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尋“芯”記，華為辨陰陽

“世界不能離開我們，因為我們更先進。”——任正非。

4月9日，據外媒Engadget報道稱，華為已經改變此前拒絕向第三方供應自研的巴龍5000 5G基帶芯片的態度，不過開放的對象僅限于蘋果。

報道中提到，如果蘋果愿意與華為合作，那么為iPhone準備的巴龍5G基帶將在明年完成，也就是說不耽誤蘋果2020年推出支持5G網絡的iPhone手機。

這似乎是一個典型的美式清教徒的故事：多年來被美國政府圍追堵截，貿易爭端加劇后更是被瘋狂摁在地上摩擦，乃至華為公主都深陷泥潭。

但我不怨你，我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心中有愛與和平，我堅信技術共享，我相信在信息時代里需要全世界的國家共同合作努力才能建成未來的社會。在我有機會的時候我還是愿意用我的力量，去促成真正的合作共贏。

外媒也許會這么想，但讀著《孫子兵法》和《資治通鑒》長大的我們，很難用這個角度去思考。

01

華為不是清教徒。

他從來沒信過“要愛你的鄰舍，也要愛你的敵人。”他信的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

在討論這一尚未達成明確事實的傳言之前，我認為我們應該先提出對的問題，方可知道我們在聚焦什么。以下是我個人認為值得關注的點：

1如果達成合作，那么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2如果無法達成合作，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3關于這一合作，華為可能存在的心理動機有哪些？

4整個事態的可能發展走向有哪些？哪種走向的概率是最大的？

在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之前，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應該達成共識，那就是最基礎的，對目前狀況的認識。

首先我們要了解的是，目前全球一共有六家企業在生產5G基帶芯片，產品很快就會過剩，這個市場是買方市場。

其中高通作為老牌的芯片研發商有著不俗的技術實力，但目前由于專利問題跟蘋果正在進行著曠日持久的司法糾紛。

另一邊三星公司已明確表態由于“產能不足”，拒絕了蘋果方的5G基帶芯片的采購意向。

而目前蘋果自身的合作商英特爾，一方面已有報道稱英特爾的 XMM 8160 5G 基帶已經錯過了蘋果 2020 款iPhone 的采用窗口期，蘋果已經對其失去了信心。另一方面，自從蘋果選擇英特爾基帶芯片后，每年的iPhone在射頻上都有出現若干問題，雙方的合作并不順利。

與此同時，華為的5G優勢明顯。在信通院發布的5G聲明專利量統計名單中，華為的專利數量有近2000項，排名第一。而此次傳聞中所提到的商用產品巴龍5000，是全球首款單芯片多模5G基帶，而且采用了7nm工藝，處于行業領先地位。然而由于貿易摩擦等政治問題，華為和美國政府的關系微妙。

華為專利數據情況

這就是擺在蘋果面前的選擇。湊近了看，似乎蘋果處境維艱，每一個選擇都多少會讓自己感到不快。但退一步，在冷冰冰的“供需法則”面前，面向中高端用戶依然可以做到年出貨量超2億臺的蘋果，訂單之大，根本不愁找不到一家5G芯片的供應商。

反觀故事的另一邊，從智能手機市場的競爭態勢來看，三星，蘋果，華為三足鼎立。老三和老二密謀干掉老大的故事，在這個星球上早就發生過無數次。

以上就是整個事件的基礎背景。

02

接下來，讓我們一同討論上一模塊中所提出的問題。

首先是利弊問題。如果合作成功，就事件的主角雙方而言必然是雙贏格局，而華為或將成為最大贏家。

屆時，華為5G芯片或將從此走出國門，華為也將成為高科技芯片企業中的一員，徹底打開相應的商業市場。另一邊對蘋果來說，首先在短期內將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在保障質量的前提下不會因為供應問題而在5G戰場上落后太多身位。另外，更開放自由的合作方式也將為蘋果爭取到足夠的時間，用以研發自己的基帶芯片。

據路透社報道，蘋果正在由資深副總裁 Johny Srouji 帶隊開發自研 5G 基帶芯片，由于基帶涉及的專利技術的復雜性，這起碼需要一到兩年的時間。

當然也有一些觀點對雙贏格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有人認為“華為扶持蘋果，不利于自己的手機終端的發展。”

對于此我的反駁有兩點：

1由于芯片市場是買方市場，蘋果并非處于被“5G芯片扼住喉嚨的階段”，華為的質量不錯，但也談不上處于最高質量的壟斷地位。因此，就算華為不掙這個錢，那么對蘋果來說在最終結果上，也絕不會有質的影響。

2華為與蘋果在品牌的價格策略上有一定差異化，競爭態勢尚未進入白熱化。以2018年為例，蘋果iPhone的起售價為6499元，最高則到了萬元以上；華為主打的Mate 20 Pro和Mate 20售價則都在6000元以下。華為定位于中低端，而蘋果則定位于中高端，差異化明顯。

白話翻譯就是，就算蘋果倒了，吃到絕大部分蛋糕的，也會是三星而不是華為。

另外一部分人則認為，“蘋果用了華為的芯片，那么在以后可能會越來越依賴于華為，或許會重演與高通的專利之爭。”

對于此，人們需要了解的是“供應商的多元化會降低買方成本”這一最基本的邏輯，拋開這點不說，蘋果自身的研發計劃也在試圖從根本上打消這種可能性的發生。

以上，通過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果合作成功將對雙方雙贏”的結論，但盡管如此，我依然認為此次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

一方面，訴訟歸訴訟，生意歸生意。高通不可能坐視蘋果這樣級別的大客戶就這樣白白從手邊溜走。

近日高通 CEO 莫倫科夫公開表示：“我們就在圣地亞哥，蘋果有我們的電話，只要打個電話，那么我們將會支持他們。”

吃瓜群眾表示這樣的這種說法實在是太傲嬌了，但如果從外交的角度來看，莫倫科夫的表態是十分精妙的，一方面準確傳達了自己愿意合作的態度，另一方面又不顯太過被動，避免了在日后的專利大戰中被對方以此要挾。

說白了，如果沒有華為的強勢崛起來攪局，那么整個事件的看點則應該在蘋果高通雙方的博弈之上，一般來說這樣微妙的場景下，往往會誕生許多精彩的外交表現，而在走向上，結果也幾乎都是半推半就的達成了合作共識。

而現在，面對大客戶流失，并且會放出下一個芯片領域的潛在對手的可能性，高通不可能沒有任何對策。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對華為的警惕從未放松過，從一開始就是如此。

2002年6月，華為在美國設立子公司Future Wei，宣告正式進軍北美市場。多年來，華為從收購到合資甚至主動請求調查，都無法打消美國關于“國家安全”的疑慮。

2012年10月，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以一份52頁的調查報告，指控華為威脅美國網絡安全，貼出了禁止華為和中興進入系統設備領域的封條。

2018年1月，華為原計劃在CES期間宣布通過AT&T的渠道進入美國手機市場，卻遭臨時取消。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沒有說明合作取消的原因，只是表示“這是華為的損失，是美國運營商的損失，更是美國消費者的損失。”

2018年4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提議禁止將提供給美國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補貼，用于購買華為的設備。

2019年3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歐洲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游說美國西方的盟友在5G網絡中不要使用華為的設備，并明確表示“不能把西方的安全防衛交給東方來去負責。”

在這樣的背景下，站在美國政府的立場，從通信安全的角度來說，基帶芯片的重要性要遠大于基站建設。此前華為在美的基站建設鋪開都這么費勁，基帶芯片？想想得了。

最后，華為內部似乎也沒有達成一致。鳳凰科技援引華為芯片業務內部人士消息稱，此事是蘋果的單相思，華為尚無這樣的打算。

在2018年，華為營收為7212億元人民幣，其中消費者業務營收大漲45.1%，達到了3489億元，超過了運營商業務和企業業務。任正非在內部講話中也明確表示，要給消費者業務自主改革的權力。華為終端部門在整個集團中的話語權已經提升，他們的態度對蘋果華為能否達成合作，會有關鍵的影響。

我前面說到，現階段由于華為和蘋果在定價上的差異化，二者之間并不構成短兵相接的競爭態勢。但長遠來看，沒有一家企業不想橫向發展，打破所謂的定價壁壘，在這一視角下，華為內部的終端部門或許會有不同意見。

至于三星，我并不認為這樣局部的合作會對三者之間的競爭格局造成質的影響，事實上，我甚至不認為智能手機戰場的三國演義會以某某某的一家獨大而告終，隨著5G基站的全面鋪開和多屏化的進程，智能手機戰場大概率會被旁刺里竄出來的多終端格局所消解。

正如過去十幾年來在科技領域內反復發生過的一樣：消滅你，與你無關。

03

有人說，這個消息是華為方故意炒作起來的，想拉著蘋果的大旗給自己臉上貼金。但我想說，沒有實打實的巴龍5000，沒有那一年150億美金的科研投入，這個金，是無論如何都貼不到華為臉上去的。

還有人說，華為此舉是想把5G先抬起來，是在培養和促進下一個新興市場。

這個觀點倒是有趣得很，盡管馬克思說過新生事物是不可戰勝的，而無論華為去不去推進，5G都終將成為下一個技術趨勢。但就華為而言，現如今手握如此巨大的5G優勢，那么早一天5G照進現實，自己也將早一天收獲紅利。

在這個邏輯下，華為推蘋果一把，自然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至于此事之后的走向，鑒于美國政府的強力影響以及此次事件對主角雙方利益之間的博弈，在最終極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折中的方案，即華為拿下蘋果的局部市場，比如只在國行版的iPhone中使用華為的5G基帶。

實際上，這樣的事情也早有先例。在2017款iPhone上，基帶就是英特爾高通混用。在電池、屏幕等其他元器件上，蘋果選擇多家供應商就更不是新鮮事了。

至此，圍繞著此次傳聞的相關討論便告一段落了。在最后，我更想聊一聊華為這家公司。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個人都對華為感到困惑，一方面這家公司在我看來是極其保守的，早在12年，全球化風潮最為飽滿的時候，華為低著頭要搞“防御戰略”，一個是芯片的自主研發，還有一個是自主開發終端OS系統。

但另一邊，在現如今“逆全球化”開始興起的時候，華為又到處尋求合作，宣揚“從來不支持自主創新，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的財富。”

乍一看，這是兩套完全不同的思路。但后來我想明白了，擁抱合作，是因為這是最優解。而戰略防御，是因為“防人之心不可無”。

法國社會學家托利得曾說過：“ 測驗一個人的智力是否屬于上乘，只看腦子里能否同時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而無礙于其處世行事。”其實對企業來說也是如此。

做最壞的打算，修建防御工事，哪怕投入重金。抱最好的期待，向蘋果遞去橄欖枝，哪怕被美國政府阻撓。

相信“全球化的優越性”，也相信“逆全球化”的客觀存在。

一正一反，是謂辯證，也叫陰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