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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她被授予“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這是國家最高榮譽。10月3日,在香港頒獎的第四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她是“正能量獎”獲得者。10月18日
2019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她被授予“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這是國家最高榮譽。10月3日,在香港頒獎的第四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她是“正能量獎”獲得者。10月18日,汪德邁先生漢學獎頒獎典禮將在巴黎金石美學院舉辦,她是“汪德邁先生漢學獎”獲得者。
她是樊錦詩。
一個傳奇的女性,生于北京,長于上海,人們卻稱呼她“敦煌的女兒”。
▍ 2004年5月,在莫高窟第85窟壁畫修復現場檢查工作。
那是1983年的夏天,《光明日報》的記者來到敦煌采訪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無意中發現了樊錦詩兒子的來信,“媽媽,您什么時候才能調來?您明年一定調回來吧!媽媽,我想你啊……”原來,北京大學畢業的一對戀人,響應祖國的號召,各自選擇了最艱苦的地方,一個在武漢大學創建考古專業,一個在西北荒漠做了石窟保護。為了工作,長期兩地分居,根本無法顧及孩子的教育。樊錦詩和彭金章的故事,令記者感動,一篇名為《敦煌的女兒》的報道發表之后,樊錦詩成了名人。
樊錦詩,1958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1963年畢業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工作,從此扎根大漠半個多世紀,潛心石窟研究,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與永續利用作出重大貢獻,她是杰出的文物保護者,她低調、沉穩、只一心埋頭鉆研,就如同她的身影,樸素、不張揚。
她拒絕寫傳記,“覺得自己沒什么可寫的”,她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擔當,我個人的命運和擔當,同敦煌的事業和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
直到有一天,她遇到北京大學顧春芳教授。顧教授在《后記》中寫道:“2014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見樊錦詩。那次會面,匆匆而別,我沒有想到命運會在我們倆之間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緣分和情誼,我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為這個世界上‘懂我的人’。”
于是,有了新書《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
樊錦詩和雙胞胎姐姐是早產兒,出生時才六個半月,她得過小兒麻痹癥幾乎癱瘓,遭遇過青霉素過敏,經歷過父親含冤受辱的日子,承受19年夫妻兩地分居……就是這樣一副瘦小的身軀,兩條瘦弱的腿,她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從北京走到了敦煌。走過人生坎坷的道路,堅韌探索,一走就是50多年。樊錦詩以堅韌不拔的毅力不僅創造了生命的奇跡,也創造了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奇跡。
回憶過往,樊錦詩說:“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是的,在每一個荊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選擇了堅守。
1962年下半年,樊錦詩第一次到敦煌考古實習。1963年,大學畢業后她懷揣理想來到莫高窟工作。讓她心動的是延續千年的莫高窟,光彩奪目的彩塑和壁畫。然而,她卻說,其實也想過離開——艱苦的生活環境讓她數度不適,她想過離開。1967年樊錦詩和彭金章結婚,一個在敦煌,一個在武漢,她想到愛人身邊去。父親含冤去世,巨大的悲痛和孕期不適,她想離開……但是,她已經深深愛上敦煌,想為敦煌干點事。這不僅僅是因為敦煌燦爛的文化,還有常書鴻、段文杰等前輩的引領。1986年彭金章放棄武漢大學的工作,來到了樊錦詩的身邊。這之后,樊錦詩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敦煌文物保護的事業上。她一直說自己不是好妻子、好母親,“如果沒有老彭放棄自己的事業來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堅持下來。”
▍1965年與彭金章莫高窟合影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老師去世。那年中秋節晚上,樊錦詩一個人在九層樓下散步,圓月之下,思念“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的愛人。
這本書是樊錦詩的個人回憶錄,不僅真實地反映了樊錦詩的心路歷程,也是敦煌學發展的艱辛篇章。它不同于一般的自傳,書中對自己的貢獻簡單略過,而用大量的筆墨刻畫了常書鴻、季羨林、饒宗頤、段文杰、宿白等老一輩學者,她自己的求學、工作、成長,都是在新中國文化建設這個大環境和敦煌學發展這個學術背景中彰顯的。正如樊錦詩在自序中所說:“我一生的事業以及我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敦煌,寫樊錦詩這個人如果脫離了莫高窟的保護、研究和弘揚,而只是簡單重復網上多次發布的那些報道,就寫不出一個真實而又完整的樊錦詩。”這本書“把我個人和我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結合起來,把我對于文物保護事業的所思所想真實地表達了出來,甚至說出了我想說而說不出的話”。書中突顯的一顆心、一件事、一輩子,就是熱愛祖國文化事業的赤子初心,是保護莫高窟文物的使命在肩,是扎根敦煌大地的綠樹長青,是青春時“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愿”的莊嚴承諾。
在敦煌研究院有這樣一尊雕像,一個正當青春的女孩,一腳在前一腳在后,背著挎包,右手拿著草帽。行走的樣子朝氣蓬勃。我第一次見到那尊雕像的時候,被意氣風發的形象感染,敦煌研究院的老師跟我說,那是雕塑家孫紀元以樊錦詩為原型創作的雕塑作品,代表的是一代知識青年,為敦煌默默奉獻了青春的青年。書中有一張樊錦詩跟雕像的合影照片,她說:“那是我的青春。”樊錦詩將最美的青春定格在敦煌。
▍1962年10月莫高窟北大實習同學合影
【摘編】 從北大到敦煌 樊錦詩
▍《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樊錦詩 口述顧春芳 撰寫譯林出版社
第一次去敦煌是1962年8月,我跟著宿白先生和幾個同學一起去做畢業實習。
我們的畢業實習結束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北大提出,希望我們這些在莫高窟實習的考古專業學生畢業后到那里工作。1963年畢業分配,馬世長和我被分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第二次去敦煌,就只有我和馬世長兩個人。我心里知道,這一次去敦煌就不是在那里待幾個月了,而是要長時間在那里生活。
火車行駛在河西走廊,經過武威、張掖、酒泉,在茫茫的戈壁中偶爾可以看到遠處的綠洲,越接近敦煌就越感到荒涼寂寥。
我記得經過三天三夜的長途跋涉,火車抵達了柳園這個地方。當時敦煌沒有火車站,離敦煌最近的就是柳園火車站。從柳園到敦煌還有130多公里的路程。這段路沒有火車,只能坐汽車,路途顛簸。到了柳園后,我們坐上敦煌文物研究所拉煤的卡車沿著公路繼續往南,一路上只能看見一望無際的沙丘和戈壁。
卡車開進一個南北長2000多米、東西寬300米左右的山谷時,就接近了莫高窟。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時候,我已經是兩腿發麻,兩眼發暈,幾乎是搖搖晃晃地下了車。這兩次去敦煌,是截然不同的心情。唯一相同的是再次來到莫高窟時,我還是急切地想進洞看看洞窟里的壁畫。
那時我剛步出校門,學的又是考古專業,對佛教藝術還是知之甚少。史葦湘先生第一次給我們介紹洞窟的印象還留在我的記憶里,那些早期壁畫狂放熱烈的土紅色調,唐代金碧輝煌的經變畫和青綠山水,那各種各樣的極富想象力的構圖造型,斑斕瑰麗的色彩光影,這都是在北大上考古課時,從來沒有見到過的。只要一想到,迄今為止只有少數人才能夠看到這么多不同朝代的壁畫和塑像,我就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和喜悅。
▍星空下的莫高窟窟前部分舍利塔
第45窟的塑像精美絕倫,那是整個莫高窟最精美的菩薩造像。站在這些塑像前,你會感到菩薩和普通人面前的那道屏障消失了。菩薩像的表情溫柔而親切,就像是一位美好而又純真的少女,梳著雙髻,秀眉連鬢,微微頷首,姿態嫵媚,面頰豐腴,雙目似看非看,嘴角似笑非笑。菩薩像袒露上身,圓領無袖的紗衣,在肩部自然回繞下垂,紗衣上的彩繪花朵,色彩依舊鮮亮如新,一朵朵點綴在具有絲綢般質感的衣裙上。菩薩赤足站于圓形蓮臺,和那些天龍八部、金剛羅漢不同,他們仿佛就是有血有肉、有世俗感情的人。
第112窟的《反彈琵琶》,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敦煌的標志性壁畫,是最能代表敦煌藝術的圖像。以前在畫冊上看到過,現在近在咫尺,感覺完全不同。畫面表現的是伎樂天神態悠閑雍容、落落大方,一舉足一頓地,一個出胯旋身凌空躍起,使出了“反彈琵琶”的絕技,仿佛能聽到項飾臂釧在飛動中叮當作響的聲音……這一刻被天才的畫工永遠定格在墻壁上,整個大唐盛世也好像被定格在這一刻,時間和空間也仿佛被色彩和線條凝固起來,成為永恒的瞬間。
我第一次看到《反彈琵琶》時非常驚訝。這幅壁畫遠比我想象的要小,但是也遠比從前在圖片上看到的要更加生動。這是中唐時期的壁畫,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瑰寶。一千多年來,它就一直在那里,雖然窟外是自然條件惡劣的戈壁沙漠,但正是因為壁畫的存在,讓這個僅容得下兩三人的小小洞窟顯得富麗堂皇。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我從一開始就覺得整個莫高窟好像是一個人類幸存的博物館,而命運的安排,讓我置身于這些偉大的藝術面前,這里的一切完全向我敞開。
這個反彈琵琶的舞女表演的是唐代的樂舞,這是最生動的一個瞬間,一個高潮的段落,少女的體態豐腴、自在優美、肌膚似雪、神情專注,輕柔的腰肢和胳膊體現了那種西亞地區女性特有的含蓄和奔放。畫工的技藝高超,站在壁畫前,仿佛感覺有音樂從墻體里流出來。再湊近一點看,好像能夠觸摸到她渾身肌肉的彈性,感受到她細微的呼吸。我們很難知道,當初是否真的有個能歌善舞、風姿綽約的胡姬作為模特,或是全憑畫工離奇的想象和天才的創造。“反彈琵琶”成為大唐文化一個永恒的符號。歷經幾個世紀,唐代宮廷的伎樂和舞蹈凝固在了這一瞬間。還有一個個散花的天女,婀娜多姿的飛天,讓我忘記了自己正身處距離北京千里之遙的大西北。
有一段時間,我特別喜歡在黃昏時分去爬三危山。三危山正好面對鳴沙山崖體上的石窟,在那里可以望見整個莫高窟。我第一次看到崖體上的莫高窟的時候,那些密集的洞窟像蜂房一樣錯落地分布在崖面上,就好像成百上千雙眼睛,每一雙眼睛里都充滿了滄桑和神秘。敦煌的天格外藍,這種藍和北京的不同,它更純粹,更遼闊,更濃烈,不到大漠是不會知道世上有這樣幽藍幽藍的天空的。我有時候一坐就是半天,太陽還沒有落下,月亮就不知不覺升起來了,就能看到日月同輝的景象。
▍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群
在莫高窟這樣的自然環境里,我常常會想到李商隱的一句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夕陽還是那樣的夕陽,只是人已不再是昨日之人,有多少人早已消失在歷史的蒼茫之中。人其實是很渺小的,人一生中能做的事情非常少,我們都只是過客。
初到莫高窟的時候,我常常想,為什么在被世人遺忘的沙漠里會產生如此輝煌的石窟藝術?為什么敦煌仿佛被遺棄在此長達幾個世紀?這些由壁畫和彩塑營造而成的佛國世界曾經是什么面目?在這里曾經發生過什么事情?在這個絲綢之路曾經的重鎮,莫高窟擔負著什么使命?那些金碧輝煌的壁畫和彩塑,究竟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那些精美絕倫的壁畫是什么人畫的?這些洞窟最初是誰建立的?以后又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她又是怎樣湮沒在了歷史的記憶中?一千多年前的畫工究竟是怎樣一筆一筆創造出這樣一片絢爛的佛國世界的?第275窟的那尊坐于雙獅座上的交腳彌勒菩薩,半裸上身,三珠寶冠、三角靠背的形制分明是犍陀羅藝術的風格;第272窟赤足踩蓮的脅侍菩薩面相豐圓,胸部夸張,這儼然是印度的造像藝術風格;第407窟的藻井圖案是八瓣重層的大蓮花,圓形蓮花中心有三只旋轉飛奔的兔子,這究竟來自何方……這些問題每天都縈繞在我的心頭。
所有種種,都在向我傳遞著一種強烈的信息,那就是敦煌的空間意義非同凡響,這里封存的是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奧秘,這里是一個獨一無二的人類藝術和文化的寶庫。也許,我傾注一生的時間,也未必能窮盡它的謎底。
▍2004年5月19日,樊錦詩用紫外線燈在454窟調查壁畫題記。
光陰荏苒,沒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個世紀。我也沒有想到,我原本應該承擔的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任務,竟然長期未能交卷,經過曲曲折折,反反復復,到了21世紀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現在還在繼續編撰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一項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難以忘懷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將遵循北大師長的教誨,為此繼續努力。
來源:北京日報·副刊
作者:黃魯
攝影:圖片提供:譯林出版社
監制:吳勇
編輯:趙婷 吳勇
流程編輯:吳越
金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