食歉收，工商業凋零，一些重要的日用消費品嚴重短缺，如食鹽、布匹、藥品等，價格都非常昂貴，汀州、上杭、雩都、瑞金等縣也都發生饑荒。

嚴重的局面迫使中央執行委員會重新考慮經濟政策。造成經濟危機的真正原因是在金融上。

對于蘇區貨幣及金融需求量，時任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副部長的吳亮平曾做過一個簡單貿易需求推算，他說：

蘇區居民每人每年至少消費食鹽6斤，如果以3斤1元計算，那么每人每年需要2元；每人每年布衣一套，也需要2元；蘇區人口約為300萬，那么僅食鹽和布匹消費就需要1200萬元。再加上白糖、石油、藥品、火柴、文具等其他工業品，那么每年進口需要1500萬元以上。

蘇區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也曾做過一個估算，他說，每年輸出稻谷約300萬擔，進口900萬元的食鹽和600萬元的布匹（《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在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的報告》）。

由此可知：

中央蘇區每年進口額大概是1500-1800萬元；同時，以1933年出口稻谷300萬擔計算，其中蘇區政府出口120萬擔，農民個體和合作社出口180萬擔，以2.8元一擔計算，那么300萬擔合計為840萬元。另外，鎢砂是另一主要出口物資，1932年至1933年收入284.6萬元，1934年收入313萬元；以1933年中央蘇區公布的正式貿易額（包含蘇區政府和各個合作社）以及非正式貿易，出口總額為1200萬元，進口總額1500萬元以上，可見食鹽和布匹的進口額遠遠大于稻谷和鎢砂的出口額，僅僅通過四種主要商品的簡單計算，就相差數百萬元。

由此可知銀元流入和流出不平衡的嚴重性——這也正是國民黨對蘇區經濟戰的核心打擊方式。

3、該怎么辦？——發行公債

銀元的入不敷出，首先導致了政府財政失衡，要扭轉金融局面絕非易事，首先需要平衡政府財政。

蘇區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得不于1932年和1933年先后三次發行公債，其中前兩次為革命公債，后一次為經濟建設公債。1932年6月發行的革命公債總計60萬元，10月發行的第二次革命公債120萬元，1933年發行的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1933年7月，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于發行經濟建設公債的決議》，同時頒布《發行經濟建設公債條例》。

決議稱：

“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動員一切力量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從經濟建設這一方面把廣大群眾組織起來，普遍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與一切生產品的產銷，發展對外貿易，這樣去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抵制奸商的殘酷剝削，使群眾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戰爭得到更加充實的物質上的力量，這是當前的重大戰斗任務。”

《條例》對發行經濟建設公債的目的作了說明：

“為發展蘇區的經濟建設事業，改良群眾生活，充實戰爭力量，特發行經濟公債，以三分之二作為發展對外貿易，調劑糧食，發展合作社及農業與工業的生產之用，以三分之一作為軍事經費。”

當時的公債債券為紙質，面值分為五角、壹元、貳元和伍元。

每張公債分為上半部的主券和下半部的副券，中間蓋有紅色圓印章，印章中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徽，四周環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部”文字，印章的右下端是“主席毛澤東”，左側是“國民經濟人民委員林伯渠”“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名字之后均有個人印章，右側則寫有公債年息及付息時間。

4、該怎么辦？——鑄幣與印幣

另一方面，就是要提供貨幣供應。在初期貿易中，主要使用的是印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和印有孫中山頭像的銀元，但這些銀元主要是通過貿易獲得的，且長期單向流動，銀元已經枯竭。為了解決流動性嚴重短缺問題，蘇區中央政府決定成立自己的國家銀行和鑄幣廠。

1931年5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把興國造幣廠升級為省級造幣廠，擴大生產能力，以大量鑄造“大洋頭”、“小洋頭”和“老鷹頭”銀元。當年7月，中央政府再向江西農工銀行注資5萬元補充基金，一是為了大量印刷發行銅元票，二是為了回收銷毀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發行的暫借發行券。

及時回收和銷毀暫借發行券意義重大，因為在第一次反“圍剿”時期，紅軍所建立的根據地時間不長，民眾對紅軍、蘇維埃政府還不甚了解，對紅軍所發行的暫借發行券還有所疑慮，不知紅軍能否打贏這場戰爭，如果紅軍失敗，那么該債券就可能無法回兌。

紅一方面軍贏得第一反“圍剿”的勝利，保障了該債券的存在意義。當江西工農銀行開始回收這批債券的時候，實際上也就等于在根據地建立了信用。對于沒有黃金、白銀和外匯作為貨幣、債券發行基礎的銀行來說，這種信用就是非常寶貴的。

在金融行業，歷來有一句話叫做“信心比黃金重要”，當民眾對這家銀行信任后，即便該銀行沒有黃金、白銀和外匯，也仍然可以建立起市場，靠的就是民眾的信任，也就是銀行自身的信用。

正因為如此，當江西農工銀行開始發行銅元票的時候，盡管這批早期紙質貨幣沒有任何硬通貨抵押物，印刷粗糙，但根據地的民眾仍然給予了極大信任，商販也積極使用該幣——商販的接受和使用，標志著這種紙質貨幣的成功，一旦在流通領域建立信任和市場，那么就可以大量發行了。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贛南瑞金成立后，東固印刷廠與興國印刷廠、東固造幣廠與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造幣廠、江西工農銀行與閩西銀行相繼合并，分別組建成立了中央印刷廠、中央造幣廠和國家銀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是在1932年2月1日正式成立的，隸屬于臨時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會。行長是毛澤民，副行長李六和，賀子珍為印鈔所長。這家中央銀行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小的央行了，總計有5名工作人員，開行資本金為100萬元。

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蘇維埃國家銀行和一般央行一樣，下設分行、支行以及兌換處，除擔當國家金庫職責外，也可以辦理抵押、貸款、存款、票據買賣貼現、匯兌等一般銀行業務，另外，它還有兩個重要任務，一是作為央行發行貨幣，二是發行債券。債券包括革命公債和經濟建設公債。

5、該怎么辦？——貨幣保衛戰

蘇區國家銀行成立了，但怎樣貨幣供應仍是一個難題。通常，作為國家銀行應該發行統一的貨幣，但蘇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都是特殊的，首先蘇區是戰時狀態，蘇區處在封鎖狀態。

首先，由于國民黨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印刷紙幣所需要的紙張、油墨等材料無法從外界購買。

當時，在籌建國家銀行前，已經通過在上海的黨組織訂制了票樣影制銅板，然后秘密運往蘇區，但沒想到在途中被國民黨查獲，這一事件導致國家銀行成立后遲遲未能開始印刷紙幣。在紙張方面，既不能從國統區購買，也不可能長期依賴從蘇區以外輸入，否則一旦輸入途徑被切斷，就可能導致貨幣供應緊張。為此，毛澤民決定還是要想辦法就地取材，自行制造紙張。

于是他帶領造紙工人，上山采集當地特有的植物纖維用作紙漿原料，回來后再摻入適量的細羊毛，在進行了多次試驗后，終于制造出質地細密柔韌、具有一定防偽性能的鈔票紙。油墨蘇區既沒有原料也沒有技術，就只能依靠從外界輸入了。

當時，在紅一軍團、紅五軍團發動龍巖、漳州戰役后，打通了與福建的通道，就通過地下黨在廈門購買到了一批油墨。由于票樣影制銅板未能成功運到蘇區，中央印刷廠的技術工人就把江西工農銀行原有的印刷銅板剪貼改造，成為新幣銅板。

解決了紙幣印刷的一些問題后，還要考慮發行貨幣的其他問題。

當時，蘇區貨幣也是不被國統區承認的，因而無法和正常國家的貨幣一樣匯兌；另外，蘇區國家銀行沒有充足的黃金和白銀作為貨幣基礎，不可能建立金本位或者銀本位貨幣體系；再者，國家銀行當時的狀態主要是為了應對與國統區的貿易，這又要求央行必須提供能在國統區流通的銀元。

對這些問題，國家銀行巧妙地將貨幣體系一分為二——首先，在蘇區內，發行“銀元券”紙幣，作為銀元的紙質貨幣，與銀元等值，面值為拾元、伍元、壹元、伍角、貳角、壹角、伍分7種。1932年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批國家紙質貨幣正式開機付印。由于蘇區中央政府在蘇區內被群眾廣泛接受，因而這實際上是一種以政府信用為基礎的信用貨幣，蘇區內部交易可以據此照常運行而不需要消耗大量的銀。

不過，作為貨幣信用的一種保障，還是需要一定的銀質貨幣支撐。為此，蘇區國家銀行還發行了低面值的金屬貨幣“銀豪”，也就是輔幣中的角幣。另外還有一套蘇區銅板，為輔幣中的分幣。一分面值的銅板，由紅銅鑄造，重量約1.8克左右，直徑18毫米，厚1毫米；伍分銅幣重量約7.1克左右，直徑26毫米，厚1.7毫米。

當時除發行銀幣券和鑄造壹圓面值“工人”銀元外，還鑄造了一分、伍分銅幣和貳角銀幣。其中壹圓面值“工人”銀元是能在國統區流通使用的。

蘇區初期的一種貨幣就是“截印銀元”，即在“袁大頭”或“孫中山銀元”上加印“蘇維埃”三個字，表明為蘇區貨幣。這樣做的好處是，蘇區銀行不必投入純銀印制自己的銀元，僅使用加印的辦法，這樣也不會發生貨幣幣值變更，仍具有原有幣值和流通性。

但是，這樣做很快產生了不利影響，那就是在贛州城內很快出現了這種“蘇維埃銀元”，于是國民黨立即宣布“蘇維埃銀元”禁止流通，進而又導致貿易量下降。當時，國統區的商人們最喜愛的還是墨西哥銀元，但中央蘇區造幣廠沒有鑄造墨西哥銀元的鑄型，無法生產這種銀元。為了解決這一難題，蘇區中央決定，從上海購買設備。

此后，吳亮平將這一任務交給了江口貿易分局。江口貿易分局再通過贛州豪商，從上海購買了墨西哥銀元的鑄型和造幣機，交付中央造幣廠。再可以鑄造墨西哥銀元后，貿易額重新上升。

造幣廠以原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造幣廠為基礎，于1931年11月在瑞金縣洋溪村建立了中央造幣廠。當時貨幣材料只能在蘇區內解決。鑄造銀元需要大量的銀，但中央蘇區內沒有銀礦，也無法從外界購買大量的銀，中央造幣廠只好廣泛收集銀器皿和銀首飾，熔化后作為銀元材料。

1932年，造幣廠終于鑄造出了幣值為貳角的銀毫。貳角銀毫重一錢四分四厘，銀質較純。銀豪分別為1932年和1933年造。

當時，各個根據地都曾自行鑄造、印刷貨幣，貨幣種類紛繁多樣。湘贛蘇區，湘鄂贛蘇區，鄂豫皖蘇區及其它蘇區，都發行過紙幣、輔幣外及幾種銀幣。

其中中央蘇區發行三種銀幣，二種貳角面值、一種壹元面值；湘贛蘇區地發行三種銀幣，面值均為壹元；湘鄂贛蘇區發行過三種銀幣，面值均為壹元；鄂豫皖蘇區發行過一種，面值為壹元；川陜蘇區發行過六種，面值均為壹元；陜甘、陜北蘇區發行過一種，包括列寧頭像銀幣，面值均為壹元。以上所有銀幣統稱蘇區銀幣。

當時，鑄造金屬貨幣要使用沖壓設備，一開始，造幣廠使用的是笨重的100多斤重的花崗巖石碓，人工沖壓成型，但是這種設備力度較小、著力點不均勻，效率很低，并且還把石碓給砸壞了；后來改用二三百斤重的生鐵碓，但生鐵較脆，結果只用了一個多月就又報廢了，不得不停產。

直到1932年3月，紅十二軍攻克福建上杭，繳獲了一套新式鑄幣機器和銅模；1933年8月，紅三軍團和紅七軍團又在攻克福建沙縣后繳獲了一臺沖床，這時中央造幣廠才得以恢復生產，而且實現了機械造幣，生產效率大大提高，日產量達到了萬枚。

6、該怎么辦？——國共金融戰

蘇區建立自己的央行和發行貨幣，這就大大解決了蘇區內銀元枯竭、流動性嚴重缺乏的問題，這有效的對抗了國民黨發動的金融戰——可以預見，如果蘇區沒有及時建立央行和發行貨幣，蘇區早在1932年可能就會經濟崩潰。

當蘇區成功鑄造出金屬貨幣和印刷紙幣后，蘇區金融秩序建立，經濟運行平穩，國民黨在了解了這一情況后，開始策劃打擊蘇區金融和貨幣體系。當時，蔣介石制定了“以軍事為依托，政治經濟齊頭并進”的“圍剿”策略，以求給予蘇區“致命性的清剿”。

國民黨派遣特工人員，進入中央蘇區南端的會昌縣筠門嶺，聯絡當地的土匪，再派遣特別行動小組，潛入瑞金葉坪村，秘密了解了蘇區貨幣的鑄造流程和工藝，回來后國民黨即設立了假鈔秘密印刷基地，同時也在筠門嶺建立了金屬貨幣鑄造基地，用紅銅鍍銀的辦法鑄造劣質的蘇區銀元。

由于蘇區銀元和紙幣的技術水平較低，所以很容易仿制，國民黨由此印刷了大量偽鈔和劣質蘇區銀元，然后通過特工在短時間內大量在蘇區內投放。結果，一時之間蘇區市場上偽鈔、劣幣泛濫，導致民眾對蘇區貨幣的信任迅速下降，出現了拋出紙幣、兌換現洋的場面，同時國統區的商販也拒絕接受蘇區銀元，導致對外貿易額大幅下降。

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緊急制定了打擊偽鈔、假幣的行動，一方面對民眾宣傳辨別偽鈔和假幣的知識，一方面制定頒布了一系列關于代理兌換國家貨幣、懲治破壞蘇區經濟、擾亂金融市場的法規條令，同時責成國家保衛局組建了假幣偵破組，最終查獲國民黨特別行動小組在蘇區內的假幣制造點，并抓捕了一批偽鈔和假幣販售者。

不過，由于這時國民黨的蓄意行為，僅僅端掉幾個蘇區內的假幣制造點作用有限，要想恢復外貿，就必須要使用國統區商人能接受的貨幣。為此，通過上海黨組織，終于購買到了一臺“老鷹頭”鑄幣機和一批鋼模用材，之后，中央造幣廠放棄鑄造只能在蘇區內流通的1元銀幣，重點改鑄白區通行的“老鷹頭”銀洋，這一做法有效地打擊了國統區制造偽鈔、劣幣的行為，外貿也有所恢復。

不過，在福建十九路軍被剿殺、陳濟棠渠道受阻后，中央蘇區的經濟又重新陷入嚴重的危機狀態。

此后，隨著國民黨的經濟封鎖越來越嚴，貿易形勢也變得日益艱難，從上表中可見，僅僅從食鹽的消費來看，盡管各個貿易分局都竭盡全力開展貿易，但經濟封鎖還是導致中央蘇區經濟陷入困境，食鹽消費量每人每年持續下降，而價格卻一直在急升，最后至1934年，僅食鹽一項就需要消耗銀元1800萬元，這還只能維持每人每年難以忍受的12兩，連基本生存需要都無法滿足。

除了經濟封鎖外，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價格上漲，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蘇區貨物無法輸出、銀元長期外流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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