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往事 跌宕起伏80年

 文 | 曹亦卿

終結英特爾半導體霸主地位，力壓蘋果穩坐全球最大手機廠商，這是三星；敗走中國市場、5G手機剛上市就爆炸、折疊屏手機出師未捷身先死，這也是三星。

跌宕起伏80年，已站在多條產業鏈頂端的三星，如今依然遠未到獨孤求敗的境界。

眼下，在中美日韓砸下千億美元的5G戰場上，底層技術的迭代正引發劇烈震蕩。在韓國街頭，運營商營業廳的櫥窗里貼滿了5G海報，上面印著三星推出的全球首款5G手機Galaxy S10。作為韓國科技龍頭，三星義不容辭地挑起5G國家隊的責任與重擔。

重壓之下，三星急了。

一邊是手握全球手機存儲器和液晶面板產業鏈命脈，一邊是卡位搶跑后的質量問題頻出，在5G浪潮來臨之際，哪怕強如三星，也一不小心出了錯。

洗牌之際，沒有人能穩坐釣魚臺，機會和危險共生。

TCL的李東生說：“追趕三星，需要三代人”，而華為余承東則認為不然，“三年，華為超過三星。”無論距離究竟有多遠，大家都認同三星在前方，甚至如今華為所走之路也依稀可見三星的印記。

然而，前行者也有焦慮與彷徨。

折戟

“抱歉，您的訂單將被自動取消。”

最近，這封發給用戶的致歉郵件讓三星的“面子”很受傷——折疊屏手機發布時有多光鮮，如今被打臉就有多疼。

2月，三星特意趕在MWC之前，搶跑華為，在美國舊金山推出了傳聞已久的折疊屏手機Galaxy Fold。這是繼半路殺出的“程咬金”柔宇科技之后，全球第二款折疊屏手機。鑒于柔派手機發布半年還未發貨的ppt屬性，Galaxy Fold也可以說是主流市場的第一款折疊屏手機。

必須承認，這是一款驚艷的產品，不僅是技術和設計驚艷，近2000美元的價格也很“驚”艷。

在發布會上，三星稱，該機型經過了20萬次實際測試，可以在每天開合100次的情況下，五年不出問題，首批量產規模將達到100萬臺。

炫酷的外形、高昂的價格，使折疊屏手機成為科技產品“弄潮兒”的不二首選。

在已經非常成熟的智能手機市場，連iPhone的吸引力都不可避免的連年下降，已經鮮有產品能滿足消費者追求個性和炫耀的需求了。折疊屏手機的出現再一次提供了這種可能性，戳中了用戶的“癢點”。

盡管價格不菲，原定于4月26日開售的Galaxy Fold在美國開放預訂的第一天仍然受到了消費者的追捧，很快就有了過萬的預訂量。

一時間，Galaxy Fold 風光大盛， 引來一眾吃不到葡萄的二三線品牌側目。楊元慶還曾吐槽說，這些都只是放在玻璃罩子里的PPT產品罷了。

當時，沒有人把這話放心上，卻未想“一語成讖”。

第二天，Galaxy Fold 的預定通道就沒有預兆地關閉了，網站顯示缺貨。接下來，多家評測媒體紛紛反映，Galaxy Fold存在屏幕凸起、易碎、閃爍等問題。盡管三星稱這是因為評測者撕去了保護膜這一不當行為所導致的，但消費者們并不買單——如此高科技的折疊屏全靠一張保護膜來支撐？如此重要的保護膜那么輕易就被誤撕了？

這不是三星該有的水平。

質疑聲中，三星不得不收回所有評測手機，在發售時間懸而未果的情況下，三星向客戶致歉：“如果在5月31日之前我們還未發貨，您的訂單將被自動取消。”

當初捧得有多高，現在摔得就有多疼。

這邊廂，折疊屏手機的“大型翻車現場”讓三星頭疼不已；那邊廂，三星的第一款5G手機也來雪上加霜了。

4月底，一名韓國用戶在線上平臺分享了四張照片，稱他剛買來不久的三星Galaxy S10 5G版發生自燃，遭受了巨大的破壞，已經無法使用。

按機主的描述，這款三星Galaxy S10 5G使用了僅僅六天就突然冒煙，三星售后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在檢查后稱“有外部損傷的痕跡”，并且沒有換貨或者退款的意向。三星電子相關負責人也承認了這一說法：“我們收集了產品并完成外部檢查和X光檢查，但手機外部痕跡很明顯，我們找不到產品上的缺陷，有可能是手機受到外力沖擊導致的。”

然而，這樣的解釋顯然并不能說服用戶。機主稱，之所以有外部痕跡，是他在看到手機冒煙后，驚慌之下將手機丟在了地上才出現的，并不是自燃的原因。不滿于三星的售后服務，他因此決定曝光。

劇情反轉，質疑聲紛至沓來。折疊屏手機和5G手機的先后折戟，讓三星的品控成為了眾矢之的。

這絕不在三星的意料之中。

對于三星來說，無論是折疊屏手機Galaxy Fold，還是5G手機Galaxy S10 ，原本都是野心所在——5G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機會窗口，折疊屏也是手機形態的一次關鍵轉型，三星想要通過搶發折疊屏手機和5G手機來體現其在行業內的龍頭地位，并彰顯供應鏈實力。

事實上，三星絕對是有實力搶跑的。

然而，也就是因為有實力，所以才更急迫——當上第一不容易，要想坐穩第一更是難上加難，好不容易登頂的三星，怎能在這個彎道上輸給小弟們。

看看樓下iPhone因為缺席5G和折疊屏后被“群嘲”的尷尬境地，就能明白三星的焦慮。更何況，作為韓國民族品牌的象征，三星沒有退路。

只是，本想留給競對們一個一騎絕塵的瀟灑背影，卻沒掌握好起跑質量，一不小心就搶跑犯了規。在田徑比賽中，搶跑一次便會被罰下，而三星如今已經接連犯規了兩次。

在5G和折疊屏兩大自帶高光的科技明星加持下，三星的這一跤摔得太難看。

更加尷尬的是，S10的意外爆炸，喚醒了大家對于三星“爆炸門”的記憶。爆炸、召回、解釋為外力所致……還是那熟悉的配方，依舊是熟悉的味道。

爆炸，已經成了三星的標簽，成為這家全球一流企業心中無法抹去的痛。

寒流

三星，曾是中國手機市場的霸主。

三星用讓人眼花繚亂的產品線，為中國市場打造了一個上天入地的巨網——上有近萬元的臻和大器系列；主流旗艦是四五千元的S和Note系列；中檔選擇有S Advance和Premier系列；如果你看重性價比，那還有2000元檔的Mega和Grand系列；甚至還有售價幾百元的入門級W、Y、Ace系列。

可以說，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三星做不到。

在當時智能機剛崛起的大背景中，三星豐富的產品滿足了各類消費者的需求，很快受到了市場的肯定。2013年Q2，三星電子銷售了1530萬部智能手機，占當時國內市場總銷售量的19.4%，中國每5部智能機中就有一部三星手機。同年，三星電子被《經濟觀察報》評選為“2012-2013年最受尊敬的企業”，這是三星電子第8次獲此殊榮。

誰也未能料及，如此風光的三星在中國市場從盛至衰，只用了4年時間。

當時，中國市場正從中華酷聯的時代轉向華米OV的主場，再加上蘋果的異軍突起，三星在中國市場面臨的競爭越發激烈。但這并不足以摧毀三星——就像特洛伊城是被希臘“木馬兵”從內突破的一樣，三星固若金湯的城墻也是被自己從內部炸裂的。

2016年8月，擁有虹膜識別、四曲面屏等創新技術的三星Note 7在美國紐約發布，廣受消費者的追捧，當天便售出過萬部。

意外的發生毫無征兆——Note 7炸了。

就像如今對待S10的爆炸事件一樣，三星的第一反應是粉飾太平，將爆炸定性為個例，認為是用戶沒有使用原裝充電器所致。

然而，更多的爆炸接連發生，不僅是在韓國本土，海外的Note 7也沒有幸免。三星這才意識到嚴重性，一番掙扎和辯解之后，三星終于在9月初向消費者道歉，暫停Note 7在10個國家的銷售并對其進行全球召回換機計劃。

然而，這個“全球召回”并不包含中國。

以采用了不同電池供應商為理由，三星告訴中國消費者，Note 7國行版本可以放心購買。

被單獨撇出去的中國市場，在9月1日開啟了Note 7的銷售。給予了三星極大信任的中國消費者非常捧場，線上頭部電商平臺的銷售數據都很亮眼，其中最受歡迎的珊瑚藍版很快便告售罄。

平靜的半個月過去了。其間，在被國家質檢總局約談后，三星“意思意思”地召回了1858臺Note 7體驗機。很顯然，三星想要以最小的代價來粉飾這場危機。

但，現實總是很骨感。

9月18日，國行版Note 7發生“首炸”。雖然三星強行設定“被害情節”、解釋是人為原因所致，但隨之而來的更多國行版Note 7爆炸事件讓三星失去了辯解的理由。

中國消費者的失望和憤怒被點燃。哪怕在避無可避之后，三星最終召回了國行版Note 7，卻再也召不回中國消費者的信任。

70天，史上最短命的“機皇”壽終正寢。

自作孽不可活，對中國市場區別對待之后，不真誠和僥幸很快就讓三星自嘗惡果。

就是同一時期，蘋果在中國市場的份額急速上升，iPhone 7系列在中國市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績，蘋果股價也創下了五年來最好成績。一升一降之間，在這場搶7大戰中，Note 7戲劇性地完敗iPhone 7。

令人唏噓的是，Note 7的問世本是為了阻擊iPhone 7，就連型號也直接從Note 5跳到了Note 7，并搶先在蘋果之前一個月發布。

回想起來，當時的三星與如今搶發Galaxy Fold和Galaxy S10的姿態何其相似。

Note7不足以炸毀三星，但卻成了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坍塌的品牌形象，中國市場不進則退的激烈競爭環境，再加上運營商定制機的退場，三星在中國的市占率迅速下跌。2016年Q3，中國市場的Top5名單中便已看不到三星的名字了。

再加上Note 8時隔一年后才姍姍來遲，口碑沒有被及時挽回的Note系列就這樣被Note 7的爆炸閃了腰。此后的三年中，三星手機在中國市場的市占率一路下滑至0.8%，跌入Others。

雖然，現在三星高呼“重回中國”，但我們都知道，這片市場已經今非昔比，頭部效應極度顯著的中國市場已經不見增量——想起曾經的肆意馳騁，那是三星逝去的青春。

至此，三星的水逆還未結束。

2016年底，樸槿惠“親信門”事件爆發。

隨著案件調查的深入，韓國頂級財團三星被卷入旋渦，三星集團 “太子爺”、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被指行賄。2017年8月，韓國法院一審判決認定李在镕為接班三星賄賂樸槿惠，此外還犯下貪污、作偽證等罪名，判刑5年。2018年2月，李在镕二審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零6個月，緩刑4年，并當庭釋放。

直到如今，這一事件的影響仍未被消解，案件還在三審期間，李在镕仍是緩刑犯之身。與政治的過密牽連讓三星栽了跟頭，同樣的慘痛教訓在敗走中國的樂天身上也體現的淋漓盡致。

李在镕在押期間，包括其親妹妹李富真、三星CEO權五鉉，以及副會長崔志成都成了外界熱議的掌門人候選人，三星分拆的聲音也甚囂塵上。

山雨欲來風滿樓。

在這當口，CEO權五鉉意外宣布辭職讓三星帝國進一步陷入僵局。會長李健熙臥病在床、“太子”李在镕深陷行賄官司，三星陷入了危險的權力真空。

為了阻止管理層的不確定帶來更大內耗，三星在2017年底進行了領導層大換血，更換了全部3位聯席CEO，三星電子還首次分離了CEO和董事長角色。高東真便是在此時上臺，接管了IT和移動通信業務部門，主管三星智能手機。

忙于拔刺的三星，正是在此時被后來者逼近。

時間機器運轉，曾經的三星是如何走向北美、占領中國、清掃印度的，如今的國產廠商就是如何以其人之道奪其市場的。

在中國市場打敗三星之后，國產手機廠商開始加速出海，在海外市場上不斷侵蝕三星打下的江山。OPPO印度的一位前員工透露，三星印度由韓國人經營，決策過程非常緩慢，一個十多萬的門頭廣告還要層層上報，一個月還批不下來。

管中窺豹，三星的傲慢，正讓其在印度經歷曾在中國市場面對過的危機。

2017年，恢復生機的小米在印度市場以每季度近40%的增速追趕三星，終于在Q4以25%的市占率超越三星，成為了印度市場的Top 1。同時，vivo、OPPO、一加也在印度市場不斷發力。據Counterpoint，2019年Q1，中國國產手機已占據了印度66%的市場份額。

與此同時，在東南亞、歐洲、非洲等其他市場，國產手機品牌也在廣泛插旗，擠入前三，向三星發起挑戰。

顯然，曾追隨三星的國產手機品牌，如今正在圍剿三星。

從敗退中國市場、行賄案被曝、管理層更迭、海外遭圍剿，三星的水逆仍在繼續，而Note 7的爆炸只是這場寒流的序章，給龐大的三星商業帝國蒙上了一層陰影。

光輝歲月

有種說法，韓國人的一生離不開三件事：死亡，稅收和三星。

一個住在三星物產投建公寓中的韓國年輕人，或許會一起床打開三星電視機，在李健熙姻親經營的電視頻道上查看天氣預報。在地鐵里用三星手機觀看前天晚上三星獅隊的棒球比賽，在公司里用三星電腦辦公，回家路上用三星信用卡購買日常用品。而在看不見的地方，他還買了三星壽險，曾就讀于三星投資的大學，生病了要去三星的醫院就診。

韓國人將“大韓民國”戲稱為“三星共和國”，將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稱為“經濟總統”。三星，已經成為韓國的經濟支柱。

對于纖細弱小的小樹苗來說，一場來勢洶洶的風暴便能要了性命，只有根基牢固的大樹才有抗擊風暴的底氣。

而三星不止是大樹，它是一片森林。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龐大的三星帝國，當年卻是發家于和科技毫不相干的魚干貿易。

1938年，出生于韓國富裕農民家庭、青年時留學日本、已經歷過一次失敗創業的李秉喆，拿著3萬韓元在韓國大邱成立了“三星商會”。創辦之初，三星商會主要從事食品貿易，將韓國的魚干、蔬菜、水果等出口到中國東北。

在韓語中，“三”有“大、多、強”的意思，而“星”代表著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三星這兩個字，寄托了李秉喆的期望與野心。

通過生產面條和向中國出口農產品，三星商會很快賺到了第一桶金。此后，李秉喆又成立了釀酒公司，業務逐漸放大。然而，隨著太平洋戰爭打響，日本對朝鮮進行了嚴苛的經濟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釀酒公司也遭受掠奪，不得不停產。

幸好，李秉喆在此時遇到了貴人：李承晚。

因父親與李承晚是故交，李秉喆在其回國后多次拜訪，而李承晚也十分看重企業家的支持。一年后，李承晚當選南韓建國后第一任總統，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新公司“三星物產”。

三星發國難財的惡名也是在此時留下的：三星物產繼續干著李秉喆的貿易老本行，不過從出口變成了進口，將戰后必需品大量進口到國內，用一年的時間便做到了行業第七。

戰爭結束后，李秉喆及時轉舵，將戰略從進口轉為制造，建立了紡織廠“第一毛織”和韓國第一家制糖廠。

這一次轉型為三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56年，韓國對糖的進口量便從100%下降至7%，三星占據了超9成的市場份額。1960年，被李承晚賜字“衣被蒼生”的第一毛織資本從1億韓元增加到了30億韓元。

此時的三星，經過20年的發展已經確定了家族制企業的形態，業務也逐步擴展到制糖、制藥、紡織等制造業和保險等金融行業，對韓國經濟的影響正在快速上升。家喻戶曉的李秉喆也不再認為自己僅僅是三星的董事長，而是“國家的董事長”。

若僅按這個路線發展下去，三星仍舊會成為一個規模巨大的制造企業，但絕不會擁有如今的科技實力和產業鏈話語權。

三星企業命運的轉折，與韓國的國家產業轉型息息相關。

六十年代末，為了加速實現工業化，韓國將電子產品列入六大戰略出口產業，并于1969年1月通過了“電子業促進法案”，拿出了頗具吸引力的補貼和出口刺激措施。

海外電子企業看中了低成本的韓國勞動力資源，也在此時入局。在美國的幫助下，韓國科學技術研究所成立，韓國政府通過合資企業推動外國企業的直接投資。

擺在明面上的政策紅利，讓李秉喆果斷作出決定，進入了此前從未涉足過的電子行業。1969年1月，日后叱咤風云的三星電子正式揭牌成立。

李秉喆想得很清楚：“考慮到技術、勞動力、產業附加值、國內需求和出口前景等方面，電子產品是韓國當前和未來經濟發展階段最為適合的行業。”

然而，三星并沒有電子產品的生產經驗，曾在日本留學的李秉喆于是選擇向行業中先進的日本企業學習：在與日本三洋電機和日本電氣組建了合資公司之后，三星派遣了一批員工前往日本各地學習電視和真空管生產技術，并投資兩千萬美元建設了一個以研發和生產集成電路、電視顯像管為主的大規模電子工業基地。

合作之初，三星主要為三洋公司貼牌生產電視機。1970年11月，三星電子生產了第一只真空電子管和第一臺12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并在3年后推出了基于晶體管的19英寸黑白電視。1974年，三星電子開始推出冰箱、空調和洗衣機等白電產品。

然而，三星不甘心于代工。

三星研發團隊大量購買市場先進產品，從拆機器開始攻克技術難關，終于在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了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并出口巴拿馬等國。

所謂“抄襲”“剽竊”，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在“國退民進”的大風潮中，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機械、造船等子公司相繼成立，三星踏著多元化制造業的戰略步伐快速向前挺進。

但，野心勃勃的李秉喆并未滿足，這次他瞄上了半導體。

1974年12月6日，這個日子對三星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在看到了以半導體為代表尖端技術所蘊含的巨大機遇之后，李秉喆和他的小兒子李健熙不顧管理層的反對，自掏腰包出資入股了Hankook半導體公司。1977年底，三星與Hankook業務完全合并，正式更名為三星半導體，并于1980年整合入三星電子。

也正是這次收購，三星開啟了在存儲器領域的霸業征途，走出了一條“貿工技”的道路。

1983年初，三星在美國加州圣克拉拉設立了一個基地，為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技術尋找授權方，并從美國招募半導體人才。在被日立、摩托羅拉、NEC、德州儀器和東芝拒絕了之后，三星獲得了鎂光科技的64K DRAM設計授權和Zytrex公司的高速MOS工藝授權。

不過這一過程也并不順利。鎂光曾以400萬美元的價格向三星提供較為落后的設計圖紙，后來卻以偷看文獻為借口反悔，并將三星方面人員趕了出去。

技術封鎖，往往催生不擇手段的突圍。

此時韓國開始舉國家之力吸引海外人才歸國，三星也大力從日本企業挖人、挖技術。終于，在1983年底，三星從無到有成功開發出64K DRAM芯片，震驚了美國和日本。

1983年11月，三星對64K DRAM芯片進行了首次取樣——雖然仍落后于當時最先進的日本技術將近5年時間，但三星的這一突破為其在10年后成為全球最大存儲器芯片生產商奠定了基礎，踏出了三星半導體實現代際突破的第一步。

突破技術封鎖的道路很漫長。

1984年，為擺脫授權費用，三星圣克拉拉團隊通過逆向工程設計出了基于2微米工藝的256K DRAM，并在器興的新工廠啟動生產。一年之后，三星還成功實現了64K DRAM芯片的量產。

一切看起來似乎越來越好，三星卻在此時遇上了一場有預謀的價格暴跌。

在頭部企業的操控下，芯片價格從每片4-5美元跌至25美分。而當時三星的生產成本是1.3美元，意味著每生產一片芯片，便要倒貼1美元。

如此困境下，三星并沒有動搖在半導體領域的決心，李秉喆帶領三星電子繼續投資建設生產線，一路狂飆突進。直到1987年因病去世時，李秉喆也未能見到三星半導體盈利。

終于，連續五年在200mm晶圓上投入超過5億美元之后，三星在1992年推出了全球第一個64M DRAM，兩年后又率先推出了256M DRAM。

三星正式超越東芝，成為全球最大的DRAM制造商。

在DRAM之外，三星如今在液晶面板產業鏈上也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

1984年起，三星開始跟蹤液晶技術；1991年，成立面板事業部，并建成第一條試生產線。

液晶面板的代數越高，生產出來的基板尺寸越大，可供切割的屏幕尺寸就越大。在這樣一個強周期、重資產的領域，三星拿出了在DRAM領域從無到有的韌勁和破釜沉舟的信念。

這里又是一個“男默女淚”的故事。

九十年代初，三星利用液晶行業的低谷期，不退反進，重金擴建生產線，大量聘用失業的日本工程師。在1990年至1994年期間，每年虧損1億美金，打造面板產線。1995年，三星逆勢而上，建成第一條3代線，追平日本產能。

眼看就要熬出頭，卻遇上了亞洲金融危機。在這一時期，三星深陷債務危機，不得不砍掉很多業務。唯獨液晶面板，不但沒有被砍掉，還追投了數十億美元。1998年，三星建成3.5代線，面板出貨量達到全球第一，而第二名正式另一家韓國企業LG，實現了對日本的全面反超。

靠著韌勁和精明，三星成功在科技領域立足，演繹了屬于自己的光輝歲月。

三星帝國

如果說，李秉喆時期的三星，從貿易轉向科技，奠定了未來的發展方向。那么李健熙所帶領的三星便是拉開了“二次創業”的大幕，真正將三星推上了全球超一流企業的王座。

李健熙上任時的三星，雖然在外人看來風光無限，但是連續多年在電子產品、半導體領域的巨額投資已使得三星的資產負債率高達300%。而且，長期的跟隨、拷版戰略，也讓三星始終難以成為引領全球科技發展風向的一流企業。

與此同時，臃腫、僵化等大企業病也開始出現。當時的三星，在“漢江奇跡”的帶動下，產品不愁銷量，卻沒有人關心品質，大家都陶醉在韓國第一的自滿情緒中。

外強中干的三星需要變革。

李健熙的上任為三星帶來了新的動力。在其任內，一份報告和一份宣言成為了最終改變三星的關鍵功臣。

1988年，上任第一年的李健熙帶領五十歲的三星，開啟了“第二次創業”，并帶領管理層立下了“2000年不能讓三星成為世界一流企業便辭職”的軍令狀。

這位與父親共同奠定了三星半導體格局的企業家，上任后便著手整合業務，將旗下10個事業部的非核心資產賣給海外財團，將分公司、子公司縮減到47個。

“瘦身”只是第一步。

此時的三星，已涉足移動無線研發，并成立了手機部門。但三星當年推出的SH-100手持式1G手機質量差強人意：當時，一名三星員工在山中徒步時，看到另一名登山者正在使用摩托羅拉手機打電話，但他手中的三星手機卻根本沒有信號。最終，這臺手機只銷售了不足2000臺。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然而，更大的傷害還在后頭。

1993年初，在美國的洛杉磯，李健熙與三星電子的管理團隊在考察市場時發現，相比大受歡迎的索尼產品，三星的產品被擺放在柜臺上最不起眼的位置，布滿了灰塵，無人問津。

這讓三星的高管們深受震動。他們意識到，雖然三星在韓國是一家頗具地位的高科技企業，但在海外卻仍然處于質量差、價格低的檔位。

這次，李健熙自掏腰包，讓高管團隊購買競對產品，并逐一分析。

等不及回到韓國，李健熙在洛杉磯便展開了三星產品出口比較會議，一開就是四天，具體分析了攝像機、電視機、冰箱、洗衣機等七十八種產品，覆蓋了通用、惠而浦、索尼、東芝、飛利浦等競對品牌。

其中有一天，面對仍然沒有危機意識的員工，李健熙滔滔不絕進行了長達9個小時的“暴風洗腦”，底下坐著的高管團隊正襟危坐，汗如雨滴。

這次會上，李健熙廢除了三星“以數量為核心”的慣性，提出“以質量管制和力求變革為核心”。

1985年，張瑞敏一錘頭砸醒了海爾人對質量的意識。1994年，李健熙也效仿張瑞敏掄起了錘子——在三星電子工廠的操場上，堆滿了無線電話機、傳真機、手機等產品，當著三星集團高管及三星電子所有員工的面，10多名員工用錘頭將它們砸了個稀碎，只有又用一把大火將殘次品燒毀。

錘子和大火，激起了三星員工的斗志，也用狠厲的手段將“質量為重”的觀念灌入員工心里。

與此同時，后來成為京都理工大學教授的福田民夫（Tamio Fukuda）也針對三星管理人員夜郎自大、尸位素餐的問題，寫了一份直指三星弊端的報告，成為了李健熙進一步推動改革的導火索。

這份三星歷史上非常關鍵的《福田報告》，成了三星的一面鏡子，它促使李健熙開始改變三星的用人方式，最終確立了三星“人才即公司”的理念。

此后不久，1993年6月7日，李健熙帶領三星上下1800多名中高層管理人員來到德國法蘭克福，召開了一場三星歷史上至為關鍵的會議。

這場會議從傍晚開始，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李健熙破紀錄的長時間演講，后來被整理成為《法蘭克福宣言》，其核心就是“改變”。在會上，李健熙宣布“新經營”規劃，提出“除了老婆孩子，一切可變。”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一份《福田報告》，一份《法蘭克福宣言》，讓李健熙為中年三星清除了病灶，散發出新的活力。三星集團盈利從1987年的2688億韓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萬億韓元。

即便如此，重生后的三星依然也曾遇到過威脅生命的危機。

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三星集團虧損達到22億美元，負債率高達85%，瀕臨破產。在總裁尹鐘龍的鐵腕治理下，三星裁員30%，出售了120多個非核心資產，兩年后負債率到55%，最終渡過危機。

三星的“狠”是出了名的。

重獲新生的三星并沒有偃旗息鼓，而是大手筆投入研發，在海內外成立了30多家研究機構，每年營業額7%以上的資金用于研發。從1999年開始，三星榮登專利登記件數最多Top10企業，2002年，三星銷售額占世界第一的產品比率高達24.5%之多。

經過刮骨療毒、壯士斷腕、反周期投資等各種在短期看來是自廢武功式的起伏之后，三星市值在2002年超越日本索尼，三星電子在2017年取代英特爾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公司，終結了后者25年以來的霸主地位。并且在全球范圍內，保持著最大手機制造商的地位。

英雄之路是血與火鑄就的。

從追隨者到領導者的道路漫長而崎嶇，其間三星花費了數十年在質量、管理、設計、創新等領域進行探索，幾次起死回生。

如今，三星在前端產品和后端供應鏈上都做到了行業中的佼佼者。

在前端的產品上，三星的成績單相當亮眼——2018年全年，三星手機銷量超過了3億臺，連續第7年位居第一；三星電視的銷售額占全球市場的29%，銷量占18.7%，連續第13年蟬聯榜首。

然而，這并不足以讓三星成為帝國。

帝國之存在，并不在于手機賣了多少部、電視賣了多少臺，而是三星在多條產業鏈上都已經成為了絕對的霸主，讓其得以在激烈的全球競爭格局中扎根穩立，扼住競爭對手的命脈。

雖然，三星的手機業務已經被后來者逐漸追上，但高毛利率的半導體和面板業務卻一路高歌猛進——作為全球最大的屏幕供應商和閃存供應商，三星出產的DRAM內存占了全球產量的70％，NAND存儲芯片約占全球產量的30％。

在中國市場，三星一年能賣出幾千萬塊屏幕，而市面上絕大部分的筆記本電腦、手機、平板、移動硬盤、行車記錄儀等設備大多都使用了三星的存儲芯片。三星一年可以從中國市場賺走3000億元。

從不起眼的食品出口商起家，再發展到制糖、建筑、紡織、保險、零售等制造業和金融業，如今的三星在手機、電視、存儲器、面板等近20種產品上都做到了全球第一，集團旗下近80家子公司，最高曾占韓國GDP的四分之一，在扛起了韓國科技大旗的同時，建構了一個傳奇的商業帝國。

搶跑與堅守

80年時間，三星走上王座。

從拷版、到模仿、再到緊跟技術領先者，最終自己成為了全球技術領先者，要說其中有什么秘訣，那便是在關鍵技術面前，三星始終是一塊海綿，“保持饑餓”。

也就是這份“饑餓感”，讓三星這一路上的吃相顯得并不好看。商業世界里，三星絕對算不上高尚。盜竊、抄襲、作弊的名聲是其發展史上擦不掉的印記。

然而，歷史是由成功者書寫的，一切鉆營如今看來都可稱之為三星的“堅守”。

技術是最強大的生產力。

數十年間始終堅持的垂直化整合戰略和科研投入，使得三星在產業鏈端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力。2018年，三星電子全年營收達到243.77萬億韓元（1.44萬億元），利潤為58.59萬億韓元（3460億元），利潤率為24.03%。營收是華為的2倍，利潤是華為的6倍。

其中，三星電子的主要利潤來源仍舊是半導體，占比超過70%，包括DRAM內存芯片和NAND Flash閃存芯片。作為一家披著手機外衣的半導體公司——從SOC芯片、NAND、DRAM、OLED屏幕、CIS，甚至電池，三星都包攬了，在智能手機產業里，能做到如此硬件垂直整合的，僅此一家。

借助在供應鏈上的強悍話語權，三星仍然能夠卡住包括蘋果在內的幾乎所有手機廠商的命門，鑄就了馬里亞納海溝一般的護城河。

也正是站在如此偉大的功績之上，今天的三星才更加謹慎和急迫——5G壓境，三星作為重量級的種子選手，必須參賽并為國爭光。

這不是一場簡單的商業競爭，而是國家層面的戰略對抗。

其中，美國電信運營商Verzion和韓國三大電信運營商已先后推出面向普通用戶的5G網絡。韓國政府還宣布，將在 2022 年之前投資 30 萬億韓元 (合 260 億美元)，建立覆蓋全國的 5G 通信網絡。

在日本，NTT Docomo、KDDI、軟銀公司和樂天四大電信公司也已經獲得了政府分配的5G頻譜。四家還表示將在五年內累計投入不到1.7萬億日元(合152.9億美元)來建設5G網絡。

在美國，特朗普更是親自宣布了5G部署，聲稱將投入2750億美元建設5G網絡，并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施壓，要求其放開頻譜資源，提升批準效率。

在 “美國只能輸不能贏”的口號聲中，中國的5G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也在緊鑼密鼓地展開，三大運營商齊發力，華為一邊突圍一邊積極奔走，5G手機、5G公交、5G醫院等各種應用均在加緊落地。

5G戰場之上，金戈鐵馬，鼓聲沖天，你方唱罷我登場。

敵人正變得越來越強大，在此緊張氛圍下，三星才急迫地搶發5G手機和折疊屏手機，恐為人后。在這場與自己、與對手、與時代的競爭中，蘊藏著三星半導體進一步擴大優勢、三星手機重回神壇的重要機會窗口。

4月份，三星電子公布了“半導體遠景2030”規劃，這是一份投資總額高達1157億美元的計劃，用于邏輯芯片的研發、生產和代工，并為相關專業人才創造15000個就業崗位。

這一規劃與韓國政府在近期提出的以非內存芯片、生物科技和下一代汽車為重點對象的產業扶持計劃相呼應。三星的商業版圖背后，是以三星為核心、上下游韓國企業共同參與的長期發展計劃的成功，在此過程中，產學研與政府之手，缺一不可。

三星之道，提供了一個頗具借鑒意義的模板，只是這其中埋藏著“爆點”——搶跑與堅守的背后，三星必須平衡速度與質量，容不得再“炸”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