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改變生活 · 科技引領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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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連禾編輯｜嘉辛從2021年10月開始，俄羅斯與烏克蘭沖突不斷升級。最劍拔弩張時，俄羅斯在靠近烏克蘭的俄羅斯邊境地區集結了近15萬名士兵，英國向烏克蘭交付了第一批反坦克武器、美國軍援了烏克蘭170噸武器和130噸軍事裝備。當戰爭看似走到
作者｜連禾
編輯｜嘉辛
從2021年10月開始，俄羅斯與烏克蘭沖突不斷升級。
最劍拔弩張時，俄羅斯在靠近烏克蘭的俄羅斯邊境地區集結了近15萬名士兵，英國向烏克蘭交付了第一批反坦克武器、美國軍援了烏克蘭170噸武器和130噸軍事裝備。
當戰爭看似走到了一觸即發的時刻，2月15日，俄羅斯國防部高調宣布從俄烏邊境撤離部分部署軍隊。俄烏邊境開始呈現出緩和跡象，但這場沖突還遠未劃上句號。
從古至今、從西方到東方，戰爭的本質向來都是利益沖突。
用恩格斯的話說，戰爭一度是某些民族滿足貪欲、獲取財富的最重要的生活目的，恩格斯將他們稱作野蠻人，在他們看來，進行掠奪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甚至更榮譽的事情。
不過，聰明的政治家及軍事家可不會盲目發動戰爭，因為戰爭實在是一件太勞民傷財的事情，算不好這本經濟賬，不僅獲得不了利益，甚至還會讓一個國家的經濟陷入癱瘓。
01 戰爭的成本是多少？
打一場仗要花多少錢？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美國持續78天的空襲行動耗費了70多億美元；2001年持續兩個月的阿富汗戰爭，美國單軍費就花了100多億美元。
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不到兩個月的進攻時間里，美國的成本支出在280億美元到300億美元之間。
我們不妨以美國為例，來梳理一下美國在過去歷次主要戰爭中付出的開支：
這些白花花的銀子花在了哪里？軍火和人員是主要支出。
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在1918年的戰爭總成本接近當年度GDP的36%，為了準備這場戰爭，美國還將30%的汽車生產能力轉向了坦克生產。
再到二戰期間，美國軍費開支進一步增加，頂峰年代，僅軍費開支就占到了美國GDP的三分之一，1944年這個數字是37.9%，無論是總直接成本還是人均直接成本，美國的戰爭開支都達到了頂峰。
尤其是珍珠港偷襲事件后，美國再次加大了武器生產。
1918年至1933年，美國只生產了35輛坦克；到1940年，美國生產了309輛；1943年，美國坦克的產量增加到驚人的29500輛。更宏觀一點來看，整個二戰期間，美國總共生產了88430輛坦克，作為對比，英國是24800輛、德國是24050輛。
飛機也是如此，年產量最高的1943、1944這兩年，美國分別生產了85898、96318輛飛機。
再來看軍隊人員的擴張，一組數據對比極具代表性：1939年以前，美國軍隊人數一直沒有超過1920年《國防法案》所規定的28萬人的一半，但到1942年，美軍人數已經超過了900萬人。
除了直接投入到戰爭中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消耗之外，戰爭還會讓國家、政府背上軍人退伍后的福利或補貼支出。
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有10萬多名軍人患上了與化學物質相關的“海灣綜合征”，其中4萬多人長期致殘。即使在戰爭結束16年之后，美國政府還需要向20萬名退伍軍人提供超過43億美元的補助、養老、撫恤金。
除了這些直接成本，戰爭對國民經濟造成的傷害更巨大，影響也更長遠。
之所以要大力投入戰爭資源，最直接的一個原因在于，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是戰爭進攻方還是戰爭防御方，其進攻績效或防御績效都是進攻成本或防御成本的線性遞增函數，即進攻成本或防御成本越大，進攻績效或防御績效就越大。
在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高新技術的背景下，當戰爭一方在武器等資源方面持續增加投入，戰爭將走進另一個邏輯：非對稱戰爭。
簡單來說，通過大量的軍費支出培養起來的戰爭機器，造成對敵雙方實力懸殊。
美國作為軍事強國，它越增加軍費開支、擴軍備戰、發明新式武器，就越能提高它的攻擊威力，也就越能夠在以強凌弱的非對稱戰爭中取得越大的勝利，這在客觀上鼓勵了美國在世界上動用武力的欲望和意志。
既然戰爭要付出這么高的成本，那這些錢從哪兒來？
02 錢從哪里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著作《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真實成本》，在其紅色腰封上赫然印著這樣一段對話：
這一段虛擬的對話，既點明了通行的戰爭融資渠道，又指出了作為全球的軍事金融強權國家，美國所特有的戰爭融資方式。通常而言，戰爭融資主要分為征稅、發債、印鈔。
先看第一種融資方式：稅收。
稅收是一種古老的充盈國庫，并為戰時提供經濟支撐的手段。從中國古代開始，歷代皇帝都靠征收鹽稅、人丁稅、土地稅等來獲得。
稅收是國家公共財政最主要的來源和形式，一般用于城市基建、教育、醫療、公務人員工資發放、軍費開支等。戰時，軍費開支提升，相應地，用于非軍費方面的支出會減少。
僅僅是稅收的騰挪自然支撐不了龐大的戰爭開銷。在打仗時，常常會出現臨時的稅種以開源。
比如1799年，英國對拿破侖戰爭時，為了應付戰爭費用的需要，當時的英國首相皮特首創了所得稅。它與后來的所得稅有不同之處，屬于臨時課征的戰爭稅，在1802年隨著戰爭的平息而停止，1803年，戰爭復起后，恢復開征，直到1815年隨戰爭結束而廢止。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的一些國家也開征過“戰爭稅”或“戰爭暴利稅”，籌措戰爭經費。
稅收過重往往會造成內亂，所以有一些“戰爭稅”會落在富人/商人的頭上。
如清朝后期的賣官，根據一些估算，很多時候清朝戰爭開支大概有30%是靠賣官位得到的收入來補貼；再如，上文提到的所得稅也是一種針對富人的稅收，名義是保護富人的私產。
這種方式并不總是行之有效，尤其是富人掌權之時。中世紀的歐洲各國戰爭連連，貴族、諸侯有錢有勢，為了保護自身利益，自發形成了阻礙加稅的堅定同盟，統治者們必須另想他法。
再看第二種融資方式：借錢、發債。
可能很難想到，人類歷史第一次的主權放貸就是為了戰爭，戰爭是借款的原始動機。
公元前5世紀，在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一方是古希臘的財富中心，另一方還在使用低廉笨重的鐵幣做交易，只比以物易物先進一點。
斯巴達的同盟軍，一些城邦小國，因常年向強國雅典進貢，沒有多少軍費，曠日持久的戰爭讓斯巴達陷入彈藥不足的困境，不得已借用了奧林匹亞和特爾斐神廟的儲備金，通過給予榮譽鼓勵民眾解囊相助。最終，這場持續了27年的戰爭結束了雅典的古典時代和強國地位。
此時的借錢屬于統治者的私債范疇，將統治者的私債變成以國家信用支撐，并向民眾支付利息的公債，是在議會出現以后。
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英格蘭銀行的設立（1694年）就是為了開辟市民儲蓄的渠道，籌集用于對付路易十四的軍費，發債也是成就其日不落帝國的經濟支撐。
此后，發債成為籌措軍費常見的渠道。
這種常規融資方法，日本人學會了，清政府沒學會。這也是日本以彈丸之地贏得甲午戰爭（1894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北洋水師被稱為亞洲第一，在世界也排得上號，并不輸于日本，最終卻打到沒錢買彈藥。根源固然是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但金融業弱于日本也是打了不到一年就認輸和談的原因。
除了上文提及的稅收賣官，當時的清政府也就能搜刮搜刮民間和錢莊，沒什么搞錢途徑。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深遠，融資渠道也不多。但在明治維新之后，學習了西方的很多金融制度，先是發債搞經濟、軍事改革，然后是發債打仗，就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還發行了巨額債券。
第三種融資方式，是發動印鈔機。
稅收、發債，都是貨幣總量的騰挪，而貨幣總量未必能夠滿足戰爭的需求，創造貨幣成為戰時經濟的慣用手法。
美國內戰時期，美國北方政府向銀行發售國庫券和債券，但銀行發現這些國庫券和債券在二級市場上轉售難度高，也就不再愿意用有限的黃金去承接政府的債券。
于是1862年，政府開始印制1.5億美元的美國鈔票，使其成為合法貨幣。
一般情況下，鈔票不是想印就能印。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之間，世界貨幣體系是金本位制。能發行多少鈔票，要看有多少黃金儲備。
金本位制天然具有通縮的傾向，原因在于黃金儲量有限，開采速度慢，而生產力的提升、經濟增長的速度更高。對黃金的需求在戰時更迅猛，于是暫時放棄金本位制是常有的事。
超發貨幣，實質上已經是以國家信用做背書，而不是黃金的儲量。
一戰、二戰時期，一些國家無法生產戰爭所需要的物資，通常需要借款、消耗大量的黃金儲備等方式來融資以購買物資。為了支持這些赤字，大多數參戰國會對黃金出口進行限制。
戰時這些臨時政策都有副作用。加稅會增加百姓負擔，使政府失去民眾支持；削減非軍事支出會降低原本在醫療、教育等民眾福利；發行債券，政府需要承擔利息，甚者可能導致國家破產。
比如1557—1575年間，西班牙國王宣布兩次宣布國家破產，盡管并非國家身無分文，但無法履行債務對國家信用是極大的傷害。
以國家信用背書的貨幣體系下，貨幣超發帶來的影響可能數倍于發行的貨幣量。
戰爭的代價在戰爭的最后一槍結束后，還長遠地影響著人們。這是斯蒂格利茨告訴我們的另一句話。
03 戰后的代價更沉重
“柏林什么也沒有剩下，沒有住宅、沒有商店、沒有運輸、沒有政府建筑，納粹留給人民的遺產……僅是若干斷壁殘垣……柏林如今只是一個破碎磚瓦堆積如山的地理坐標”，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的這段話，無疑是對戰爭代價的最好注腳。
子彈不能用于再生產，戰爭只會摧毀資源。
二戰，是人類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戰爭，60多個國家，20多億人口被卷入其中。因戰爭而死亡的人口超過7000萬，1.3億人受傷。
作為戰敗國，德國死亡士兵超過500萬，平民約200萬，二戰前，德國總人口約8000萬（吞并奧地利等地之后，自身有6600萬左右）。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戰爭消失，大部分是青壯年。
戰勝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蘇聯死亡人口超過2000萬。
每次戰爭的發生，都會帶來大量的傷亡。工業體系下，男性勞動力的缺失，基礎設施、工業設備等資源的摧毀讓戰后的經濟重建尤為艱難，再加上戰時特殊的經濟政策，不管是戰敗還是戰勝國，都陷入了經濟的困頓之中。
第一重影響是，通貨膨脹。
在一戰結束之后，德國不僅要歸還戰時借款，還要承擔1320億馬克的巨額賠款，德國拿不出這筆錢，法國就聯合比利時、波蘭毫不客氣地進入了德國的經濟命脈——魯爾工業區，史稱“魯爾危機”，德國只能選擇瘋狂印錢。
貨幣供給過高，商品不足，導致物價飛漲，德國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
戰前，4.2馬克就可以兌換1美元，戰后，1美元可以成立一個家族基金。物價上漲的速度近乎荒誕，一個典型的場景是，一個人以8000馬克買了一杯咖啡，等喝完走出去時，咖啡已經賣10000馬克了。
到了1923年，德國出現了面值100兆的鈔票，小朋友把鈔票用來做風箏，紙鈔被當成柴燒都是隨處可見的景象。此時的馬克已經失去了貨幣的價值，以物易物開始盛行。
同樣，二戰后的日本也經歷了一場通貨膨脹，相關數據顯示，在1945年—1949年之間，日本東京的零售物價指數增長了240倍。
非主戰場，又是戰勝國的美國，統計其上個世紀的M2，也就是貨幣供給量，包括現鈔支票和短期儲備，可知，在一戰、二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都是階段性的高位。
（1901—2000年美國通貨膨脹率）
1917—1918年、1941—1945年、20世紀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越戰）以及1991年（海灣戰爭期間），也是美國通脹率高峰時期。其實包括戰后的一兩年內，通脹率也處于較高的位置。
不過，相對于德國和日本來說，美國的通脹率要溫和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美元作為國際通行貨幣，它的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可以由全世界來買單，這也是上文虛擬對話為什么說由其它國家承擔戰爭成本。
第二重影響在經濟總量上，也就是GDP水平，不同的國家會有所分化。
一個簡化的GDP公式是投資、消費、凈出口和政府購買之和。主戰場國家戰后經濟的恢復需要時間，戰敗國人民一般信心不足，更容易出現戰后GDP下降，這也是戰爭的代價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日本人均GDP至少下降了一半，貨幣也在戰后大幅貶值。
對于大贏家美國來說，戰時GDP則上升，1941年—1945年，GDP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1%，失業率下降。但在二戰過去之后，因軍事需求等不再旺盛，美國也無法保持GDP的高速上漲。
第三重影響是給參戰國帶來巨額的債務。
英國，老牌日不落帝國，最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是世界發展的領頭羊，它的衰落和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巨額債務有關。
因為一戰，英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位置上被拉了下來，美國補位。因為二戰，徹底失去了主宰世界金融秩序的權力，取而代之的還是美國，英國則變成了經濟上依附的角色。
二戰期間，根據羅斯福簽署的《租借法案》，美國對盟國進行戰爭補貼，英國是最大的受益者。這一法案還有附加條件，即英國必須使英鎊能自由兌換。
沒有人會愿意持有陷入戰爭中的國家的貨幣，自由兌換的放開，會使人拋售英鎊，換取更為堅挺的貨幣或者是黃金。
英國的一些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這一條款導致了英鎊的長期疲軟，是美國削弱英國超級大國地位的一步。
二戰過后，一方面是英鎊疲軟，另一方面世界上75%的黃金儲備捏在美國的手里，美元通過與黃金掛鉤，成為世界貨幣，英國再無與美一爭之力。
而二戰時期，英國欠美國和加拿大的債務，直到2006年才還清，足足60年，英國才翻開新的一頁。德國還清1320億馬克的賠款加利息，用了90年。
04 結語
凡是戰爭，都有勝負之分，那這是不是意味著，如果參戰一方能夠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那它就是贏家？
當然不是。
戰爭的野蠻性在于，在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下，勝利的一方重新掌握游戲規則，他們總能在利益分配中掌握更高主動權，讓自己成為最大獲益者。
但戰爭又有著無法抵擋的破壞性，它以流血、死亡為代價，帶來流離失所、顛沛流離、鰥寡孤獨，它的強大摧毀性足以讓一座城市淪陷、讓一個民族沉淪、讓一種文明消亡，這同樣是人類歷史上血淋淋的教訓。
經濟賬或許算得明白，但涉及到普通的人，這筆賬怎么算，都沒有贏家。
劉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