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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條配圖最近十年,在神州大地,以消費品零售為重要內容的電子商務,成長迅猛;先如星星之火,繼呈燎原之態,至如今,幾成鋪天蓋地、狂飆席卷之勢。其態其勢,驀然觸發我的幽情。于是,那過往的有關集市及農貿市場的經歷或思緒,漸次醒來。我與集市,頗有緣分
頭條配圖
最近十年,在神州大地,以消費品零售為重要內容的電子商務,成長迅猛;先如星星之火,繼呈燎原之態,至如今,幾成鋪天蓋地、狂飆席卷之勢。其態其勢,驀然觸發我的幽情。于是,那過往的有關集市及農貿市場的經歷或思緒,漸次醒來。
我與集市,頗有緣分。我老家新泰市樓德鎮,農歷三、八逢集。我家就在集市上;祖宅大門外就是集市。六十年前一個深秋的夜晚,我就是聆聽著集市晝間的回聲來到這個可愛的世界上的。
我在老家生活了二十年。那二十年,正是新中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確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該時期,國家建設發展的根本路向是“擴公縮私——興無滅資”。然而,盡管如此,以農民個體經營為主體的集市并沒有被取締;即使在50年代末“共產風”甚囂塵上,70年代中期“割資本主義尾巴”狂風凌厲的時候,樓德集依然保持著農歷三、八逢集,五天一個集的慣例。當然,集市的規模、貿易的內容是要受些影響的。集市能夠保持下來,考其原因,并非是因為歷史悠久,慣性強大,不容易撼動——文字記載,我祖宅大門外的集市,由樓德泰山行宮廟會演變而來;樓德泰山行宮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而是因為執政黨在任何時候——即使是犯有嚴重錯誤的時候——也未丟棄其所秉持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莫談國是。
書歸正傳。且說集市對于我來講,確是具有非凡的意義;概括成一句話:它是我認識世界的重要載體,艱難成長的重要環境。
是集市,讓我深刻體會到,童年久盼未得的食物,會讓人終生難以忘懷,且終生食之不厭。
祖宅大門口有個干貨攤兒,攤主是個醬棗色的干巴老頭兒,西鄉人,幼年的我喊他“梆梆老爺”;他有一個舊板鼓(記不得是賣品還是另有他用),好讓我敲著玩,所以有此親昵的尊稱。我很想吃梆梆老爺攤上的核桃和板栗,可是,一直到不知哪年梆梆老爺不再來趕集,也沒有吃到。于是,核桃板栗鐫刻在了我的心上。1981年夏天,已是五年老兵的我由團政治處下連隊采訪,該單位代理司務長新泰老鄉范長新搞出一大堆核桃招待我,說,吃核桃吧!沒時間陪你玩,自己砸著吃,吃多少有多少。那天,我一個人吃一會兒,歇一會兒,歇一會吃一會兒,吃了一上午核桃。那豫西伏牛山區的核桃又香又甜,吃得我的太陽穴疼了好幾天。但是沒有吃“傷”。至今我仍然喜歡吃核桃,也很喜歡吃板栗。
還有羊頭、羊肚兒和羊球。有幾年時間,祖宅大門外辟為羊肉市;祖宅大門朝東,集市設在門外南北大街上,街東街西,有七、八家賣羊肉的。賣羊肉的是東鄉的回民兄弟,他們既賣生肉,也賣煮熟的羊頭羊下貨(俗稱羊雜子)。生肉是將整個羊筒子(砍頭剝皮去了蹄子的整羊)掛在肉架上,現賣現割;羊頭羊雜子放在一個用白鐵片子折成的方形大鐵盤里,沒煮的羊蹄羊球有時也放在上邊,大鐵盤則擱在米把高的木架上。往往是生肉賣完很長時間羊雜子也賣不完,尤其是羊頭羊肚兒之類,時常剩貨,最后由攤主帶回家去。有時,不經意間看到仰臉蹾在大鐵盤里的羊頭,很像是一個幫家長看貨攤的小孩,覺得很有趣兒。
我家四爺爺早年在國民政府海軍服役,在威海、青島駐過防,見過世面。1938年,四爺爺參加了阻擊日寇溯長江而上進犯武漢的江西馬垱戰役,負傷后又仗義獻血給傷情更重的傷員,導致視力殘損,此后流落江西新余,1954年,家中得信由我父親去接他時,已是百病纏身奄奄待斃之人。接回后,經兩年調養,除眼殘之外,身體竟基本恢復。特殊的經歷造就特殊的性格,特殊的性格決定特殊的作為。他很喜歡我們孫兒輩(世紀之交,我曾以此為題創作中篇小說《槐蔭之歌》,發于《新泰文化》創刊號,頗受關注),對有所偏愛者更是愛得無以復加,且不顧及其他人的感受。那幾年,我們家人口多,沒勞力,生活困難,母親有時做頓“咸糊嘟”(放了黃豆、菜葉和鹽的玉米粥),盛飯時攪了又攪,把沉底的豆子舀給四爺爺,他卻總是偷偷漱出來,全塞給他所偏愛的我的三弟吃。
四爺爺內心里對我們貧寒的家境很不滿意,但嘴上卻反其道而行之,其做法是大搞精神會餐,制造美食夢。祖宅大門旁邊有個碌碡,那是我們四爺爺的“龍墩兒”,平日里只要天氣好,四爺爺總坐在那里,或照看孫兒輩,或自己坐著玩。地當要沖,南來北往、東來西去的左鄰右舍見著,熱情打招呼;招呼用語千篇一律——“XX,吃了么”——且時辰并不分子丑寅卯。聽到招呼,四爺爺便熱情回應;若遇到談得來的,還主動或應詢告訴人家吃的什么——于是雞魚肉蛋、大米洋面輪番上桌!如果時間是在農歷四、九,集市次日,又是羊肉上市的季節,則必定少不了“羊頭咕嘟(燉)大豆腐”和“芫荽豆腐皮炒羊肚兒”兩道家常菜。于是,一次招呼便化作了一場歡笑。我便在四爺爺他們的歡笑中將人家賣羊肉的大鐵盤里的羊頭羊肚兒收進了心里,因為至1972年秋天四爺爺去世,我們也沒能一起吃過羊頭和羊肚兒。
能放開肚子吃羊頭羊肚兒,那已是1986年結識了兩位文朋摯友以后的事了。此后,也吃到了羊球。我一直懷疑此物是否能吃。當年我把人家大鐵盤里的羊頭羊肚兒收進心里的時候,有個長年拾集頭兒(揀時集市上的殘剩東西)高個兒老寡婦偷走了鐵盤里的羊球,把那個賣羊肉的回民漢子氣笑了。站在一旁的我心里想:那東西能吃嗎?所以每次吃羊球,不論如何烹制的,耳畔總要回響起這句疑問。順記于此,也算作集市一得吧。
是集市,讓我童年的心里滋生了一種朦朧的“領土意識”。該意識告訴我,在你自己那一畝三分地里,你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還可以干成什么。
還是羊肉市。賣羊肉的沒買賣的時候,便拿著一把短柄細長的板斧剔羊肉。從羊頸椎開始,一路往下剔去。細長鋒利的斧頭“噌、噌、噌、噌”砍在羊筒子上面發出“咚、咚、咚、咚”的回聲,很是耐聽。噌、噌、咚、咚喚來幾條家狗,各色家狗卷著尾巴伸著頭尋食迸在地上的骨肉碎屑,被賣羊肉的吼開,于是夾起尾巴溜走;過后狗再回來,人再吼,狗再溜走——循環往復。那一年,我們家養了一條小黑狗,逢集,我就拴了小黑狗的脖子,牽著它去羊肉市。小黑狗搖著尾巴盡情地尋食迸在地上的骨肉碎屑,賣羊肉的不但不吼我們,而且還沖我笑一笑。我知道這是因為賣羊肉的認識我們,明白他是在我們家大門口趕集做買賣的緣故。
羊肉市南邊是魚市,魚市旁邊是我們大隊的代(供銷社)銷部。賣魚的多半是西北鄉柴汶河邊喜歡打漁的人,所賣全部是黎明天打來的河魚;筐里放的活蹦亂跳,盆里盛的你擁我擠,非常熱鬧——熱鬧得熱氣騰騰,讓人忘記了早晨天氣的寒冷。在魚市,我們小孩子們很容易要到一條自己喜歡的小魚,高興地捧回家放在罐頭瓶子里養起來;因為賣魚的多半都看見我們是從哪個大門里進出的。其中有個賣魚的,幾乎跟我們成了朋友。他三、四十歲的樣子,灰黃臉色,方臉膛,鼓眼睛,稀疏的黃胡子,塵土蒙面的青棉襖,露著半截紫紅的胸膛。他一向是放下貨,擺好攤兒,起身直奔代銷部;隔著柜臺一伸手,從代銷員手中接過一茶碗白酒,一仰脖子,咕咚咚幾聲喝干,順手從連著柜臺的鹽池子里捏起一粒花生米大小的鹽粒兒,手指一甩扔進嘴里,猛漱兩下咽下去,“噠!”彈一個很響的舌兒,痛快地深哈一口氣,扔下兩毛錢,這才回去忙自己的買賣。我們幾個小孩都喜歡看黃胡子喝酒,一向都是跟著他來回,他就撅撅黃胡子,給我們做個鬼臉,我們就哈哈大笑起來。
大概是當過煤礦工人的緣故,我成家后嗜酒,給人印象是“酒風”頗正。論及酒風,有時就冷然想起黃胡子來;跟朋友提起黃胡子,有朋友也很羨慕此人的風采,且笑我的酒風原來師出有名。我想果真如此的話,那就可見童年印象給一個人的成長影響有多大了。黃胡子如果健在,已是耄耋壽星——敢問黃翁,尚能酒否?惜乎六年之前,英國的帕金森氏找上門來,與我結親,土人得洋病,限近酒色,往昔端正之酒風漸飄漸遠——觀其造化摶人,不亦快哉!
是集市啟蒙了我的戀家情懷,使年少的我開始懂得,家,只要是你自己的家,無論它貧、富、大、小,都散發著一種任何東西也不能代替的溫暖;喚你走進它,它來溫暖你。
那幾年,祖宅大門南邊不遠處,路西有個打錫壺的攤子。打錫壺的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帶著一個二十多歲的徒弟;看長相是爺倆,都是高個子,長臉,老嬤嬤嘴,聽說是濟寧那邊的人。他們到冬天才來趕集,一直趕到舊歷年底;多半是趕罷最后一個年集,才打道回府。大概是因為他們所打的篩酒用的錫壺年節時用得多吧。師徒倆很能吃苦,出攤兒早,收攤兒晚。下午,我們幾個小學生放學后,總愛圍著他們觀看。我們愛看他們那個手提箱大小的風箱,水桶大小的火爐,水舀子形狀的坩堝,土坯模樣的模板……我們喜歡他們那默契的配合——師徒倆干活時,一句話也不說,埋頭各干各的。徒弟忙著燒火熔錫,給新打的錫壺磨頭遍光;師傅負責制板,打壺,精整精磨。按部就班,工作有條不紊。徒弟那邊,風箱響了,爐火旺了,坩堝里的錫錠錫片熔化了,桔紅的汁液轉瞬變成了乳白色。師傅這邊,用大鉗子夾過坩堝,將里邊滾燙的錫汁兒小心翼翼精準地灌入模板中部的小小的三角孔里,地上的模板隨錫汁兒的灌入,四周冒出一圈白色的煙霧。煙霧散盡,掀開上層模板,一張單餅大小的錫箔閃著銀光呈現在眼前。他拿起剪子又畫又剪;拿過四棱的木棒又敲又打;然后用焊鐵橫焊豎焊,不到一頓飯的工夫,一把圓錐形的酒壺便成型了。
我們入迷地觀看著。
風箱又響起來了。爐火雖不如方才旺,但卻顯得比方才亮——哦!原來是天色晚了。不太旺的爐火讓我們的臉有些溫熱,但是后背卻有些冷——哦!原來是起風了。我們前后看了看,長街一空——原來是集市上已經沒人了。我們該回家了。
我們知道,進家門迎接我們的肯定又是家長放學遲歸的責備。然而,正是這責備讓我們愈發感到家的溫暖。
是集市加深了我對毛主席著作的理解,堅定了我對偉人的話是千真萬確、顛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這一論斷的信服。讓我更加決心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祖宅大門往南百米左右,那幾年是集市的中心地帶。路東是供銷社,路西有新華書店。大概正是由于供銷社和新華書店的映襯,顯得這作為集市的中心地帶并不繁華;所謂中心,僅具地理意義而已。路西是旱煙市,攤子全是地攤兒;賣煙的人四外八鄉的都有,皆為壯年以上的男人,集集一排人或坐或蹲在攤子后面,像一排等待開會挨訓的社員;神情落寞,內里卻藏著心勁。路東的市場不固定,有時是菜市,有時是雜貨市,有時是瓜果市,市場隨著時令而變更。
且說瓜果市。瓜果市的特點是兩個單一:品種單一,幾乎全是西瓜和甜瓜。 賣瓜者單一,全部是生產隊集體經營,賣瓜者均為所屬生產隊男性社員,老少對半;老的和藹可親,儒儒雅雅,少的高門大嗓,興興沖沖。整個瓜果市,一派藹然朝氣,較之對街的旱煙市,判若兩個世界。那時,農業生產以糧為綱,基本農田不允許種植瓜果之類的經濟作物,頭腦靈活一些的生產隊干部,便以集體收入匱乏為由,請示上級辟出幾畝薄地種點瓜果,集市上賣賣,充作辦公經費。用今天的話說,時令瓜果是孩子們的最愛,然而最愛最愛,沒錢等于白愛。于是,內中就有膽大心細、聰明調皮有心計的同學少年打起了偷瓜的主意。
于是接竿而起。這些少年曾當過紅小兵,很有組織紀律性,也講究排兵布陣,也講究偷瓜戰術——通常是五個人一組,主偷者是當然的組長。組長蹲在瓜攤前裝作買瓜人,把個目標物拍拍打打,挑挑揀揀;組長左右各站一人充當掩護;負責分散賣瓜人的注意力,身后或蹲或站兩個人,負責接貨;組長選定目標后,趁賣瓜人不注意,一撅腚,將目標物從襠底下送出,然后繼續挑揀。約摸接貨的已安全走遠,方才裝作沒相中瓜的樣子撤出陣地,左右兩人隨之撤離。
就這樣如此這般地,一季下來,各小組總要活動個三次兩次的。他們屢戰屢勝,次次得手;同樣,一季下來,偌大一個瓜果市并沒有一個報告有失盜問題的攤位。偷瓜少年們自以為他們的戰略正確,戰術高明,其實他們錯了——大錯而特錯!“狐貍再狡猾也斗不過好獵手”,小孩子心眼再多也不如大人的齊全,偷瓜的手再快也快不過賣瓜人的眼睛!只不過人家賣瓜人的眼睛一只興興沖沖地睜著,另一只儒儒雅雅地閉著,兩只相加等于沒看見罷了。仿佛是,在賣瓜的大人們的眼里啊,貧窮的孩子們偶爾偷個嘴吃是不應算作盜竊的。
我自幼膽小怕事,長大上學后——不是自吹——一直是三好學生行列的學生,思想行事一向釘就是釘,鉚就是鉚,壞就是壞,好就是好,老師怎么說就怎么聽,怎么講就怎么信,思想不會拐彎,因此,是不會想到賣瓜的大人們那種活思想的;即使是聽到了,也絕對不會相信。所以,那一次當我被兩個要好的初中同學裹脅充當偷瓜小組的“掩護”后,內心里覺得犯了天大的錯誤,行動上嚇得篩了糠,整條左腿無法控制得抖動不停(四十多年后罹患帕金森,每遇緊張情緒便出現此種癥狀——這不明原因的疾病呀,焉知不是那次種下的病根),等戰斗結束,一組人馬跑到河邊的紫穗槐叢中分享戰利品時,我的左腿還在發抖。抖抖索索地吃了幾口西瓜,不一會兒,肚子卻疼痛起來。直到我自以為找到了原因,疼痛才得以緩解。
尋找病因的過程用了不到三分鐘時間,然后頭腦里亮光一閃,只一瞬間結果就出來了——病因原來是毛主席著作《別了,司徒雷登》里面的一句話。
該學期初中語文課有篇重要課文,是毛主席的著作《別了,司徒雷登》,前幾天我們剛學完。《別了,司徒雷登》第十三自然段最后兩句話,毛主席連用了兩個典故,讀起來朗朗上口。我們的語文老師憑借其男高音用當地普通話直讀得抑揚頓挫,興味盎然——
“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刻我便想起了老師對“嗟來之食”的解釋;正是這解釋緩釋了我肚子的疼痛——
“嗟來之食:指用不正當的手段得到的食物。”
今天看來——即便當時也是如此——這解釋顯然不對,但那時就是這個樣子。那時的語文課全靠老師講授,而老師手中那極其有限的不知從哪里搞來的參考資料,對成語典故的解釋不講出典,只講引伸義,比喻義——大概是出于反封建的需要,棄其糟粕,取其精華吧!噯!實實地使受教育者一知半解呀!真真地誤人子弟呀!
卻說肚子不再疼痛了——真個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背上卻冒了一層汗,心想,毛主席把世界上的事情全看透了,把人類該說的話都說盡了;做人你只管按照他的話去做就行了,不然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是集市,讓我實實在在地懂得(看到),我們中國的的確確是一個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在這樣一個汪洋大海里建設世界大同式的共產主義,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想用階級對階級專政的方式迅速達此目的,恐怕是緣木求魚。
這與旱煙市有關。旱煙市的位置,面貌及其經營者前文已經說過,不再贅述。就整個集市來看, 旱煙市有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即所賣貨物不只限于當地自產自銷的土產,間有本省昌濰煙、臨沂煙,甚至有東北關東煙。當時政策規定,集市貿易只允許賣當地自產自銷的產品,個人經營外地商品,屬于私販,是不允許的。奇怪的是,工作認真負責的集市管理人員執行政策時,唯獨對旱煙市網開一面,跟賣瓜人一樣睜只眼,閉只眼。個中原因,據說是因為當地煙太少了,實在是供不應求(那時抽煙的很多,農業人口中,成年男人半數以上會抽煙;“喜酒悶茶腌臜煙”的理論得到普遍贊同,深入人心),如果管得過嚴,煙價就上去了,吃虧的還是窮老百姓——有錢的人誰還稀罕抽這又嗆又辣的老旱煙呢!
理由成立。但是抽煙買煙的煙民似乎不這樣考慮問題。煙民們似乎認為,他們賣煙的,能爭取到種煙賣煙的資格已經是沾了光了,再夾雜著販賣一點兒,不就更沾光了么?不行,光不能都讓他們沾了,咱也沾他一點兒!于是,有自覺理直氣壯的像我一樣家住集市旁的年輕煙民便直接付諸了行動:抽蹭煙兒。逢集,他們下地干活時路過旱煙攤兒,往往三、兩人結伙,裝作買煙的,蹲在煙攤兒前,其中一人掏出預先裁好的紙條(卷煙紙),卷煙嘗煙;先嘗后買似乎是賣旱煙規矩,攤主熱情照應著。“買煙的”抽上兩口,不是嫌嗆就是嫌辣,還找證人似地遞給同伙嘗嘗試試;同伙抽一口,連喊嗆嗆——辣辣,把煙還回去,“買煙的”接過煙在地上撳死,把一大截殘煙裝進口袋,起身換個攤位去“買煙”。隨攤位的轉換,“買煙的”也輪番更換。如此三、五輪下來,一天干活就有煙抽了。
抽蹭煙兒的幾乎集集都“買煙”,而賣煙的也集集像照應不認識的生客那樣照應他們,居然始終相安無事。大概所謂旁觀者清吧,我從那些神情落寞,內里藏著心勁的賣煙人眼里,看到了一種鄙夷和仇恨,那鄙夷和仇恨牢牢盯在了蹭煙者的后背上,讓我很替他們難過;因為那些蹭煙者 我幾乎都認識。
那時我已高中畢業,回家當了人民公社社員,官諱所謂“回鄉知青”(一笑)。有三、四個蹭煙者是我們生產隊的,年齡比我大幾歲,曾上過幾年學(自謙說能認得自己的名字),很小就回家參加勞動,現已是生產隊的“棒勞力”,農業生產的全面手。按街坊論,我或長稱他們“X叔”,或尊稱之“X哥”,他們都對我很好,干活時很照顧我,是我名副其實的老師。當時,我正癡迷于張春橋、姚文元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論資產階級法權之類的文章,于是順手把幾個蹭煙者拿過來,對照張、姚雄文,進行了解剖研究。心得筆記如下:
1、無論從身份、職業、思想、行為哪個方面看,蹭煙者都是貨真價實的小生產。蹭煙者,身份:農民。職業:務農。思想:好沾光,而且是阿Q式的,搞絕對平均主義(小尼姑的臉蛋兒,和尚摸得,咱也摸得)。行為:蹭煙抽,而且理直氣壯。
2、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小生產是資產階級的后備力量。
3、在我們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在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無產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思想上,要對小生產進行教育(正如偉大領袖毛主席所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防止他們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思想;措施上,要對小生產進行全面管理,嚴防他們自動滑向資產階級;行動上,對現有的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4、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專政,具體方式是:政治上消滅他們,經濟上剝奪他們,文化上打倒他們——即解放后對地主階級的辦法。被專政的階級唯一的出路就是老老實實接受勞動改造。
5、幾個問題或幾點疑問。
①農民是小生產的身份特征。可是,我國現在的農民還有一個身份是人民公社社員,按照現在的社會分類,人民公社社員仍然是農民。那么,人民公社社員又該是何歸屬?也是小生產嗎?
②中國是當然的小生產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里行駛的舟船自然是無產階級。那么,按照階級對立的邏輯,根據階級斗爭的觀點來推論,在由資產階級的后備力量組成的汪洋大海里行駛無產階級的船,豈不隨時面臨著被顛覆的危險?
③勞動創造社會財富。勞動改造是被專政階級的唯一出路。那么,被專政階級的勞動所創造的算不算社會財富?如果算的話,他們的勞動能不能為社會創造保質保量的財富?
④我與蹭煙者們的區別在哪里?身份相同,職業相同,根本區別在于思想(思想指導行動)不同。我想的是辛勤勞動、人人平等,按需分配、世界大同一類共產主義概念——對,我是一個思想上的共產主義者!這樣的共產主義者能存在下去嗎?
于是,寫完心得筆記,我用一個思想上的共產主義者的目光來看集市時,就盼著它快快消亡了吧……
原載:《新泰文化》作者:麻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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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