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一生可用“壯悲”來形容。他以狀元下海開啟士商時代，在激烈的政治和經濟動蕩中，竭力務實，終而沒能全身而退。文/吳曉波11894年7月，中日爆發甲午海戰。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

張謇一生可用“壯悲”來形容。他以狀元下海開啟士商時代，在激烈的政治和經濟動蕩中，竭力務實，終而沒能全身而退。

文 / 吳曉波

1

1894年7月，中日爆發甲午海戰。慈禧太后從頤和園移駕紫禁城，滿朝官員都出城迎駕。當日，恰逢暴雨，路面積水頗深，文武百官個個匍匐路旁，衣帽盡濕，兩膝泡在水里，頂戴上的紅纓流下鮮紅的水，其中有一位官員是張之洞的堂兄張之萬，年過八十，久跪不能起身。慈禧乘轎經過眾官時，竟連頭也沒有抬過一下，好像眼前視若無物。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多年后，他說，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舉之幻夢，于此了結”。

其實滿朝文武最不應該有這種念頭的就是他了，因為就在三個月前，他剛剛“大魁天下”，成了本年恩科取士的狀元。而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一年后，這個叫張謇的江蘇南通人宣布放棄仕途，轉而去做一個商人。

狀元下海辦廠，是千百年來的一個天大的新鮮笑話。自從唐太宗李世民完善科舉取士，自詡“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以來，殿試摘桂是中國書生一生中最大的榮耀。然而，張謇經商卻顛覆了所有的光榮。他好像是往天下士人心中重重砸下了一個大錘，其震撼效應難以形容。

張謇經商的動機，與賺錢無關。他起自農家，苦讀成名，有過10年不得志的游幕生涯，最遠還去過朝鮮，當狀元時已年過不惑，自然不再年少輕狂。早在1886年左右，他就產生過“中國須振興實業，其責任須在士大夫”的想法，他還曾替張之洞起草過《條陳立國自強疏》，明確提出“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

他把自己下海經商稱為“舍身喂虎”， 竟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壯。在一篇晚年自敘中，他回顧說，“張謇農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見富貴人，然興實業則必與富人為緣，反復推究，乃決定捐棄所持，舍身喂虎。認定吾為中國大計而貶，不為個人私利而貶，庶愿可達而守不喪。自計既決，遂無反顧”。

2

張謇要辦一個紗廠，他起名為大生，其意源自《易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當時，日本商人獲準在上海開辦紗廠、絲廠，張謇頗有與之爭利的意思，而且江蘇一帶是絲綢之鄉，紡布織紗古有傳統。他聯絡了南通當地的六個布莊老板、木材商和典當行商人作為合伙人，商定辦一個2萬錠的紗廠。

狀元辦廠，雷聲很大，但是實際上卻很窘迫。他的創業資金只有區區2000兩白銀――其中700兩還是向朋友借墊的，也就是說，并沒有大官巨賈在背后支持。在官職上，他也不過是一個徒具虛銜的翰林院編修，沒有什么公權力可以利用。于是，大生紗廠從一開始就很有現代企業的氣息，他擬訂了一份《通海大生紗絲廠集股章程》，公開向社會集股60萬兩，分6000股，每股100兩，預計每股每年可以獲利22兩，他打算以2個月為期，在上海、南通、海門三處完成認購。

然而，盡管投資回報頗是誘人，而且張謇還有一個顯赫無比的狀元光環，但是，募股卻很是不理想，很多人對這個從來沒有經過商的書生不信任，還有人問他，“什么是工廠？”他去上海招股，數月下來一無所獲，還把囊中的錢都花了個精光，只好擺攤賣字才湊齊盤纏回了南通。張謇連寺廟、道觀的錢都想到了，有時湊不了100兩一股，就連半股也收，最小的一筆僅37兩，集股之難，可以想見。

一年半下來，那6個一開始跟著他玩的商人也先后跑了幾個，到1896年底，辦廠的錢才籌了不到8萬兩。這時候，對張謇頗有好感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幫了大忙。他提出，國營的南洋紡織局有2萬多錠積壓已久的紗機沒有用處，可以將這些設備折成官股，與張謇搞一個“官商合辦”。這批英國造的機器已在上海碼頭擱置5年之久，日曬雨淋，連包裝木箱都破了，機器零件銹壞的占了十之三、四，光是搬運和擦銹就需花去6000兩。走投無路的張謇聊勝于無，硬是咬牙接下這堆機器。他重修集股章程，大生股本定為50萬兩，其中，2萬官錠折價官股25萬兩，他再另籌25萬兩社會資金。

就在這種時候，他還上了一回盛宣懷的當。作為江蘇同鄉，神通廣大的盛宣懷答應幫他籌資金，兩人還一本正經地親筆簽了一份《通滬紗廠合辦約款》的合同，有當時名士鄭孝胥、何眉生做見證人。誰知合同一簽，盛宣懷覺得油水不大，就開始甩手不管。張謇寫了很多封告急之書，幾乎字字有淚，到最后盛宣懷卻是一分錢也沒有兌現。張謇對此大為惱火，一直不能原諒盛的言而無信，并從此對官商絕了念想。

終于又過了一年半，到1899年夏天，大生紗廠才算籌足資金開了工，5月23日，第一批“魁星”牌白棉紗出了廠，當日開動紗錠6000錠。到1900年2月，大生紗廠就賺回利潤2.6萬兩白銀。

3

張謇有天生的管理和經商之才。在大生創辦之初，他親自執筆撰寫《廠約》，對自己和幾個董事做了分工，各人均有明確的職責，獎罰措施、利潤分配方式等都有具體規定，每天下午兩點各部門主管舉行例會，有什么問題及時在這個會上討論解決。有趣的是，《廠約》細到對招待客人幾個小菜都有規定，平常飯菜二葷二素，休息天加四碟，二斤酒。另外每月犒勞兩次。逢節日或招待來客，“八碟”“五簋”“四小碗”“一點”，不得超過這個標準。《廠約》之外還有25個章程，規矩達195條，在當時，這恐怕已是中國人自辦企業能達到的最高水準。

由史料可見，張謇辦廠，唯一占了點政策便宜的是，他在南通注冊了“二十年內，百里之內，不準別家另設紡廠”的專利權，算是有了一點壟斷的優勢，不過這在當時也是很通行的做法。

除此之外，大生的壯大幾乎全憑商業上的運作。在紗廠正常生產后，為了降低棉花的收購成本，張謇接著創辦了通海墾牧公司，開始自己種棉花。接著，他又陸續開辦廣生油廠、大興（復新）面粉廠、資生（鐵）冶廠、阜生蠶桑染織公司、澤生水利公司、大達內河輪船公司、大生輪船公司等等，這些企業都與紗廠有產業上的關聯性，辦廣生油廠是要利用軋花下來的棉籽，辦大隆皂廠是利用廣生的下腳油脂，辦大昌紙廠最初是想把大生的下腳飛花利用起來，為大生生產包裝紙和翰墨林的印刷用紙，辦復新是因為大生有富余的動力而且每天漿紗織布需要大量面粉，辦輪船公司最初是為了大生的運輸需要，辦懋生房地產公司是外來人口漸多需要住房，辦鐵廠則是為了制造織布機、軋花車等設備。

如此完備而精妙的產業鏈打造，完全是大工業制造的理念，不但在當時中國絕無僅有，百年后視之，仍是商業戰略上的正道。當時的英國人曾在一份報告中寫道，“推張殿撰之意，凡由外洋運來各種貨物，均應由中國自行創辦。”比張謇小一輩的天津實業家范旭東后來感慨不已地說：“南方的張季直先生（張謇字季直），在科舉施毒那種環境之下，他舉辦的工業，居然顧慮到原料與制造的調和，運輸，推銷，兼籌并重，確是特色。”

4

張謇辦廠，另外一個大的貢獻是“紳督商辦”，跟盛宣懷的“官督商辦”相比，這是晚清企業的一大進步模式。

作為股份制的大生紗廠，股本中有一半是那堆英國紗機折算過來的官股，所以在一開始它也被稱為是“官商合辦”，不過終張謇一生，他都沒有讓官府的手伸到企業里來，數十年中，官股從來只拿官利、分紅，并不干涉廠務。身為“總理”，張謇本人雖也是股東之一，但股金不過區區2000兩（在全部資本中只占0.4%），他在大生的權威從來都不是靠資本，靠股份，而是他的狀元頭銜、人脈資源，他以士紳身份，居官商之間，負責全權辦廠，這是他獨有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官替代不了他，單純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

張謇另外一個偉大的地方是，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他并沒有憑借自己的權威，將企業一點點地據為己有，這在當年的制度和人文環境中，是多么容易的事情。在大生事業中，他盡管也有被“神化”的時刻，但是，卻始終受到股東的監督，特別是在經營窘迫的晚期，他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對股東會的指責和壓力。

知識分子下海經商――我們稱之為“士商”或“紳商”，在甲午戰爭之后的中國漸成時尚。

在晚清，投身于現代工業的新興企業家群體，主要由四類人組成：一是盛宣懷式的官辦商人，二是鄭觀應式的買辦商人，三是草根起家、面大量廣的民間商人，四就是張謇式的士紳商人。中國學者馬敏認為：“在官與商這兩大社會階層之間，士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雙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他們往往上通官府，下達工商，即所謂‘通工商之郵’，構成官與商之間的緩沖與媒介，擔負起既貫徹官府意圖，又為工商界代言的雙重使命。”

主編《劍橋中國史》的哈佛學者費正清在談及“張謇現象”時指出，19世紀末，其實中國還沒有資產階級；“相反，正是這些維新派首創了資產階級，或者可以說是發明了資產階級。像張謇等士紳文人，在甲午戰敗后之所以突然開始投資辦現代企業，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動機。其行動是由于在思想上改變了信仰，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中國的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具有某種出于自愿的理想主義的特點。”

張謇經商在當時確是引起了軒然大波，在他的感染下，兩年后，蘇州另外一位狀元公陸潤庠也宣布下海創辦紗廠，還有一位咸豐朝的老狀元、已經官居禮部尚書的孫家鼐則命他的兩個兒子孫多森、孫多鑫在上海創辦了我國第一家機器面粉廠――阜豐面粉廠，這些狀元公的行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驚世駭俗，對于視“工商”為“末業”的中國社會來說，簡直不可思議。

這一士商階層的陡然出現，因其思想、資本與政治資源的多重組合，很快成為影響中國變革進程的一大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在日后的社會動蕩中扮演了重要而微妙的角色。

5

1900年，中國北方爆發義和團運動，數萬由貧困農民、小販和手工業者組成的秘密團體突然發動對在華洋人的襲擊，他們搗毀教堂，沖擊租界，殺死中外教徒，數十年的深重屈辱轉化成民族主義的熊熊烈火。

義和團提出的口號是“扶清滅洋”，他們宣稱穿上一件畫有符咒的衣服或喝了一種“神水”后就可以刀槍不入。已經老糊涂的慈禧太后居然相信這是真的。于是，她下詔向各國宣戰，號召“義民成團，藉御外侮”。8月14日，八國聯軍2萬人攻陷北京，洗劫三日，并沖進紫禁城。慈禧倉皇西逃。后世將這一段很哀傷而奇異的歷史稱為“庚子國變”。

?北京慘遭洗劫的同時，各國軍艦也氣勢洶洶地游弋在上海港、廣州港及長江沿岸，商業富足的南方眼看也難逃一劫。這時候，官商盛宣懷和士商張謇聯手出演了一出很精彩的“互保大戲”。

5月間，義和團鬧事北京的時候，盛宣懷就覺得大事不妙，他借口到上海“考察貨物時價”悄悄南下，一邊密切關注時局。他力主鎮壓，認為“拳會蔓延，非速加懲創，斷難解散”。他的觀點得到洋務派大佬們的認可。當時，李鴻章被派到廣東任總督，張之洞在湖廣，劉坤一在江浙，袁世凱在山東，也就是說最清醒的官員都不在朝堂，北京任由慈禧胡來。當老太太悍然向八國宣戰的時候，四大總督都知道大禍將至，張之洞在圣旨下達同日，電奏朝廷，“懇請嚴禁暴民，安慰各國，并請美國居中調停”，李鴻章更絕，他徑直對轄內官員說，北京的電報發錯了，“此亂命也，粵不奉詔”。但是，大家對如何解決危機仍束手無策。

這時候，盛宣懷提出“東南互保”方案。具體來說，就是四大總督向各國公使保證，他們將“奉詔”自保疆土，長江及蘇杭內地的外國人生命財產，由各督撫承諾保護，上海租界的中外商民生命財產，則由各國共同保護，“此疆爾界，兩不相擾”。

互保方案明顯與慈禧的宣戰圣旨相悖，若按清律，是大逆不道的滅門大罪。盛宣懷斗膽提出，居然得到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響應。在南通辦紗廠的“狀元企業家”張謇，得聞此議，也非常認可，并積極參與促成。幾位總督中，劉坤一最為首鼠兩端，他對形勢判斷不清，與李、張等人又有心結矛盾。這時候，跟他交情最深的張謇出面勸說，張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段有精彩的描述：劉猶豫，復引余問：“兩宮將幸西北，西北與東南孰重？”余曰：“無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無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劉蹶然曰：“吾決矣。”告其客曰：“頭是劉姓物。”既定，議電鄂約張（張之洞）。由此可見，劉坤一聽了張謇的進言，終于決定提著腦袋搞互保。

張謇搞掂劉坤一后，盛宣懷則連日周旋在各國公使之中，“憂心焦思”，力圖說服。盛主商多年，身份亦官亦商，在各國公使看來，是個有信用的人。況且，他們也不希望江南戰亂，損害了已有的商業投資。互保動議竟然得到了實施。經過盛、張等人的努力，在北京硝煙滿天的時候，南方終于沒有發生戰事。《清史稿》記錄此事，認定“宣懷倡互保議”。

“東南互保”在中國政治史上是一個標志性事件，圣旨被當成“亂命”，意味著中央政權至高無上的權威性已經瓦解，皇權殞落，看來只是一個時間和方式問題了。而讓人意外的是，促進此事者，卻是一群注重實業的官商和士商，盛宣懷在當時的官階只是一個二品頂戴的“道員”，而張謇更不過是一個已經下海經商的狀元，其他活躍的人還包括湯壽潛和沈曾植等人，湯當時是浙江一個學堂的校長，后來與張謇合資創辦經營碼頭、倉儲業的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沈則是南洋公學（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監督（校長），后來創辦過造紙廠。

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近現代史上，新興的企業家階層第一次在政治上展現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他們的成功，得益于開明理念、社會聲望、商業實務上的積累以及獨特的妥協智慧。

6

從戊戌變法失敗，到庚子國變，中央威嚴盡失。變革力量從體制內轉到體制外，后來十年，孫中山的革命黨不斷起義，激進思潮日漸蔓延。而中國企業成長的主流，也從由上而下的洋務運動，轉而為由下而上的民間創業熱潮。

1900年之后，張謇的大生紗廠進入全盛期。在義和團事件中，北方大亂，南方卻未受影響，而局勢動蕩，造成洋紗進口明顯減少，機紗市場價格挺俏。這年秋天，張謇在日記上高興地寫道：“廠事復轉，銷路大暢。”到年底，大生獲純利達11.8萬元。從1901年到1907年，張謇一口氣先后創辦了19家大大小小的企業，赫然成為國內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集團。

張謇經商十分成功，不過作為士商代表的他卻志不在此。

在“東南互保”中勉盡全力后，他繼而起草了一份《變法平議》，提出四十二條具體的改革意見，呈遞給朝廷后，竟無任何下文。失望之余，他決心從實業、教育入手，在民間層面實現自己的改造社會的理想。他嘗對人說：“我知道，我們政府絕無希望，只有我自己在可能范圍內，得尺得寸，盡可能的心而已。”

張謇的盡心構思是，靠一己之力量，徹底改造自己的家鄉南通縣。而實行的辦法就是“父教育，母實業”，把南通建成一個帶有自治性質的模范城市。

1903年開春，張謇在南通創辦小學，那時普遍都叫“學堂”，張謇稱“學校”很是超前，十年后，新生的民國教育部才通令全國一律改稱學校。張謇的小學分為本科和講習科。4月23日，本科生復試的試題是他親自擬的，經義兼國文的題目是“先知先覺釋義”，歷史題為“三代學制大概”，地理題為“中國生業物產大概”，還有兩道算術題。

據記載，考試那天，大雨滂沱，學生都是撐著油紙傘來的，監考的教習中就有以后鼎鼎大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另外還有多位日本籍教習，張謇壁立校門，淋雨迎候每一個學生。學校開學前夜，張謇和一個助理逐一檢查學生宿舍，月沉星稀中，助理舉蠟燭，他拿錘子，在每個房間門口釘名牌，把釘子敲牢，直到后半夜。

他為學校立的校訓是，“堅苦自立，忠實不欺”。為了提高教師收入，有一年，他在一次股東會上提議，把旗下一家墾牧公司原來的3000多股按4000股分派，多出的近千股作為紅股份，給南通師范學校450股，公司職員460股。

7

南通原本是個偏處一隅的小城，在張謇辦廠之前，城內人口不過4萬，沒有任何工業，只有零星的手工作坊，人們按農業社會的節奏過著傳統的生活。小城被一條叫濠河的河流所環繞，千百年來有“富西門，窮東門，叫花子南門”之謂，張謇便把自己的事業都投注在南門之外、濠河以南的荒地上。他立誓要在這里建一座中國最好的模范城。

隨著他的企業日漸增多，荒蕪的城南竟漸成氣象，南通舊城內民房矮小密集，街道狹窄，寬不過兩間，只能通人力車，南邊的新城則道路寬廣，可通汽車，沿著濠河和模范路，南通師范、圖書館、博物苑、更俗劇場、南通俱樂部、有斐旅館、桃之花旅館，以及女工傳習所、通海實業銀行、繡織局等等企業及公共設施比鄰而興，南通向外界展示著自己最近代的一面。

張謇經商一生，所積財富數百萬兩，大多用于教育和地方建設。他的平常生活十分儉樸，每餐不過一葷一素一湯，沒有特別客人，不殺雞鴨。1903年，他應日本博覽會之邀去日本考察，買的是最便宜的三等艙客票，有人驚訝于他的節儉，他答曰：“三等艙位有我中國工、農、商界有志之士。一路與他們敘談振興實業之大事，乃極好良機，求之不得。”他曾計算，經商二十多年中，用在公共事業上的工資、分紅可記150多萬兩，加上跟他一起辦企業的哥哥所捐，總數超過300萬兩。

張謇多有名言留世，他嘗言，“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他還說，“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斯人的眼光與胸懷，實為百代僅見。

從張謇等人身上，我們看到的事實是，在國難亂世之中，新生的企業家階層并不是一群只知道維護一己利益的人，也不是一群被改造的、隨波逐流的人，他們在很多時候表現出來的勇氣和理性是其他階層的人們所不及甚至不能理解的，他們因自己的事業而形成了一股特別的力量。在有些時候，竟讓人覺得他們也許是真正勇敢的人。

8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張謇在漢口登上“襄陽丸”返滬。當時，大生紗廠的湖北分公司剛剛開業，他是來參加開工儀式的。輪船開動時，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長江對岸的武昌城內火光沖天，隱約槍聲此起彼伏，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囑咐水手加速離去。

從留存至今的記錄看，他是唯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發的當世大企業家。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似乎是一個命定遲早會發生的事情，無喜無悲，只有漠然。在革命爆發的時候，對清政權已極度失望的企業家集團表現出了順應時代大勢的特征。不過這一點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則就是與強者結盟。

作為立憲派的民間領袖，張謇此前一直反對革命，他感嘆：“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但是，他想蓋新房子，卻也不愿意放火燒掉舊房子。10月12日，他從漢口坐船到安慶，得悉武昌爆發起義后，當即趕到江寧，求見駐防將軍鐵良，建議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隨后的形勢發展完全出乎預料，他的兩位最親密的立憲派同黨湯壽潛和程德全相繼在浙江、江蘇宣布獨立，張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現實。他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很快，他與上海同盟會取得聯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黨前往南通，成立通州軍政府，宣布和平光復。張謇的內心轉折與矛盾，反映了企業家與革命的復雜關系。

帝國覆滅，民國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獲取政權的政治家到底有怎樣的治國藍圖和多大的實務才干呢？

張謇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第一屆實業總長，1912年1月3日，他以這個身份與孫中山對談政策。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交談，他在當天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就是邊際的意思。這話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沒有實際辦過實業，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1915年，張謇再度被袁世凱任命為農商總長。他在創業過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認為官方介入企業只會破壞經營自由，與民爭利，必然導致企業的失敗。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夾縫中艱難生存的民營企業，用“千萬死中求一生”來形容私人企業的困境，所以他愿意代表私人資本發出縮減壟斷、擴張民營的呼聲。

他就任農商總長后就發布公告：從今天開始，凡隸屬本部的官辦企業全部停辦，改由招商承辦；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實業，比如絲茶機械等，一兩家私人公司是無法經營的，但其重要性關乎社會農商業的進步，那么，可由官方先作規劃，引起人民的興趣，然后交給民營承辦。其思路脈絡，與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張基本偶合。

9

張謇的實業在1914年前后達到巔峰。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陷入混戰，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企業家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

以棉紗業為例，在1914年之前，中國每年需從國外進口棉布1900萬匹、棉紗250萬擔，到一戰結束時已分別銳減到1400萬匹、130萬擔，僅英國的進口棉織品，就減少了48%。據記錄，在1916年，每生產16支紗一包可獲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達70.65元。張謇的大生紗廠是最重要的棉紗制造集團，在1918年，大生兩家工廠的利潤率都超過了100%，1919年的兩廠盈利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擁有紗錠數達13.7萬枚，為國內第一。當時，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搶手的股票。據時人回憶，“一股一百兩銀子，紅利最高的時候分紅可以達到一股20兩，一些股金多的投資者，得到的利息銀子甚至無法靠人力搬動，要用車子推。這就讓那些開始時不愿意投資的人們后悔不及。”從1914年到1921年的八年間，大生兩廠的利潤累積超過1000萬兩。

中國人向來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對企業家來說，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這方面，張謇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典范，從1903年開始，他就致力于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將近二十年下來，南通已成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縣城。

1920年，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們就已感受到她的現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奔馳，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著煙，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回響——一個歡快勞動的日子又宣布開始了。在江岸邊建有現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通過現代化的公路和運河，運輸線四通八達。……登上狼山山頂，一幅動人的壯麗圖畫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南面奔騰著雄偉的長江，它的水上運輸繁忙。在西面靜臥著南通城，屋頂、煙囪、城門樓依稀可見。到處都顯示著滿足、快樂和繁華。我們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種，并由田間小路分割成幾何形狀。……在居住區內有大量精心種植的樹木，這也是這里的一個特征，在中國其它地區沒有類似的情況。”

上海英文報紙《密勒氏評論報》主筆J.B.鮑威爾也是在這一年到訪南通，他稱之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他在報道中寫道：“張謇以及他的兄長張詧、他的兒子簡直可以用‘君臨天下’一詞來形容，除了童話故事中對待臣民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慈善君王外，可能無人可與之匹敵，而在南通州這卻是事實。”1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通舉行年會，梁啟超到會，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文學家魯迅的朋友、日本人內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理想的文化城市”。

同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這一年正好是他70歲大壽。讓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這一輝煌的時刻，張謇的企業突然冒出了危機的苗頭，他很快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

10

危機源于市場的突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歐洲各國進入戰后復興，中國再成被爭奪的市場，再加上連年農產品歉收，各種原材料大漲，脆弱的民族產業受到嚴重沖擊。其中，景象最慘的是前些年發展最快的棉紡業，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爆發了紗廠危機，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紗廠停產歇業。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便是張謇的破產。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務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設，他到底有多少時間花在生產經營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團在1919年創下盈利380多萬兩的最高紀錄，到1922年就因棉花漲價而出現了虧損，該年虧掉70萬兩，其后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萬兩的巨額債務，直奉戰爭爆發后，東北和華北市場已慘不可問，更糟糕的是齊燮元與盧永祥居然還在家門口開火，江浙市場一動搖，大生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

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資不抵債，光是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經高達906萬兩，張謇被迫把苦心經營將近30年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接辦，在陳光甫的安排下，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已年過72歲的張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難，他不由感嘆：“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張謇商業王國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紗產業的危機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理想主義的沉重包袱。為了南通的公共事業，大生紗廠常年無償輸血，已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占用的款項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企業辦社會，最后拖累大生。

二是多元化經營失控。張謇晚年反省失誤時承認“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其中失誤最大的投資是墾牧產業，墾牧業帶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投資大，周期長，而且受海潮、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張謇先后創辦了近20家墾牧企業，圍海400萬畝，累計投入資金2119萬元，它們竟然全數失敗，紗廠資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

三是企業管理混亂。大生雖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張謇的光環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團內各實業公司都沒有基層負責的規定，事無巨細，表面上都要向他請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業之外，對于經營實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叢生，一旦發作，便無藥可救。

11

晚年的張謇從云端墜下，在最后的歲月里竟飽受煎熬。

自企業虧損之后，種種流言四起，每次開股東會他都不得不面對指責，好幾次會議不歡而散，在一封寫給股東的信中，張謇十分無奈地說，自己已七十多歲了，為人牛馬三十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他還給自己在狼山之畔選了一塊墓地，自擬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墓上不銘不志，只簡單地刻著“南通張先生之墓闕”，沒有頭銜，沒有裝飾。

在生命的最后一個月，他還去視察江堤，為鹽墾事業做最后的努力，因勞累過度，他發起高燒，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

張謇下葬時頗為寂寥，并沒有關于他的陪葬品的記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24日，張墓被紅衛兵當作“四舊”砸毀，孫女張柔武目睹墓中葬物。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發。

春與人俱老，花隨夢已空。張謇的破產和去世，意味著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如他這樣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適為他的傳記作序言，稱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化學工業不能忘了范旭東，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

其實，張謇之不能忘記，又何止輕工業而已。

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楊帥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