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1期，原文標題《慢性疼痛：被忽視的身體和心靈》，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國際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慢性疼痛的發病率占總人群的30%左右，被視為繼心腦血管疾病、腫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問題。2017年，疼痛是美國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1期，原文標題《慢性疼痛：被忽視的身體和心靈》，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國際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慢性疼痛的發病率占總人群的30%左右，被視為繼心腦血管疾病、腫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問題。2017年，疼痛是美國最昂貴的疾病負擔，年耗費達6350億美元，超過心血管疾病（3090億美元）和腫瘤（2430億美元）的消耗總和。然而在我國，疼痛本身即是疾病、需要及早診斷和治療等醫學界共識，仍然不為公眾熟知。疼痛治療的困境背后，是常識的缺失、傳統醫學模式的局限性和社會文化觀念的束縛。 

主筆/徐菁菁

疼痛本身就是病

疼痛來得很突然。針刺樣的銳痛每隔一會兒在面頰上炸裂，霸道地成為日與夜的全部主題。工作、生活、睡眠統統靠邊站。“他是那種平時非常能夠忍耐的男性，當我發現他無法克制地表現出痛苦的時候，我們覺得一定是出了大問題。”疼痛發作的第二天，Ada就帶著家人去了北京一家三甲醫院。

“我們判斷是面部神經痛，掛的是神經內科的號。”大夫面診，詢問了癥狀，很快給了診斷：三叉神經痛。可是，“按照醫囑服藥后沒有任何效果”。劇痛之中，度日如年。三天后，Ada和家人又奔赴了第二家三甲醫院。這一次，大夫直接開出了止疼藥。結果依然是無效。

“這時候我就很焦慮了。”Ada說，“藥不對癥，病人心里很急，因為實在是太疼了。”在尋找下一家目標醫院的時候，她開始使用“面部持續疼痛”“神經痛”等所有能想到的關鍵詞進行網絡搜索。一個陌生的疾病突然出現在她視野里——“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再三詢問，家人這才回想起來，前段時間在太陽穴以上的部位曾出過一小片不起眼的小疹子。

帶狀皰疹是一種年發病率千分之三到千分之五的常見的疾病。水痘－帶狀皰疹病毒（Varcella-Zoster Virus. VZV）像地下游擊隊員，經上呼吸道或眼睛的瞼結膜進入人體，沿著感覺神經侵入脊神經節或腦神經感覺神經節，在人體潛伏下來。當感染者的免疫功能低下時，潛伏的病毒重新活躍起來，大量復制，沿著感覺神經轉移到與神經節有關的皮膚上，于是便產生了帶狀皰疹。因為多發于軀干、駭人的皰疹帶和劇烈疼痛，民間把這種疾病俗稱為“纏腰龍”，但許多人不知道，帶狀皰疹也會發生在頭面部，有時候并不會出現明顯的疹子。更多人不知道的是，帶狀皰疹本身并不難治療，可是約9%～34%的病人會遇到這樣的困境：疹子完全好了，劇痛卻頑固地遺留了下來。這就是“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PHN）。PHN因為疼痛的嚴重程度，在臨床上被譽為不死的癌癥。

Ada在網上搜索到幾篇論文。根據論文里留下的郵箱，她幾乎不抱希望地給一位作者發去了郵件。沒想到，身處國外的教授很快回信了。他告訴Ada，家人患有PHN的可能性很大，建議她去一家三甲醫院的疼痛科確診。這封郵件成了劇痛的汪洋大海上的救生船。在第三家醫院的疼痛科，醫生開出了治療PHN的藥方。服藥的第一個晚上，疼痛減輕，家人睡上了十天來的第一個好覺，一個月以后，痊愈了。

Ada在網絡上分享這次看病的經過，沒想到很快收到了大量問詢，大家都有類似的癥狀，備受折磨，久治無門。一位網友為了陪伴患病的母親，不得不放棄了長期駐外的工作。幾個月后，他再次聯系Ada，千恩萬謝——根據Ada提供的信息，母親終于也得到了確診，治療痊愈。

這場疾病是Ada第一次接觸到“疼痛科”。她回想起來，在第二家醫院求診時，她曾在一個宣傳易拉寶上看到過這個陌生的名詞。盡管那個時候，疼痛成為生活的一切主題，但Ada也沒想過要求助于它。在多年的就醫經驗里，腰痛看骨科，頭痛看神經內科，胃痛看消化科，牙痛看口腔科，“疼痛科”治什么？好像什么都治，也好像什么都不治。

對于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疼痛科主任、中國醫師協會疼痛科醫師分會會長、中華醫學會疼痛學分會前主任委員樊碧發來說，“疼痛科治什么”是他解釋了30年的問題。現在，中日友好醫院疼痛科是全國疼痛診療研究中心、國家臨床重點專科，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病人，有擁有30張病床、設備先進的住院部。1989年，中日醫院就開設了“疼痛門診”，屬于國內最早一批開設疼痛門診的大型綜合醫院。當年，樊碧發坐在半張辦公桌前出診。一次門診只有兩三個患者。病人們不知道這個門診是看什么的，其他科室的醫生們也不清楚。樊碧發還記得，在很多年前，他剛剛升至教授的時候，和其他專業的醫生們交流。他們對他這個疼痛科教授好奇得很。“一個專家問我，三叉神經痛是怎么個治法，我和他說了疼痛科的治療方案。另外一個人問：如果腳疼呢？我說我也有一套辦法。就有專家說了：你這是從頭治到腳哇！”

疼痛科并不是所有痛都管。“醫學上通常把疼痛分兩大類，一類是好痛，一類是壞痛。”樊碧發說，“當人體受到損傷、疾病等侵害時，會迅速發出疼痛警告，這類疼痛在醫學上稱為急性痛，它提醒我們及時避開危險或去看醫生，是好痛。但當疼痛長期作用于人體超過一個月以上時，就叫慢性疼痛。這種痛已經失去報警的意義，會對人體產生危害，這就是疼痛科的診療范圍。”

2018年6月22日，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布了第十一修訂本的國際疾病分類。一個新的疾病編碼被賦予了“慢性疼痛綜合征”。令Ada和家人困惑的PHN就是常見的慢性疼痛之一。西方國家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慢性疼痛的發病率占總人群的30%左右，被視為繼心腦血管疾病、腫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問題。我國沒有相關的流行病學調查，樊碧發說，中國的發病率只高不低。

30年前，人們對疼痛科一無所知并不奇怪。80年代，慢性疼痛在國際上也是臨床醫學的新興領域。這是醫學發展長久以來的一個盲區。18世紀，病理學和生理學開始著手確定異常組織的位置，以此解釋身體的功能如何會紊亂異常。細菌、病毒以及化學物質偏差的發現辨明了局部組織變異的原因。病理學逐步成為整個現代醫學的指針。人們努力尋找某種確定的病理來定義和解釋疾病，醫生們依此來制定理性而科學的治療方法，修整異常的局部組織，消除感染。醫學的目標是治療疾病，而非疼痛。1973年，美國醫生約翰·J.博尼卡（John J. Bonica）創辦國際疼痛學會，被視為疼痛醫學的鼻祖。博尼卡對于疼痛的興趣來自他在臨床上的疑惑。“二戰”期間，他加入美國陸軍醫療隊，被分配到位于華盛頓州路易斯堡的麥迪根陸軍醫院工作，擔任該醫院麻醉科主任。博尼卡被那些受傷退伍軍人所經受的慢性疼痛所震驚。以“幻肢痛”為例，許多退伍軍人的殘肢已經完全愈合康復，沒有任何感染的跡象，按理說，醫學已經治愈了他們，完成了使命，但這些退伍軍人仍會經年累月地感到已經失去的肢體被“刺痛”“電擊”“針扎”“火燒”“刀割”“被擠壓”“被碾碎”。這些疼痛并沒有相關的病理學依據。

對于疼痛，最常見的誤區是，“病痛”二字，病在前，痛在后，痛只是疾病的癥狀，治好了病，痛就消失了。但事實上，“疼痛不僅是癥狀，更是一類疾病”。“慢性疼痛分成原發性和繼發性兩種。”樊碧發解釋說。原發性的疼痛沒有伴隨任何別的疾病；繼發性疼痛是由一些損傷和疾病產生的，但原有的疾病已經康復，疼痛本身卻長久地遺留了下來。“幻肢痛”和折磨Ada家人的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都屬于這種情況。疼痛本身構成了疾病的一切。如果疼消失了，病也就不存在了。疼痛醫學為這些疾病的治療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和方法，單刀直入，直奔疼痛而去。

我跟著樊碧發出了一次門診。病人來自五湖四海，疼痛也千差萬別。許多人頭疼。以常見的偏頭痛為例，50%～70%的偏頭痛無法找到病因。樊碧發記得，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他接診過一位48歲的中年女性，她被偏頭痛糾纏了40年，每到生理期更是疼得無以復加。在其他科室，查不出病因，治療也就無從談起。樊碧發用了當時最流行的疼痛治療方法——局部神經阻滯和營養神經改善痛覺的治療模式，一個療程之后，康復的患者攥住他的手，感念得聲淚俱下。

很多人是來看腰背疼痛的。在美國，腰背痛市場的市場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在日本，腰背痛被稱為國民病。“對于腰痛的治療是一個慢慢摸索的過程。”樊碧發說，“最早醫學不健全的時候，老百姓用各式方法對付腰痛。隨著外科技術的進步，就開始有了治療腰背痛的各種手術。”手術的病理學依據在于，人們普遍相信，引起疼痛常見的原因之一就是腰椎間盤病變或突出，壓迫了傳遞感覺的神經纖維束。但實際上，“在影像學診斷下，100個有腰椎間盤突出問題的人中，可能只有15%的人會感到疼痛”。通過手術并不能夠解決所有腰背痛問題。腰背痛的成因依然是一個現代醫學難題。我在門診遇到一位60多歲的男性患者，腰椎已經做了手術打了釘子，可是痛去不掉，一天口服嗎啡18粒，還是不頂用。樊碧發安排他住院，計劃給患者做脊髓電刺激（SCS）治療。疼痛科醫生會在影像設備引導下將一根特制的電極植入椎管內硬膜外腔，用電極釋放的微電波刺激脊髓神經，直接調制或者阻斷疼痛信號向大腦傳遞。

被忽視的痛

1989年，在中日友好醫院坐診疼痛門診的時候，樊碧發剛從中國醫科大學麻醉科碩士畢業。有人說他這個麻醉科大夫“不務正業”，只治痛，不治病，沒有多大用處。樊碧發不以為意。“醫生到臨床就知道，1/3的病人是因為各種痛來看病的。如果麻醉科醫生能夠解決一些問題，為什么不做呢？”他太了解疼痛的殘酷了。他曾經接到電話，外地醫院請他去會診一個劇烈頭痛的病人。他訂好第二天的行程。沒想到半天功夫，電話又來了。就是這短短的半天里，病人熬不住痛，自殺了。有一次門診，一位女士突然就跪到了樊碧發面前，把他嚇了一跳。她的父親服藥自殺，正在搶救。自殺原因是嚴重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還有一個老大爺，多年來感到牙痛難忍。每拔一顆牙，疼痛能減輕一陣。一口牙都拔光了，還疼得不行，最后確診是三叉神經痛。

然而，“疼起來真要命”，可不到走投無路的時候，人們卻又普遍輕視對疼痛的治療。東方文化強調忍耐，崇高的英雄人物的特點之一就是能夠忍住疼痛、毫無畏懼，怕疼是弱者、膽小鬼的標記。對于病痛，許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一忍再忍。樊碧發遇到的最能忍耐的患者之一，40歲得了帶狀皰疹，80歲實在受不了了，才來治療后遺神經痛。

許多病人把止疼想得很簡單，覺得無非就是吃止疼藥。一位頭疼20年的患者曾從挎包里倒出來28種治疼痛的藥。有醫生處方的，也有根據報紙廣告買的。樊碧發建議他停服所有藥物，慢慢地，患者頭不痛了，這是藥物濫用性頭痛。但更常見的問題是，即使醫生開了止疼藥，病人也不按時按量吃。多年的禁毒教育讓國人對“上癮”特別警惕。事實上，疼痛是成癮的“天然拮抗劑”，大腦皮層的要求是止痛，而非享受“欣快感”。在醫生科學、規范、合理的指導下使用阿片類藥物，成癮的概率極低。還有一種情況是病人認為止痛藥不治本：“吃了不疼，不吃還疼，沒用。”“慢性疼痛的管理是慢病管理，止疼藥對于疼痛就像是胰島素對糖尿病，然而，沒人會覺得胰島素不治病。”樊碧發說。

從醫學的角度上看，這些對疼痛的輕視和忍耐是一種危險的行為。和任何疾病一樣，慢性疼痛需要早診斷、早治療。樊碧發見過太多這樣的例子，“很多人疼了20多年。病人告訴我，原來是小痛，最后變成頑固性疼痛，最后疼到讓人絕望，甚至失去生存的勇氣”。

疼痛醫學有一個概念叫“敏化”。簡單來說，由于長期疼痛刺激而處于興奮狀態的神經元和神經通路沒有恢復到正常狀態，不應感知為疼痛的感覺也會被感知為疼痛。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慢性疼痛研究者安德烈·弗蘭（Andrea Furlan）對此打了個比方：“疼痛系統就是你家房子里的報警系統，報警系統會在某一時刻出現故障，敏感或過度反應。”“一個典型的醫學實驗是，受試者分成兩組，對所有人的大拇指持續施加壓力造成疼痛，但不造成實質損害。其中一組服用藥物鎮痛，另一組忍耐。”樊碧發解釋說，“一段時間后，移除壓力，之前服用藥物鎮痛的一組立刻不會感到疼痛了，而一直忍痛的一組依然會感到疼痛在持續。”

敏化可能以非常極端的方式表現出來。有的老病人就診，和樊碧發說：“主任，上周來看病，你握了一下我的手，我到現在都還疼。”Ada的家人非常幸運，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得到了治療。嚴重的帶狀皰疹后遺神經痛之所以難治，也是因為長時間疼痛造成的敏化。樊碧發曾經有一個病人，是一個著名表演藝術家，人生最后十年都在被PHN折磨。“得病之前非常風流倜儻，氣質很好，得病后，人變得非常孤僻，易怒暴躁。”他的老伴兒告訴樊碧發，先生原來很喜歡社交，后來總是一個人待坐在屋子里面。“等到天黑了，你進去給他開個燈，他能跳起來。于是你想著給他關上，從亮到黑又是一個刺激。所有的聲光電、情感的刺激、任何氣候的微小變化，都能夠造成他的劇痛。”老伴兒評價，“他腦子里面有了病。”樊碧發說，從中樞神經敏化的角度看，確實如此。

事實上，疼痛會對人體造成系統性的影響。我和樊碧發出門診的時候，一位直腸癌肺轉移的患者前來求助。樊碧發建議他采用中樞靶控，就是在脊椎蛛網膜下腔內植入一個導管連接止疼泵控制疼痛。中樞靶控直接將藥物作用于中樞神經，使用口服劑量1/300的嗎啡就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國際疼痛學會提出免除疼痛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我原本以為，對癌癥患者的鎮痛治療主要是為了提高生活質量，是出于人文關懷的目的。但樊碧發告訴我，并不全然如此。最近十年，鎮痛和手術、化療、放療一樣，已經被認為是癌癥治療的必需組成部分。“癌癥產生的惡性疼痛會讓患者徹夜難眠。健康的身體也無法在喪失睡眠的情況下扛過一禮拜。從神經系統的角度看，癌痛和其他疼痛一樣，也可能產生中樞的敏化；我們也知道，疼痛一旦嚴重起來，人的消化系統就會受影響，胃腸蠕動會放緩；同時心肺功能和免疫功能也會下降。這些改變都無助于抗癌治療。研究顯示，如果抗癌不治痛，癌癥治療效果會受到很大影響。”樊碧發解釋說，“事實上，不只是癌痛，很多慢性疼痛都具有同樣的問題。”

來疼痛科就診的患者大都有一段極艱辛的求醫史，他們跑過許多醫院，把能想到的科室都看過了，疼痛科是他們走投無路之后的最后選擇。樊碧發遇到過的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南方城市的老人，“從南到北40家三級甲等醫院，神經內科、風濕科，凡是沾邊的科室都看。每個醫院的病歷本整整齊齊放了一整個辦公桌。最后到了北京協和醫院。大夫說他看過那么多醫院了，應該就是一種病理性的神經疼痛，去中日友好醫院疼痛科看看吧！”這位老人的求醫之路雖然艱辛，但也實屬幸運。疼痛的另一個殘酷之處在于，它看不見，摸不著，無法感同身受。許多慢性疼痛找不到病因，也不像癌癥或是其他疾病，對生命有直接的威脅，病人的痛苦家屬不理解，醫生也未必知道。

2014年10月，正在上初三的慕暖出現關節疼痛現象，逐步發展到疼得拿不住筷子，翻身很費力，行走很艱難，最嚴重時甚至需要坐輪椅。兩個月后，她在當地醫院的風濕科檢查，血檢風濕因子指數20.8，比正常值上限高了0.8，被診斷為風濕病。2016年3月病情再度惡化，家人帶她到北京協和醫院風濕免疫科求診。慕暖記得，她講述自己的癥狀和用藥情況，醫生立刻排除了風濕病，給她做了簡單的壓痛點測試，在病歷上寫下了“纖維肌痛綜合征”這幾個字。“纖維肌痛綜合征”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疼痛。美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發病率4%，加拿大的數據更高，為8%。這種高發的疾病在我國并不為人熟知。慕暖記得，剛從醫院出來時，她哭笑不得：“兩年的治療，十幾萬元的醫療費，被醫生按了幾下就被全盤推翻。”確診看起來是件好事，然而隨之而來的事情卻讓慕暖有些心寒。她告訴我：“家人算是松了很大一口氣吧。在他們看來，這種病不算什么，沒有什么器質性病變就行。”

有時候，疼痛甚至根本不被承認。樊碧發接診過一位老人。老人肺癌手術后長達兩年沒有復發，但仍然覺得以前患病的部位疼得要命。三番五次的復查癌癥沒有結果，家里人覺得老頭子矯情，大夫說：“你不想著疼，就不會疼。你沒有疼的理由。”來疼痛科就診的時候，老人家精神萎靡，非常瘦小，一米七的個子，體重不到40公斤。他告訴樊碧發，自己家住在樓房低層，他覺得不想活了，爬到高層跳了下來，但樓房中間有個障礙物起到了緩沖作用，沒有死成，摔成了嚴重腰椎骨折。家人和原來的醫生這才認識到，疼是真疼，已經到了尋死覓活的地步，這才把老人送到了北京。

疼痛是一種情緒體驗

關于疼痛，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的體會，但醫學對于疼痛的認識也是上世紀50年代以后才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傳統上，醫學認為疼痛是由刺激決定的。肌體受到刺激，神經末梢將信號發送到大腦，大腦反饋了疼痛。刺激越大，疼痛感越強。這種解釋看似合理，卻并不符合生活經驗。在醫院的抽血室，你看到一只非常粗大的針扎進你的靜脈，暗紅的血液涌進注射器中。你會感覺到尖銳的刺痛。但如果這個時候，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漂亮的護士身上，或者心里正想著另外一件事，你很可能只會感覺到輕微的刺痛。年幼的小孩子在摔倒后哇哇大哭，光是媽媽的吻就能讓他們感覺疼痛減輕了很多。

這些現象讓疼痛醫學的先驅們重新去思考疼痛。傳統醫學模式長期以來相信二元論，認為人的心靈與肉體相分離。肉體通常被看作是一架完美的、精巧復雜的機器，它按照可被認識的原理運作。心靈運用與肉體完全不同的原則，對感覺信息進行檢視，啟動知覺、情感、記憶、自我覺知和行動計劃等一系列心理過程。英國醫生帕特里克·沃爾是疼痛醫學閘門控制理論的創始人，他記得，自己常常被問到這樣的問題：“你是治療身體疼痛的，還是治療心理疼痛的？”事實上，他根本無法回答。

臨床經驗告訴帕特里克·沃爾，文化、場景、信念，一切因素都可能影響人們對疼痛的感知。當他還是個醫科學生時，有一次被安排去給一位佩戴軍功章的皇家衛隊少校抽取血樣。當針頭扎進血管，血液被抽進注射器時，這位戰斗英雄癱倒在了沃爾身上。還有一次，在法國里昂醫院急診室里，講法語的醫護人員正在處理一名車禍腿部受傷的英國士兵，他因為疼痛大喊大叫，用英語大聲咒罵著。沃爾走過去，和同胞打招呼：“朋友，怎么了？”這句話的效果就像給士兵用了麻醉劑，“他很快變回了倫敦人的樣子”：“沒什么事，醫生，我會好的。”

無數的試驗證明，在疼痛治療中，安慰劑有神奇的作用。上世紀90年代，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的醫生和科學家做過這樣的試驗。他們把因為劇烈頭疼而被送進醫院急救室的病人分成三組，一組注射非甾體抗炎藥酮咯酸，一組注射鎮痛藥杜冷丁，一組注射生理鹽水。雙盲實驗的結果是，三組注射產生的疼痛消退是一致的。渴望急救的病人對治療的期待起到了微妙而重要的作用。

1979年，在國際疼痛研究協會的組織下，一個由精神病學家哈羅德·摩爾斯基領導的小組為疼痛下一個現代的定義：“疼痛是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和情緒體驗，與實際的或潛在的組織損傷相聯系，或是被用來形容這樣的損傷。”醫生們認識到，疼痛感總是伴隨著情緒反應和個人所賦予它的意義每一種疼痛對于個體來說都是獨一無二的經歷。

當疼痛被定義為“感覺和情緒體驗”，臨床醫學有了更大的視野。

“你自己理解這就是一個腰痛就行了，坦坦然然地接受，不是什么大問題。”

“我這種病不特殊？”

“不特殊。”

“那我怎么看了這么多地方都治不好？”

“腰痛本來就是難治的病。”

“會不會和我拖地有關系？”

“正常人哪兒能不動呢？得你這個病不能緊張，想干啥干啥。愛蹲著擦地就蹲著。只是別久坐，別著涼。”

這是樊碧發和一位年輕女患者的對話。說起自己腰痛兩年，痛得不能咳嗽，無法翻身，不能彎腰，她抹起眼淚來。這場面診，談醫問藥之余，樊碧發都在忙于在打消她的顧慮。就診完病人臨出門，他收起一貫的和顏悅色，嚴肅地再次叮囑道：“病不是大病，但是你得配合我，千萬不要緊張，不要老想著痛。”聽專家斬釘截鐵地說不是大問題，女患者的臉上掛上了笑。

“治療癌癥的醫生依據腫瘤的大小判斷病情的嚴重程度，但我們不一樣，疼痛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感受。給一個同樣的刺激，一個人一點不覺得痛，另一個人能痛得跳起來。在疼痛科，我們不談疾病有多大，傷害有多大，我們完全相信病人的主訴。疼痛主觀性的另一面是，心理上的問題，精神的障礙會影響人們對疼痛的判斷：它是重是輕，它的持續時間是長是短。心理、精神和身體就像是同一塊田里的兩種莊稼。一定會相互影響。”樊碧發解釋說，“我們把腰痛稱作‘軸痛’，腰部的疼痛會影響人的動力系統。一旦活動受限、勞動力喪失，就很容易引發心理疾病，這讓一個小小的損傷變得嚴重起來，陷入一個惡性循環。事實上，長期被慢性疼痛折磨的病人，約有80%都伴有心理和情緒問題。”

慕暖告訴我，從小她是個性格很開朗、討人喜歡的小孩子，從2014年最早開始神經性頭痛開始，到后來受纖維肌痛的折磨，她的性格發生了很大變化。“不愛說話，朋友漸漸離我遠去，于是我再次感受到了背叛，變得更不愛社交，總是獨來獨往。抑郁狀態來得很安靜，不知不覺我就站在了陰影里。”最嚴重的時候，慕暖曾經自殘，至今手腕上仍然留有大大小小的傷疤。2016年，在北京協和醫院治療纖維肌痛時，醫生曾經提醒她，去專科醫院看心理科，可是她至今未去。慕暖承認，雖然自己是心理學愛好者，也深知抑郁癥和失眠癥帶來的苦痛，但她仍然抵觸心理治療，“不想被別人掛上‘怪人’的稱號”。在家人看來，慕暖要治的是纖維肌痛，心理問題看不看都沒關系。“‘你能不能別這么自私。’‘你就是太小，心理承受能力太差。’‘長大點就行了，得學會自己調節。’”慕暖說，“我聽過太多這樣的話了。”直到今天，慕暖依然在失眠、驚恐發作等心理癥狀中掙扎。她的纖維肌痛也遠未痊愈。接受我采訪這天早上，她痛了很久才從床上爬起來。

“如果不能關注病人心理上的變化，一個疼痛科大夫的療效提高不了。”臨床上，疼痛科大夫還會遇到一種極端的情況：病人的慢性疼痛基本上是由心理或情緒痛苦造成的，這被稱作“軀體化障礙”。“作為醫生，我們承認一切疼痛的存在，但疼痛科大夫必須學會鑒別軀體化障礙”。樊碧發把這稱作“疼痛治療的深水區”，“非常復雜”。他告訴我，國外先進的疼痛中心都會配備專門的精神醫學科大夫一同出診，但在國內尚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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