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黃茗婷

“我們（凌晨）4點才收工。”

“（梁龍）睡太晚了精神也不太好。”

中午，臨近采訪前，梁龍的經紀人給我們的記者提了個醒。

近期的梁龍，有多個綜藝節目與觀眾見面。他在《天賜的聲音》《閃光的樂隊》等音樂綜藝中與不同的音樂人合作，而每一次的音樂改編和翻唱，都能讓觀眾感受到梁龍的創作，以及他這個人的出其不意。

“創作就是靠大家去顛覆，大家都不顛覆多沒意思啊。”然而，梁龍的顛覆，并不被所有人理解。

上電視、上綜藝等行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被不少搖滾音樂人所“不齒”。以獨立、自由為精神內核的搖滾音樂人認為，那是向商業妥協、向大眾諂媚。

直到2019年，《樂隊的夏天》將沉寂已久的搖滾樂推出圈后，綜藝，漸漸成了搖滾樂的新的發聲陣地。而梁龍，作為曾經拒絕了兩次來自《樂隊的夏天》邀請的搖滾主唱，后來也沒再拒絕，不斷站上了其他綜藝的舞臺。

隨著曝光增加，梁龍以及他的二手玫瑰樂隊獲得了大量關注，卻也難免爭議的伴隨。梁龍卻有些習慣了：“爭議對創作者來說是最好的回饋。”

從2000年二手玫瑰被稱為“伸進京城的一只怪手”，到20年后被眾人呼喚著出現在綜藝上，再到梁龍玩起短視頻、當上美妝博主——在梁龍看來，做盡這些顛覆之事、爭議之事，都是為了讓搖滾樂再在大眾眼前燃一次。

正如梁龍將自己定義為“魔鬼”，這個顛覆主流的魔鬼，只想“稍微能讓大家忘記我的速度慢點”。

冒險

只要和梁龍聊上一會兒，就能發現，他時常先發出一聲“嗯”，稍作思考停頓后，再給出一長串邏輯嚴密的答案，語速較快、聲音渾厚、態度真誠。

日常里如此穩重的梁龍，與涂著紅唇、抹著脂粉、身披華麗服裝、在舞臺上癲狂的二手玫瑰樂隊主唱，判若兩人。

20多年來，二手玫瑰沖擊著大眾審美的風格，形成自己的特色，以至有樂迷說，聽二手玫瑰不看現場，效果打折。

但這種前衛的風格，也是梁龍和他的樂隊最受爭議之處。

剛出道時，因為融入了民樂，二手玫瑰被當作是“偽搖滾”。2003年北展演唱會前，二手玫瑰就被質疑為什么要化妝。樂隊解釋，因為他們繼承了中國傳統戲曲藝術。

民族搖滾，是想做屬于自己的搖滾樂。美妝和反串，是為了反映當下社會評價標準的多元和模糊。二手玫瑰的存在，是為了給中國文化史留下不一樣的東西。

在梁龍看來，這是一種入世的哲學。他停頓了一下，補充道：“所謂入世哲學有點高了，其實就是擁抱時代，放開了玩兒。”

愛玩的梁龍，玩了搖滾又玩起了電影。

去年，梁龍登上《導演請指教》的舞臺，翻拍《瘋狂的外星人》。他以黑白的色調，講述一群不合群的人的怪異和孤僻。在一眾喜聞樂見的電影中，它顯得格格不入。

節目組就提醒：“梁龍你要不要這么冒險？”

梁龍則始終堅持自己的想法。他后來對南風窗記者表示，登上這個舞臺，就是要做不一樣的電影。

結果，梁龍翻拍的電影被停播。

觀眾說，有點故作高深。電影行業人士卻說，有點喜愛。現場的兩極分化，讓節目組始料不及。

梁龍笑說，這就是市場，市場總要有不一樣的聲音。客觀真實的爭議，比絕對的贊美要有意義得多。

哪怕是看電影，梁龍也能發出不一樣的聲音。

今年是《教父》首映50周年，梁龍幾乎每兩年就會翻看一次。4月中旬，在酒店隔離期間，梁龍再次看起了《教父》。

梁龍記得第一次看《教父》，是一個酒醒后百無聊賴的下午，他一口氣將其三部曲看完了。對這部被譽為“男人的圣經”的經典電影，當時僅二十出頭的梁龍如此評價道：“看完后，覺得人生如此無意義。”

如今，中年梁龍已經跳脫出“人生意義”的思考，他只想從技法層面來窺探一部偉大電影的誕生，來為自己后續的電影創作生涯汲取養分。

而如果沒有疫情的突襲，梁龍籌拍的電影處女作可能已處于拍攝階段。他向記者透露了這部電影的一些關鍵詞：對一件事情的認知、兩個時空的對比、依靠觀眾的第三視角來補充敘事的空缺。

對于這部有點抽象的電影，一如《瘋狂的外星人》那樣，梁龍并不期待所有觀眾都能看懂，也不為了取悅市場而做出妥協。他追求一種更為純粹、真實、有力的自我表達，正如二手玫瑰誕生之初的姿態。

右胳膊燙了20個煙疤

少年梁龍初遇搖滾時，他的老家東北正經歷下崗潮。作為70后，“梁龍們”普遍面臨著一座工業城市衰敗所帶來的失落與迷茫。

這種失落與迷茫，又具象化為“沒錢”所帶來的窘迫。

比如，過年時，被債主找上門；學校要求報家庭電話時，只能報鄰居的電話；處對象時，畏首畏尾，連外地來的人都會問梁龍：為什么你們這的年輕人走路都低著頭？

壓抑，讓梁龍催生了一種想吶喊、想釋放、想對話的沖動。這時候，他遇見了搖滾。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知，相互琢磨。”黑豹一首《無地自容》，唱出了當時流行歌曲所不具備的力量，也唱出了少年梁龍所急需的力量。

自崔健在1986年唱出“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理想主義的發問后，中國搖滾在被呼喚和不被理解的爭議中摸爬滾打。

1992年后，社會經歷了生產力和文化上的解放，成熟的商業機制和資本進駐內地，中國搖滾迎來了黃金年代。

那時，崔健的演唱會門票最高被炒到800元一張，相當于一名城鎮職工的季度工資。魔巖三杰和唐朝樂隊則將演唱會開到香港紅磡，貢獻了中國搖滾在世界舞臺的第一次集體亮相。

當時的梁龍，在東北小城，感受著搖滾世界的喧囂，他想去北京迷笛音樂學校上課，可惜家里沒錢，他在現實面前低下了頭。

1996年從職校畢業后，梁龍蹬著小三輪賣化妝品，但還是想去北京，就跟領導請了假。去了迷笛學校，一打聽，學費太貴，沒錢的梁龍，打道回齊齊哈爾市。

回家后，梁龍和父母跟著鄰居學賣野菜。面對市場這一新事物，習慣了計劃經濟的人一下子措手不及，梁龍一家做生意最后變成了賠錢買賣。沒辦法，經職高校長介紹，梁龍到哈爾濱當一名保安。

1998年春晚，留在哈爾濱值班的梁龍回不成家，第一次在異鄉過年。

大堂里放著歡樂的歌聲，梁龍站在大街上感受著北國的寒冷。

一想到自己北京去不成、樂隊搞不成、鈔票賺不成，頹敗的情緒一下子涌上心頭，梁龍一連點燃了5根香煙，左手拿著煙蒂，在右胳膊上燙出了20個煙疤。

“我當時給自己發了個誓，如果40歲還做不成一個有價值的人的話，我就再給自己補20個。”

二手呀，怪手啊

在二手玫瑰成立之前，梁龍還曾在1998年時，組建過一支只登臺過一次的樂隊：黑鏡頭。

當他拿著黑鏡頭時期的作品，第二次到北京，給唱片公司聽的時候，得到的反饋卻是：“就你們這種樂隊的歌早爛大街了，讓我給你們聽一下什么叫真正的音樂。”

對方放了一首民謠，《生活在地下》，來自一支和梁龍差不多時期進京的樂隊：野孩子。

這群來自西北高原的民謠樂隊，與當時北京搖滾圈里流行的充滿憤怒的音樂不同，野孩子成員沿著黃河旅行、研究、創作，為作品注入了黃土般的質樸與厚度。

對于當時只知道搖滾樂和流行樂的梁龍來說，野孩子的創作，對他們是一種沖擊，也是一次自我審視。

很快，梁龍帶著300元，從北京去了哈爾濱農村。

農村里，自家莊稼地來不及收成，路過的陌生人會過來搭把手；梁龍從小討厭的二人轉，竟是村里鄉親們的愛好，搖滾樂反而成了無人問津的東西。

這種別開生面的生活體驗，讓梁龍頓時有了“落地感”。他開始在黑土地上，冷靜地觀察生活和創作。

一天，和朋友們在院子里排練結束后，梁龍根據村里人“6、4、3”三個音階，花了20分鐘，洋洋灑灑地寫了首歌：“有一位姑娘像朵花呀，有一個爺們兒說你不必害怕，一不小心他們成了家了，生了個崽子一起掙扎。”

這首歌叫《采花》，是梁龍“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

《采花》的面世，預示著1999年橫空出世的二手玫瑰樂隊將在黑土地上開滿花。

直白的語言，遮蓋不了如沙子般粗糲的生活本質。嗩吶、鑼鼓和笛子等民樂，與貝斯、架子鼓等現代搖滾，融合成新風格。

為什么叫“二手玫瑰”？

“二手”既是說搖滾樂是一種舶來品，又在諷刺當時大多數人缺乏真正的原創精神。“玫瑰”則是一種象征，像《采花》里的愛情，是一種理想。

二手玫瑰風格確定的那一刻，意味著梁龍最初想要的搖滾江湖的“俠骨之風”，已不被時代需要。

外界的變化倒逼著梁龍，往離最初的吶喊更遠的地方走，走回東北，走到農村，在黑土地上，生出一朵玫瑰。

這朵玫瑰妖艷、馥郁，以光怪陸離的元素作為武器，迎合著娛樂至死的神經。但那花棉襖包裹著的，是經歷著時代浪潮淘洗后積淀的嚴肅思考與不死理想。

曾為二手玫瑰經紀人的黃燎原說過：“聽了二手玫瑰的作品我特別感動，他們與上一代人最大的區別是沒有背負沉重的文化包袱，是輕裝上陣的一代，可實際上二手玫瑰的詞曲中，同樣繼承了崔健這一代人的理想與人文關懷，只不過他們以玩笑的、詼諧的、幽默的、調侃的形式將其表現出來。”

這種粗糲和深刻交織的歌詞風格，一直延續到了現在。比如，在歌曲《允許部分藝術家先富起來》中，“一群豬它飛上了天，一群海盜淹死在沙灘，我的兒子被做成了金錢，搖曳的花枯萎在河岸吶”，其中的隱喻和諷刺，透露著梁龍就資本對社會異化的思考。

找到自我表達的梁龍，第三次來到北京。

這一次，已經是二手玫瑰的他，套上一雙44碼的高跟鞋，臉上配著脂粉、紅唇，打扮得像民國舞女，踏上了舞臺。

盡管是只有100多人的演出，但二手玫瑰妖嬈的名號，瞬間在北京搖滾圈中流傳開來。

他們說，二手玫瑰是“伸進京城的一只怪手”。

大哥玩啥搖滾

二手玫瑰在黑土地上迎來了春天，中國搖滾的寒冬卻正在迫近。

“大哥你玩搖滾，玩他有啥用？”梁龍在2000年喊出一句撼動北京搖滾圈的發問，有著一位東北青年“三顧北京”后一朝歸來的傲氣，也有著對中國搖滾當時處于“身世浮沉雨打萍”的聲聲嘆息。

盜版猖獗，MP3和打口碟沖擊唱片，韓流、歐美音樂挑戰著搖滾樂的地位。當時聚集在北京的大批樂手，擠在郊區，住著農房，艱難為生。

2004年，《超級女聲》的出世，意味著“全民選秀時代”的開啟。當年，李宇春獲得的353萬人投票，比任何一支搖滾樂隊的粉絲都多得多。

粉絲有了自己選偶像的權利，注意力便被吸走了。他們發出一條條短信、投出一張張票，為造星工業貢獻了一磚一瓦，也在一點點消解著搖滾的存在感。

無法避免的是，此前呼喊著、批判著、獨立著的部分搖滾音樂人，逐漸被主流收編、被商業捆綁。

“那個年代，搖滾沒有市場。”梁龍無奈。

但他和二手玫瑰依然在做著自己的事。在北京扎根的二手玫瑰，在經紀公司的介入下，開始商業化，一度達到了其他樂隊難以到達的高度。

比如，二手玫瑰去了2003年中超聯賽中場表演。梁龍說，這對任何主流明星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比如，2003年，二手玫瑰成為了繼崔健之后，在北京展覽會舉行了演唱會的搖滾樂隊。同年，二手玫瑰又以唯一一支外國樂隊的身份參加了瑞士“雪山音樂節”。

情況在2008年前后迎來轉機。彼時，音樂節悄悄地形成一片燎原態勢，綜藝的包容性也與音樂藝術形成了銜接。選秀之后，音樂綜藝時代開啟。

《樂隊的夏天》第一季中，一支名不見經傳的樂隊成為了當季的黑馬：九連真人。

九連真人與二手玫瑰一樣，經紀人都曾是黃燎原。用黃燎原的話來說，二手玫瑰和九連真人都是草根樂隊，與民間音樂有關系，又不完全是民間的。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東北和東南，但都能捕捉到如沙礫般細碎、粗糙的真相。

梁龍曾評價九連真人，說“他們像我們‘70后’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做夢的狀態。他們那種對音樂的沖動，那種在舞臺上不算歇斯底里但有點抽動的狀態，很過去時但特別珍貴”。

這種沖動，從未遠離過舞臺。當九連真人在《樂隊的夏天》上吟唱著《莫欺少年窮》時，那種初生牛犢的氣概，與二手玫瑰的“大哥你玩搖滾，玩他有啥用”，有一樣的魄力和底氣。

一陣一陣的熱潮，呼喚著搖滾的回歸。中國搖滾已走過36年，其間跌宕起伏，依然不絕如縷。

4月15日晚，頂著紅色五角星鴨舌帽，不變的崔健回來了。

這位已經61歲的“中國搖滾之父”，對著線上4400多萬的觀眾喊道，對著中國搖滾的命運喊道：“所有那些沒有擊潰我們的東西，都會讓我們更加堅強。”

“老崔就是爺！”與記者回憶起如精神圖騰般存在的崔健和他的演唱會時，梁龍有些激動。

崔健線上演唱會的“刷屏”，讓梁龍感受到——當下，人們再次感知到了搖滾的力量。

需要搖滾的時代，又回來了。

搖滾需要的梁龍，從未走遠。

作者 | 黃茗婷

編輯 | 何子維

值班編輯 | 徐觀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