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屬于每個時代的錢幣，形式和價值各有不同，但其用作交易的功能與性質是不變的，大洋就是中華民國時期貨幣的別稱，又名銀圓或銀元，指代舊時使用的銀質錢幣。形狀為圓形，價值相當于七錢二分白銀。我們經常能在歷史紀錄片中聽到“一萬大洋”這樣的

每個時代都有屬于每個時代的錢幣，形式和價值各有不同，但其用作交易的功能與性質是不變的，大洋就是中華民國時期貨幣的別稱，又名銀圓或銀元，指代舊時使用的銀質錢幣。形狀為圓形，價值相當于七錢二分白銀。

我們經常能在歷史紀錄片中聽到“一萬大洋”這樣的字眼，甚至有些人家里也會收藏過去時期的大洋，不少人都會好奇，民國時期的“一萬大洋”到底相當于現在多少人民幣呢？

大洋的來歷——“袁大頭”

在民國時期，正是國門大開，匯聚各方文化、各種領導思想的時代，人們不用出國就能見到上百種錢，除了“袁大頭”，還有銀元“孫大頭”、“鷹洋”以及清末銀元“龍洋”，這四種貨幣皆有十分值錢的購買力，購置各類物品貼補家用，在市場通用，也為社會大眾認可，“大洋”亦是其親切稱號。

然而好景不長，眾所周知，清朝滅亡之后，1912年4月袁世凱出任大總統。當時市面上流通的貨幣還有一部分是明清時期留存下來的，中外并存，種類繁多，折算過程也十分復雜再加上北洋政府鑄幣繁復，內外因共同導致民眾積怨漸深，極需一個統一的幣種減輕壓力，與此同時袁世凱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借助貨幣改制以期解決軍費問題，便決定鑄發國幣。其頭像鑄于背面的“袁大頭”由此而來。

而新制造的“袁大頭”成色、重量有嚴格規定，規格統一易識別，因此很快就被老百姓接受，逐步取代了其他幣種，成為流通市場的主幣。有了統一的貨幣，百姓開始安居樂業，積累財富，大洋的購買力在開始民國初期處于穩健狀態，但放眼整個民國時期來看，動亂時期的大洋影響力遠超過穩定時期的影響力，錢貴民輕的現象也緩緩拉開歷史的帷幕。

大洋同時也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精神，記錄著一個時代的興衰，反映著一個時代領導人的統領思想，承接著一個時代人民的辛勤汗水，是一整個時代的縮影。

大洋的購買力

雖然大洋在民國時期才出現，但是在民國的不同時期所含的價值是不同的。甚至隨著通貨膨脹，大洋的購買力在不同年份差異頗大。比如民國初期，物質條件匱乏，民以食為天，解決溫飽問題是擺在人民面前的首要問題。大洋主要就用于日常飲食消費之中，購買力也不會太高，對于一個五口之家并且只有兩個勞動力來說，維持基本溫飽已是踮起腳尖才能做到的事，更不會將大洋花在新衣服的添置上。

一萬大洋可能并不能使大家對大洋的購買力有較確切的認識，一塊大洋更能反映當時銀元的購買水平，那么一塊大洋在民國時期能買到哪些東西呢？據資料顯示，一塊大洋在1912年的北京能買60斤普通大米，或者供6個人吃一頓羊肉火鍋。在1931年春天的廣州近郊能買25斤大米或20斤豆角。

在1937年夏天的成都市區能買16斤大米，或5斤豬肉，或40個雞蛋。可以看出，地域不同大洋的購買力各有千秋，與此同時隨著時間推移，物價逐漸上漲并且漲幅越來越快，一塊大洋所能換取的東西也越來越少。

從地域上看，沿江沿海地區糧價又各有差異，上海、廣州等城市的較高，大洋的購買力相對低一些，比如魯迅在北京定居時，一塊大洋能買五六十斤大米，后來去了上海，一塊大洋只能買20斤大米。從時間上看，大洋隨著糧價變貴購買力也就越來越低。

但大洋終歸屬于“值錢”的硬通貨，不論何時何地何人，只要花幾十塊，一定能買到一堆好東西。如今也仍然存在關于大洋的口頭禪和“一提大洋給人一種就很富裕”的莫名的直接感受。

各時代大洋的購買力各有不同，有時微乎其微，有時相差甚遠，社會也隨之出現混亂平穩交替現象，人們的金錢觀也極易扭曲，即使身處如今和平年代，

也需合理適時的引導，尤其是青少年這一代，正是樹立三觀的重要時期，理性的金錢觀方能使其看得更遠，走得更長，切勿因一時得失而犯錯。

一萬大洋算多少人民幣

在收入以萬為單位計算的今天，一萬元實在是個不太稀奇的數字，那么一萬大洋在現今等于多少人民幣呢，按之前的換算來看是不是就是天價呢還是也不過平平呢？

從當時的社會物價水平來看，戰亂之后的民國正是大力發展生產力和提升工業水平之際，但初建的社會一直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物價水平也隨之起伏不一。“戰前一頭牛，戰后一粒米”，1940年代的上海，全面通貨膨脹，難以想象，可以說連乞丐都拒收千元以下的法幣，如今在收藏博物館中仍可見到當時市面上流通的面額極大上萬的紙幣。

從老百姓收入水平來看，民國時期重視教育，看重知識文化水平，所以從事腦力勞動的教師、作家、編輯等群體的月工資一般可以達到100-200塊的水平，例如文學泰斗魯迅先生于1919年用了一年的收入即3500塊買了一套院子，年邁時工資已經漲到了一年15000塊大洋，這也足以顯現當時的高知收入之可觀，社會地位之高。

而當時主要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人、店員等人民的收入大概只有10-20塊，只能勉強維持家庭最低生活費用，在現今民國時期的紀錄片中仍可見當時普通人民艱苦的縮影，根據1911-1919年期間的物價表，大米大概80塊一斤，豬肉大概300塊一斤，所以說根本吃不上大米并非夸張，社會上逐漸也就出現了階層分化。

由此看來一萬大洋對民國時期物價以及百姓收入而言不是一筆小數字，比如在花在創業上，利用手里2000大洋租下法租界中的店面，“錦江小餐”應運而生，也是后來知名的上海錦江飯店。

看上去，一萬大洋能開足足5家這樣的餐館，其實不然，在工業領域，如火柴、食鹽、煙草、紡織等產業需要幾十萬大洋的投入才能興辦起來，所以一萬大洋在這些面前真的是不足一提。正如之前所說那樣，民國時期普羅百姓努力謀生計，飲食方面并不苛求，工業領域興辦自然勞動力成本高出飯店好幾十倍。

總而言之，一萬大洋對普羅大眾來說是一筆巨款，擁有一萬大洋的家庭大概處于社會中上階層，有較優的生活質量和水平保證。按照當時的購買力計算，大概相當于現在的三五百萬，當年魯迅先生年邁時期的15000塊大洋也就相當于現今的150萬人民幣。

但三五百萬是在整個民國時期中社會發展相對較為平穩的時間段而言，具體時期的購買力又會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物價水平、人民薪資等各方面影響而波動，所以結合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和人民生活狀況去看一萬大洋才是有意義的，刻意將具體的數值與一萬大洋等同起來，不僅無法得出有價值的結論，也是對民國時代歷史理解不透徹的體現。

文/南宮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